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3年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向全黨發出深入、持久地開展反腐敗鬥爭號召以來十年多的實踐證明，腐敗的遏製程度並不僅僅取決於加大人工工作的力度。腐敗易發、多發勢頭雖然在加大人工工作力度形式下有所遏制，但工作稍有放鬆又呈易發、多發的態勢。從貴州省近幾年查辦案件的幾個特點中，便能反映出黨的監督能力中的一些問題。

一是從1993年10月至2002年底的近10年間，黨政主要負責人違紀違法案件數居高不下。近10年貴州省共立案查處地廳級幹部103人，其中黨政“一把手”54人，佔總人數的52.4%。耐人尋味的是，1993年10月至1998年9月的五年，違紀違法的“一把手”佔總人數的55%；1998年至2002年底的四年多，違紀違法的“一把手”下降至48.8%；但2003年後，違紀違法的“一把手”現已超過立案查處同級幹部總人數的60%。這種高、略降又反彈的現象説明，對“一把手”監督乏力的基本原因，在於黨內民主發展不充分，我們還沒有按照鄧小平同志生前提出的“書記只有一票”的要求，切實解決對“一把手”的有效監督問題。

二是腐敗分子所以能夠結成對抗反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於現行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不利於黨內民主的發展。被查處的省交通廳原廳長盧萬里、省稅務局原局長羅發玉、省出版局原局長姚康樂等幾個重大案件，都具有內外勾結、上下勾結、共謀貪污受賄、相互掩蓋的團夥作案特點。在查處盧萬里一案中，我們十分震驚地發現，盧從1996年出任廳長接受第一筆賄賂至被“雙規”止，長達6年多嚴重違紀違法而得不到及時揭露，不是因為群眾對盧沒有反映，而是因為“反映的不知情，知情的不反映”，因為在省委有原書記劉方仁給盧罩著，在省政府有分管工作的原副省長劉長貴為盧護著，在省檢察院有反貪局原局長劉國慶替盧包著。上級與下級之所以能夠結成對抗反腐敗的同盟，在於上級擁有支配下級意志的權力，而下級對上級缺乏強有力的民主與監督的權力，下級需要上級提供“保護傘”，上級需要通過下級謀取私利。在利益驅動下，使他們結成同盟。

三是民主與法制不能分離，沒有民主就沒有法制；即使有了法制，如果不發展黨內民主，腐敗分子也能肆意踐踏國家法律。盧萬里、姚康樂等案件都是利用建築工程項目大肆貪污公款的，又都是發生在國家頒佈施行《建築工程招標投標法》之後。這説明：金錢不僅可以擄去人格的尊嚴，也能買走人的民主監督權力。民主與監督一旦被金錢腐蝕，紀律和法律也會變成一紙空文。

四是只有把黨政領導幹部置於廣大黨員的有效監督之下，才能及時揭露腐敗分子。盧萬里所以能長期作案的另一個原因，按他的自供話説：“我是一個人格分離的人。我一方面背著人大搞貪污賄賂，另一方面又在拼命工作，儘量把工作做好，讓工作成績來掩蓋我的罪行。”羅發玉長達幾年通過貪污稅款包養“二奶”，他在“雙規”後自我招供説：為了掩蓋罪行，他採取拼命工作，逢會必講反腐倡廉，走訪基層不住高級賓館，盡力搞好職工福利以收買人心的四種做法，蒙蔽了廣大職工，騙取了組織的信任。這説明，單靠組織考察，是難以識別和揭露腐敗分子的真實面目的。

五是當廣大黨員行使民主權力保障不充分的時候，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的結果並不能真實地反映黨員領導幹部的德才兼備狀況；當自律不管用的時候，廉潔自律對照檢查便會被腐敗分子用來作秀。在2000年的一次民主測評中，盧萬里、羅發玉均獲得高票通過。誠如一些群眾所説：腐敗分子“沒有一個是民主測評‘測’出來的，沒有一個是靠填表‘填’出來的。”

通過上述幾點説明：黨的監督能力建設的廣度和深度，取決於黨內民主的發展程度。加強黨的監督能力建設，不僅要加大反腐敗的工作的力度，更重要的要加大黨內民主的發展力度。

黨內民主的發展，與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凝聚力強弱、號召力大小密切相聯。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某些群眾對反腐倡廉所表現出來的一種令人憂慮的冷漠和麻木情緒。其原因一是“狼來了”的負面效應。頻頻曝光的陳希同、成克傑、胡長清、劉方仁、程維高等大案要案，已使某些人産生了高官政要腐敗不足為奇的思想，甚至還産生不健康的聯想。二是在他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有力保障，屢遭打擊報復之後，挫傷了他們支援和參與反腐倡廉的積極性。三是由於他們對反腐倡廉的訴求、願望、建議等不能暢通地傳達給決策機關和決策者，進而萌生了無可奈何的思想情緒。四是黨內民主制度建設已嚴重滯後於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我們的民族歷來就有“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傳統。倘若民主權利缺乏制度保障，黨內監督缺乏法律依據的狀況不儘快恢復，將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凝聚力和號召力。 （劉志大 劉賓）

學習時報 2003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