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增加糧食生産、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成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記者專訪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專題研究“三農”問題的林毅夫教授。他提出，增加農民收入：完善農村基礎設施是當前首要選擇

  糧食供求關係的變化，自然引發價格的變動。我國的糧價已持續6年負增長。本次糧食行情上漲，是恢復性增長，屬於正常波動範圍

記者：關心中國的經濟問題總是要關心當前最熱門的話題……

林毅夫：糧食價格、農民收入就是當前的熱門話題之一。

記者：您研究農業問題多年，對當前糧價波動有什麼看法？

林毅夫：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糧食産量只有3億噸左右，到1996年，突破了5億噸大關，隨後就穩定在這個水準上，並於1998年達到一個高點。我國農業從此進入新階段，糧食生産供應出現了“總量平衡，豐年有餘”的格局。受新的供求關係影響，目前糧價出現了持續低迷。我國的糧價已持續6年負增長，價格曲線處在波動的低谷。農民生産糧食，扣除成本後收入無幾，種糧的積極性受到影響，不少地方還出現了土地拋荒現象。不過，本次糧食行情上漲仍是恢復性增長，屬正常波動範圍，是與前幾年相比，糧食總産量和總儲量相對降低的結果，是供求關係的新變化自然引發的價格變動。

記者：您認為本次糧食漲價會不會刺激農民明年種糧的積極性，導致供求關係發生新的變化呢？

林毅夫：完全有這個可能。這是市場在起作用。

記者：有觀點認為本次糧食漲價對農民增收將發揮作用，您怎麼看呢？

林毅夫：對糧食主産區農民的收入增加是有相當正面作用的，但我國每個農戶的耕地面積很小，糧食産量有限，農民收入的增加不能單靠糧食漲價。確保農民收入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途徑是減少農村人口。

當前“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增收緩慢。確保農民收入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途徑是減少農村人口；而通貨緊縮則抑制農村人口轉移，也阻礙農民增收

記者：您有著長達27年的求學生涯，成為留美歸國的第一位經濟學博士。請談談您關注國家農業問題的由來。

林毅夫：這是一種緣分。我學的是發展經濟學，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係。該係有一個傳統，就是要求外國留學生選擇和本國有關的經濟問題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而我在1984年開始寫論文時，國內的農村改革已取得很大成就，加上“三農”問題又是中國現代化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此，就以《中國農村改革》為題完成了畢業論文，從此與“三農”問題結下不解之緣。20年來，我做過很多其他研究，但對“三農”問題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過。

記者：當前説“三農”，離不開農民收入問題。“九五”期間，我國農民的收入增幅逐年遞減，其中後3年年均增速僅為3．4％，不及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農民增收緩慢、城鄉差距擴大意味著什麼？

林毅夫：我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就近年特別是1994年以來我國農村發展的重大戰略及長期面臨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儘管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原因在於農村人口和富餘勞動力過多。農業無論如何發展也沒有足夠空間使9億農村人口的收入快速增長。在現階段，僅僅依靠農業無法解決農村問題，僅僅依靠農業政策的調整來尋找加快農民增收的道路也難以根本奏效。

記者：在這種背景下，我國農業出現了頗為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總體的農業生産效率低下，大宗農産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卻是眾多的農産品過剩和農産品價格持續走低……

林毅夫：農産品産量的大幅增加與城市人口農産品消費增長緩慢的矛盾加劇了這一局面。可見，單純鼓勵農民生産優質農産品所起的作用已非常有限，只會不斷出現第一年某種農産品價格很好、第二年開始下降、第三年就會使種植者無法收回成本的現象，即增産不增收。

（背景：有關專家測算：2000年城鎮居民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這4年中用於食品的開支卻只增加了53．6元。這意味著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每增1元，用於食品的開支卻只增加不到4分錢，其中還包括在外用餐費用的增加。）

記者：其實也不光是城鄉收入差距在擴大，區域間及農民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也不容忽視。有學者認為農民內部的貧富差距甚至超過了城鄉差距。研究農民增收是否應當分門別類？

林毅夫：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是要探討讓最廣大農民參與經濟增長的過程並從中分享增收的好處。

記者：可見，70％的農村人口成為所有農村問題的癥結。近兩年來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觀點，即“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您對此怎麼看？

林毅夫：中外歷史經驗表明，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有賴於農村勞動力隨著經濟增長不斷向非農産業轉移，而當前因生産能力過剩出現的通貨緊縮加劇了解決農村問題的難度，使農村勞動力離土離鄉的異地轉移和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渠道受阻。解決“三農”問題的當務之急在於消除國民經濟中的過剩生産能力，遏制通貨緊縮勢頭。

（背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時曾吸收了1．2億農村勞動力到非農産業就業。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大約有8000萬農民工進城。但從1997年起，國民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勢頭，部分進城的農民工回流農村；鄉鎮企業紛紛停産、破産，使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勞動力也回流農業。務農人數不減反增。“八五”期間，我國農業中的勞動力總量減少了1001．9萬人，而“九五”期間，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總量反而凈增463萬人。）

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內需、消除過剩生産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産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的首要選擇

記者：遏制通貨緊縮勢頭是不是意味著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這幾年我們的政策不都堅持了這一取向嗎？為何農民增收未見太大改觀？

林毅夫：這要做些具體分析。就以西部大開發來説，主要是通過財政手段大量投入公路、鐵路、機場、大中型水利設施、天然氣管道項目建設。這能否解決目前所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值得探討。

記者：那麼，應從何入手？

林毅夫：要著力全面改善農村的水、電、路等小型基礎設施，進行規劃、引導投資方向。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具有投資少、工期短、見效快、經濟和社會效益好的特點，體現在能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以使用農村廉價勞動力為主，可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能夠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有助於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消化過剩生産能力，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進而促進農民收入可持續增長。總體上講，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內需、消除過剩生産能力的最有效措施，應成為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産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的首要選擇。

（背景：在佔全國總人口60．9％、戶數佔2／3的農村地區，和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依然十分落後，不僅電網陳舊，電壓不穩，而且電價高昂，此外還有一半的農戶沒有用上自來水。）

記者：這樣會使廣大農民普遍受益嗎？林毅夫：是的。

記者：您了解西部偏遠省份農民最真實的生存狀況嗎？是如何了解的？

林毅夫：有所了解。每年總要抽點時間下到農村基層考察。

記者：在城鄉差距擴大的同時，東中西部的差距也在擴大。有專家提出“解決了中部的問題，就相當於解決了我國‘三農’問題的80％”，您是否贊同這一觀點？

林毅夫：中部地區是我國農村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得到的政策支援最少，並面臨有限的自然資源和最為嚴重的貧困問題，生態狀況惡化速度也最快。在未來30—50年內，中部等傳統農區的發展狀況將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格局。中央政府應創造條件支援中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因為東部地區大多數農村人口的生活和生産已有較好的條件；政府對西部地區的農民擺脫貧困已有相當多的政策；而中部地區則成為農民流動就業的主要輸出地。幫助這些地區的發展就是要通過工業化、城鎮化實現大量農業人口的轉移。

記者：這樣的好處？

林毅夫：可産生多方面的正面作用，比如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以後可使留在農村的勞動力有更多的耕地面積，可以擴大經營規模，增加農産品的商品化比例；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就會從農産品的供給者變為農産品的需求者，增加對農産品的市場需求，使農産品的價格可以不斷提高。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使農民的收入獲得持續而且較快的增長。同時，還可以抑制生態的快速惡化，使各級政府有餘力拿出更多的公共財政用於扶貧和自然資源保護，等等。

記者：但前提是建立統一的農産品和勞動力市場……

林毅夫：是的，只有建立了全國統一的農産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各個地區才能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當東部地區隨著經濟發展，土地和勞動力機會成本提高，糧食生産失去比較優勢，東部地區自然會縮小糧食生産的比重，增加向生産糧食有比較優勢的中部地區的購買，糧食市場的價格將會相應上升，中部地區以糧食生産為主的農民也就能從糧食增産中得到增收的好處，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就會成為中部糧食主産區農民收入增長的拉動力。同樣道理，東部越發展，就會從西部進口越多的資源密集型産品，成為西部農民收入增長的拉動力。這樣，東、中、西部的經濟就能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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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目前的統計調查中，農民純收入主要包括工資性報酬收入，家庭經營農業（農、林、牧、漁）收入，家庭經營二、三産業收入，轉移和財産性收入四部分。鄉鎮企業及農民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長的主要支撐。農民每人平均收入的增長率自1984年以後始終低於城鎮人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1978年的2．57：1擴大到2002年的3．11：1。

2．文中所描述的中部地區不是地理區位上的中部地區，而是人口高度密集、長期以傳統農産品生産為主體、土地資源稀缺的地區，包括河北、四川、重慶、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陜西、廣西等10省（區、市），農業人口占全國農村人口的一半以上，每人平均GDP（元）、農業佔GDP的比例等指標都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如果這部分傳統農業區的農村人口能順利轉移，將會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提供巨大空間。（記者董建勤）

人民日報 2003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