適應我國改革發展的新形勢，並認真汲取SARS危機中的嚴重教訓，我院於今年6月提出“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14條建議。7月，我院在北京召開“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座談會。11月29—30日，我院又在海口召開“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國轉型時期政府改革國際研討會”。根據我院的研究，並參考中外專家的觀點，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政府改革已成為我國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點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25年的改革實踐證明，我國改革的每一步進展都有賴於政府改革的實際進程。改革走到今天，經濟社會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大都同政府改革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事實上，政府改革不僅成為廣大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成為我國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點。

1、政府改革的關鍵是實現政府轉型。政府改革的滯後，是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面臨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歷次政府機構改革不盡人意，政府職能轉變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主要原因在於沒有明確、也沒有解決好政府轉型的問題。事實上，機構改革也好，職能轉變也好，都只涉及政府改革局部操作層面的調整，並不能涵蓋政府改革的全部內容。現在看來，在改革逐步深入的情況下，政府改革的實質是轉型。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就是要探索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改革的新路。總的來説，我國的政府在多方面仍然具有經濟建設型政府的特徵。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不僅在於實現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轉變，更重要的在於要實現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不僅在於政府應當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更重要的在於政府要為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不僅涉及政府機構的調整，更在於實現“政府再造”和推進政府的“自身革命”。

2、政府轉型對於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我國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看，無論是民營經濟的發展，還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政府確實把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重建社會信用體系，規範社會秩序，重要的是建設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建設一個講誠信、有公信力的政府；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更需要加快政府的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在我國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政府轉型已成為經濟轉型中最具實質性和關鍵性的改革內容。

3、政府轉型對於解決我國社會嚴重失衡，建設現代社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伴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社會多方面的嚴重失衡日益成為我國社會穩定面臨的嚴峻問題。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如何把貧富差距約束在經濟良性迴圈和社會公眾所要求的限度內，如何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的嚴重差距，尋求符合我國國情的共同富裕之路，都對政府轉型提出全面挑戰。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不僅是經濟轉型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轉型越來越迫切的內在需求和重要保障。

4、政府轉型對於執政黨建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執政黨建設面臨巨大的內部和外部壓力。在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約束下，執政黨的建設與政府的轉型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反映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執政黨與時俱進，主動穩妥地實現政府轉型和推進政治改革的重要舉措。

5、政府轉型是一場深刻的“政府革命”，對於“政府再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不應當再扮演經濟建設主體的角色；不應當再壟斷更多的經濟資源和經濟權力，不應當擁有部門利益和集團利益；更不應當産生令百姓痛惡的體制性、部門性的腐敗問題。而應當成為為市場主體和全社會服務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機構，應當成為能反映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因此，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不是簡單地對現有政府管理體制的修修補補，不是單純地對現有行政管理體制的增增減減，也不是一般性的政府職能調整，而是建立一個與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相適應的、以人為本的現代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説，政府轉型實質上是一場深刻的“政府革命”，這場“革命”，對於抑制和解決嚴重的腐敗問題，對於加快建立一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有效政府，實現“政府再造”，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我國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標

6、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對政府轉型提出客觀要求。我國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不僅為政府轉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且對政府轉型提出客觀要求。第一，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市場經濟的主體應當是企業，而且主要是民營企業，政府不應當也不可能再充當市場經濟的主體力量。第二，在深化國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國有資産市場化是一個大趨勢，也是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的正確途徑。政府不是國企的“婆婆”加“老闆”，徹底的政企分開是國企改革的迫切要求。第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為此，從審批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是一個需要徹底解決的重大問題。第四，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應當把自己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資源轉移到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方面來。因此，改革投資型財政體制，建立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是政府轉型的內在要求。第五，我國加入WTO，實行開放型經濟，對建立統一、有序、守信用的市場環境提出全面要求。執行規則，遵守規則，更好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實行有效的公共服務，是全面開放對政府轉型提出的基本要求。

7、應當客觀地分析經濟建設型政府的過渡性和局限性。從總體説，我國的各級政府帶有比較明顯的經濟建設型政府的特徵。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長期主導資源配置，實現了GDP的快速增長。與此同時，由於政府將掌握的資源主要運用在經濟領域，這使政府長期充當了經濟建設主體和投資主體的角色。實踐證明，經濟建設型政府有幾個嚴重的誤區：一是政府長期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起主導作用；二是解決不了政府、國有企業與國有商業銀行的結構性矛盾，致使政企分開長期成為改革中的一大難點；三是重視經濟建設的投入回報，嚴重忽視社會事業投入的巨大經濟、社會效益；四是不恰當把一些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推向市場、推向社會。應當説，這種政府模式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大大推動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目前的突出矛盾在於：第一，在我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前提下，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政府繼續充當經濟建設的主體和投資的主體，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已開始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桎梏。第二，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失衡等，都與政府的轉型有直接、內在的聯繫。

8、政府轉型的目標取向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十六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GDP的增長不是最終目的，它要以社會各方面的協調發展為重要前提。在經濟體制轉軌進程中，長期靠各級政府主導或直接進行投資和建設，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如下幾個方面的惡果：一是政府權力的異化，公共利益部門化，權力尋租無法避免；二是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政出多門；三是這種體制必然會以GDP為官員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造成許多低效率的投資，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受到抑制，在失業問題、弱勢群體的保護方面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四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空間被壓縮，行政壟斷和審批事項增多；五是政府的社會公信力降低，社會信用體系破壞，容易形成畸形的市場經濟。

要走出這種路徑依賴的陷阱，出路就在於建立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所謂“公共服務型政府”，從經濟層面上説，政府存在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主要為社會提供市場不能夠有效提供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制定公平的規則，加強監管，確保市場競爭的有效性，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不應該直接作為微觀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或者依靠壟斷特權與民爭利；從政治層面上説，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政府要確保為社會各階層，包括弱勢群體提供一個安全、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環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有效的治理而不是統治；從社會層面上説，政府要從社會長遠發展出發，提供穩定的就業、義務教育和社會保障，調節貧富差距，打擊違法犯罪等，確保社會健康發展。

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執政黨宗旨相一致的政府治理模式。其之所以能夠實現良治和善治，是因為這種政府治理模式還有如下鮮明的特徵：第一，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一切公共權力都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的監督之下行使；第二，政府是有限權力政府，政府公共權力由人民授予，必須嚴格限定在為人民服務的範圍內；第三，政府是透明政府，嚴格實行政務公開，避免暗箱操作，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第四，政府應當是精幹的政府，必須嚴格注重降低治理成本並提高服務品質，避免機構人員膨脹。

9、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更有利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從現實來説，政府轉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更好地為經濟發展服務。通過創造良好環境、完善市場經濟，為企業服務來促進經濟發展。從經濟學上分析，公共服務型政府對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比經濟建設型政府的效率更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建設型政府對於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是有限的，並且不可能長期維持較高的效率。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由於産權的問題不容易解決，委託代理的關係不容易處理。在産權關係不能明晰的情況下，一方面造成國有企業的低效運轉，另一方面又容易造成腐敗的加劇。如果政府從具體的經濟建設和經濟活動中抽身出來，企業的活力四溢，不僅國有企業會得到發展，民營企業也會得到長足發展。因此，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經濟發展不僅不會減慢，而且還會大大加快。

10、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解決發展失衡的關鍵。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是一種新的科學的發展觀，也是一種新的科學的改革觀。過去的25年，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並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從現實的情況看，解決各種失衡問題，需要從多方面治理，但關鍵在於實現政府轉型。這是因為，諸多失衡問題的産生、發展，説到底與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同時期的方針政策，與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密不可分。相對於其他改革,政府職能轉換嚴重滯後，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目標還有較大差距。因此，要解決發展失衡問題，其關鍵是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經濟的範圍，切實把政府工作重點轉變到提供基本公共産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上來。

三、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要以人為本，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著眼于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

1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全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第一，政府應該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資源，不再以投資和形成國有産權為自己的基本職能，而要以提供基本的公共産品為政府的第一職能。第二，調節市場經濟。政府調控經濟的最基本職能就是利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關係。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實際上是短期和中長期兼顧、供求平衡和結構優化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兼顧。第三，宏觀調控職能，用“有形的手”糾正市場失靈。第四，全面承擔改革成本，不要把改革的成本轉嫁給市民、農民和企業。

在民營企業逐步成長足以取代國有經濟以前，國有經濟不必急於退出競爭性、盈利性行業。但從經營競爭優勢上説，競爭性、盈利性行業還是以逐漸民營化為好，政府不必與民爭利。政府逐步從競爭性行業抽身出來，把注入這一經濟領域的公共資源力量轉到提供公共産品和社會服務上來，才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12、從關注弱勢群體的角度出發，集中解決最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為此，第一，要為農民工提供最基本的人身權利保障，建立有效機制，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等相關問題。我國目前有1億左右的農民工，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分佈在各大城市，主要由公安機關對口管理，不僅沒有享受到任何社會保障，而且經常遭受人身權利的侵害。這是我國當前社會最大的隱患之一。各級政府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緩解這種矛盾。第二，各級政府要強化就業服務職能，關注城鎮待業人員、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許多社會學專家對城鎮待業青年進行了心理分析，認為這部分群體的違法犯罪傾向最高。大中專畢業生就業難也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對家庭和社會心理的衝擊很大。政府必須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有所作為。第三，建立最基本的救濟體系，為城市下崗職工提供有效保障。目前，雖然各級政府已經重視和開始建立城鎮救濟體系，但是由於資金短缺和措施不到位，許多生活困難的下崗職工事實上處於無人過問的境地。第四，要嚴格保護居民的財産權。近幾年來，在城市建設中的房屋拆遷産生了相當尖銳的矛盾，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主要表現在沒有一個合理的補償機制，居民的財産權受到侵害。應當抓緊在全國範圍內形成規範的法律文本，採取有效措施予以解決。第五，建立社會危機的預警機制和責任機制。我國當前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十分突出，而這一階段保持社會穩定是關係到鞏固改革成果、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要由中央政府統籌規劃，建立系統的社會預警機制，明確地方政府在防範和化解危機中的責任。

13、以人為本，千萬不要忽視農民。要特別重視農民的利益，為農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當前，解決農民問題要突出辦好四件事：一是給農民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二是減免農業稅，取消農業特産稅；三是保障農民的生存權，而且要尊重和保障他們的發展權利（包括公共衛生、教育、文化和政治權利）；四是創造條件，建立和完善農村最低的社會救濟制度，試行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4、注重並建立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目前中國社會分化與失衡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儘管已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但社會失衡加劇的趨勢仍然沒有得到遏制。從目前的情況看，還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要扭轉這種趨勢，國家就必須承認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的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並保護其權利，要為不同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以及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壓力做出制度性安排，充當規則的制定者和衝突的裁決者，要特別關注和保護弱勢集團。

15、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取向的政府業績評價體系和科學的行政問責機制。我國當前出現的部分經濟社會矛盾，與以GDP為取向評價政府和官員的業績有密切的關係。SARS危機以來，許多專家發出了警示：我國當前已經進入社會發展的不穩定期。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儘快廢除以GDP為取向的政府業績評價體系，糾正那種見物而不見人的片面發展觀。儘快按照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取向的政府業績評價體系，堅持以人為本，將政府職能切實轉變為社會提供基本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上來，強化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與此同時，建立科學的行政問責機制，追究政府行政機關和官員在公共服務職能方面失職的責任。

16、在現代社會，公民的知情權比什麼都重要，要建立完善的資訊公開制度。公民的知情權與政府資訊公開化，是公民管理國家事務的基礎，離開了知情權，公民參與國家事務就是一句空話。公民不了解政府資訊，官員便有可能進行暗箱操作；沒有資訊透明，官員便可能營私舞弊，公民便可能受欺騙，也無法對政府進行監督。目前，要抓緊建立政府決策項目的預告制度和重大事項的社會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基礎上的政策聽證制度。適應開放社會和履行公共職能的要求，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

建立資訊公開制度，讓全社會及時了解公共資訊，由此提高全社會應對各類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公開政務、公開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保障。目前，重要的是要儘快出臺資訊公開的相關立法，儘快將公民的知情權和政府資訊公開化這兩項內容寫進憲法。

四、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要統籌規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

17、加快由投資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失衡和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現行財政體制存在著功能上的錯位和缺陷。主要表現在將財政資金過多地運用在投資國有企業形成國有資産上，以及過多地投資于基礎領域和競爭性行業，而在解決就業、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過少。這種情況，已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廣大百姓中的形象。事實上，我國的財政總收入在總量上已經達到很大的規模，如果形成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話，許多社會矛盾問題都不難解決。要下決心改革投資型財政體制，並通過逐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

18、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平等、高效的投資和融資環境。當前，生産要素市場的壟斷並未真正打破，不僅造成國有企業投資的軟約束，也嚴重束縛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因此，加快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一是要切實實行政企分開，改變對現存國有企業的投資軟約束；二是要避免國家直接向競爭性領域進行增量投資；三是要加快建立現代金融制度，消除金融業的行政壟斷，增強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四是要加快基礎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進程，鼓勵和支援民間投資進入我國基礎領域。

19、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我國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的劃分還存在著系統性的缺陷，主要是省級以下的財政基本上是“吃飯”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還存在大量的虧空，而且基層政府負擔的事項偏多。許多本來應該由中央承擔的全國性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都要由基層政府承擔，這是基層亂收費的現象屢禁不止的體制性原因。因此，明確界定和規範政府各部門的職能分工，加強中央監管，加強地方民主政治建設，逐步推行市縣地方自治，逐漸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制度化。要以立法的形式，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權力運作方式、利益配置結構、責任和義務等明確下來。

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調整行政區劃。隨著國內經濟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原有的行政區劃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不適應跨區域協調和合作的要求，協調成本高、合作效率低，既不利於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條塊分割，建立統一的全國大市場，又不利於發揮大城市的帶動和輻射效應。在中長期可以考慮增設直轄市。

20、要關注和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目前，我國地方政府所負各種債務的總體規模已經相當龐大，嚴重地制約了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能力。在某些地方，地方財政已經超負荷運轉，有的已到危機的邊緣。建議組織大規模債務登記調查，編制地方資産負債表。應當允許地方政府公開發債，將隱性債務顯性化，進而理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財稅和事權關係，避免縣以下財政和債務發生危機。

21、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現代市場經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需要有法可依。因此，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需要建立法治的政府，守法的政府。我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政府與老百姓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權力社會向能力社會的轉變，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從單向控制的行政體制向協商合作的管理機制的轉變，都是我國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和變化的事情。我國社會關係的日益深刻變化，已對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務的相關立法，進一步明確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不僅是政府職能轉換的需要，更是社會生活對國家、對政府提出的現實要求。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權，尤其是涉及到關係社會事務的公共權力。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著手逐步實現決策諮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專家參加的諮詢委員會制度。此外，要積極推進行政程式、行政執法和政策評價的法定化。

五、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需要進行現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

22、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首要的前提是樹立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的增長，更不僅僅是GDP的增長，經濟的發展是包括以人為本的發展。單純的GDP增長不等於發展，如果忽視社會發展，可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持續快速發展的關鍵是人的發展，是人的基本素質的提高。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對政府的轉型十分重要。

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針對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來説的，經濟建設的對立面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社會建設，這是從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提出的，不是政府職能、財政功能層次的問題。“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工作重點是十四大的概括，鄧小平同志在更多場合用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全黨工作重心，其含義更為廣泛，既包括經濟建設，也包含社會建設。發展應該包括人的發展即社會發展的含義在內，這才是科學的發展觀。

23、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需要深刻理解政府管理的本質。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管理對於建立穩定的經濟、社會秩序十分重要。管物、管人、管事既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政府管理的本質是提供良好的服務。許多改革的實踐證明，政府有效的管理是融在良好的服務之中。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強調從管理的本質上去改變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在我國，政府管理的本質是保障公民的權利，為公民和社會更好的服務，以得到公民的擁護，社會的擁護。要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就需要政府為市場、企業和人民提供服務，就需要限制政府和官員的行為，這些都與官本位等封建意識格格不入。因此，要克服“官本位”，樹立“民本位”的觀念。

與此同時，要進行現代政府的理念教育。要從統治觀念向治理觀念轉變。治理思想代表著一種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即多主體對公共事務的共同參與，治理的主體不但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機構，還包括私人部門和公民社會組織。從統治到良治是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而要實現良治的前提是培育公眾的參與理念。

24、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需要構建新的政府文化。應當用市場經濟的理念和方法實現政府轉型和構建新型的政府文化。例如，第一，服務為本、公民驅動、公民取向的公民第一主義。第二，打破壟斷性的集中配置、劃片服務及公民群體分割，給公民以自由選擇的現實權利；引入新的內部核算機制和價格機制，推動公共服務部門之間的競爭。第三，採用目標管理（MBO）、全面品質管理（TQM）等手段進行績效管理，實行成本核算；加強財務控制，完善資訊反饋，實行績效預算。建設政務諮詢制度，公開資訊制度，服務承諾制度等政府文化基本制度。重新提倡、灌輸公僕意識、服務意識，樹立以民為本、公眾至上的價值觀，使之成為政府文化的核心。

當前，更要注重人文建設。現在貶低文化地位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地方每年舉辦許多“文化節”活動，口號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我們不能贊成這種提法，把文化放在“搭臺”、打下手的地位，成了招商引資的手段，貶低了文化在社會以及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是不恰當的。

當前，我國的改革面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挑戰，這是一個更為深刻、更為複雜的改革新階段。經濟轉型要求構建現代産權關係，社會轉型需要形成新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廣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夠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産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廣大百姓越來越期望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沒有腐敗的政府。在這個特定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對政府的職能和責任重新定位，需要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監管。自覺地推進政府轉型，加快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將對我國的改革發展全局産生重大影響。

（執筆：遲福林 方栓喜）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2003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