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案發後，鋻於他作為秘書與時任河北省省委書記的程維高等領導幹部之間的特殊關係，很多人都把他的腐化墮落與他的秘書身份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一起“秘書亂政”的典型案件，呼籲要加強對領導幹部“身邊人”的教育與管理，在選配領導幹部秘書或將秘書調任領導職務時，應當按照嚴格的標準和程式選人用人，防止李真式的人物登堂入室。

把李真腐敗案的要害歸結為“秘書現象”，有一定的説服力，不過，如果從李真腐敗的全過程看，這樣概括似乎又不夠全面。李真1990年當副省長秘書，1993年當省委書記秘書，在1994年12月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以後，主要從事的已不再是秘書工作，而是擔任了一名級別頗高的領導幹部。他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收受賄賂，侵吞錢財，與其説是一名領導幹部身邊的秘書的腐化墮落，不如説是一名領導幹部的腐化墮落。雖然在他從秘書崗位調任領導職務以後，不少人仍然會十分看重他曾經擔任“河北第一秘”的歷史，並心照不宣地揣度這段歷史對他今後的仕途意味著什麼，但現實地看，他如今在領導幹部的職位上犯下的罪錯，理應由他以一名領導幹部的身份負責，而不應由他此前的“河北第一秘”的身份負責。

事實上，如果説程維高與李真之間的領導與秘書的關係一開始多少還帶有某種“主奴關係”的色彩，那麼，當李真從秘書崗位調任領導職務之後，這種“主奴關係”就逐漸轉化成了某種“共榮關係”。某些領導幹部之所以要刻意培養、提拔、重用、庇護李真這樣的秘書，並不是出於重視人才、獎掖後進的公心，而是為了給自己培植一批現在和將來都靠得住、用得著的黨羽勢力；相應地，像李真這種不學無術而且聲名狼藉的人，深知要想順利實現“政治暴發戶”和“經濟暴發戶”的雙重理想，也必須尋找過硬的靠山，精心編織自己的網路。所以，無論是程維高那樣的“老將”，還是李真這樣的“新秀”，只要抱著上述不正當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把國家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異化為瘋狂攫取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的工具。無論“老將”與“新秀”是否故舊新知，或者是否有過領導與秘書的“主奴之誼”，只要目標一致，臭味相投，他們就會堅定地走到一起，走上背叛黨性原則和人民利益的犯罪道路。

這正是李真腐敗案的要害所在，必須引起我們高度警惕。（潘洪其）

北京青年報 200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