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騙首富”牟其中、“明星富豪”劉曉慶、“走私首富”賴昌星、“神秘富豪”仰融、“賭命富豪”楊斌到“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我們看到了一些富豪突然失速墜入財富深淵,並拉扯眾多“明星”一起墮落法網的悲劇。
一人跌倒,也許是自作孽。集體性的跌倒,則必定是制度有漏洞。對於富豪紛紛隕落,幸災樂禍不過是一種低級發泄,冷靜思考制度漏洞並及時予以亡羊補牢才是上策。
縱觀中國的經濟犯罪,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有些人乘短缺經濟之機,利用當時的雙軌制,刮“官倒”之風,鋼材、水泥、化肥等大宗短缺商品的權利性交易是當時犯罪的主要方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開始告別商品短缺,一般商品生産和交易領域也日益被市場所君臨,經濟犯罪者也鳥槍換炮,紛紛轉向土地、資金等在中國依然稀缺的“生産要素”領域,而土地市場、資金(包括股市)市場的各種制度漏洞則好比恐龍蛋上的條條巨形裂縫,吸引著一些蚊蠅般江湖豪客們入縫取血而後快。
放眼看去,我們不難發現,上世紀90年代以來崛起之新富,大都已經告別商品經營,搖身一變為“要素”經營者。這些“豪客”往往一邊經營“地皮”,一邊插足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並在兩邊大踏蹺蹺板交叉“大吸籌碼”。制度漏洞中“魔鬼”猙獰顯形,不知導演過多少偷梁換柱、移花接木、騙錢圈錢的遊戲!
據福布斯的統計,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中大約只有30人左右是地産商。但2002年度中國內地100名富豪競有40%以上涉足地産業。難道房地産真的成了中國的黃金産業?難道房地産富豪的成長真的已建立在規範的市場規則上?其實不儘然。地産界多富豪併為其所趨之若鶩的制度性原因就在於: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時代,政府花了不少錢在基礎建設上,其收益卻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地産商的報表上。
看一看當今的中國房地産市場,一邊是普通百姓觀高昂房價而卻步,另一邊卻是富豪們長袖善舞、待價而沽,食地而肥。我們必須加快土地供應制度方面的市場化變革,杜絕這樣的現象繼續上演下去。
金融的本質原是將資金從富餘者那裏收集起來,再配置給稀缺者,這中間資金配置的效率至關重要。銀行其實就是靠提高全社會資金配置的效率而生存的。但現實中,中國的金融業實在是一個比産業部門更加落後的産業部門。有人説,缺乏安全、審慎原則,一味追求利潤而忽略風險,為爭奪客戶而不擇手段是銀行業暴露出的主要問題,其實這種觀點只看到了表像,沒有看到銀行業的真正問題在於體制的缺陷,既無良好的産權激勵與約束,又缺乏健全的監管與風險控制,導致銀行實際上成了“唐僧肉”,貪官污吏吃一塊、低效國企吃一塊、銀行自己吃一塊,大量活錢在此變成了堆堆死錢。
90年代以來銀行呆壞賬的迅速上升顯示出金融業這塊“唐僧肉”被啃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最新數據顯示,2002年底,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為26.1%。而國際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對於中國銀行業風險的研究報告表明,實際不良貸款率可能更高。高盛尖銳地指出,中國金融改革的步伐已落後於國有企業改革、消除政府債務與赤字等領域,銀行風險已成為現今中國經濟中最嚴重的問題。
對應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對於中國市場轉軌的大好前途,另一方面則是令人堪憂的制度漏洞,是要素市場國有資産和國家金融資源令人痛心的流失,是銹壞的力量對於增長前景的可能羈絆。“千里之堤,毀於蟻穴”,如果我們不能引起警惕,如果我們不能通過制度創新堵塞漏洞,那麼,就像許多人已經警告過的,類似于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式的“債務泥潭”就有可能在中國程度不同地重演,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有可能遭受挫折。
更低的入門價和更高的財産稅,這是在西方廣泛使用的一種土地使用模式。簡單説,就是申請人可以用遠較“土地批租”模式更小的代價申請到土地,其後,國家通過比較高的財産稅來分享土地使用者因地價上漲而帶來的收益。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採用這些業已被成熟市場制度證明成功的方式?
加入世貿組織後,很多人在呼籲放開民間金融,國際金融專家則呼籲強化監管和風險控制。落後於時代和中國改革的金融業不加快改革,更待何時?
“吃一塹,長一智”。讓我們居安而思危,像健全心愛的肌體一樣健全中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像麥田的守望者一樣勤懇地守望中國的要素市場。願所有的重大制度縫隙都能在21世紀前半個世紀被堵上,願中國人的致富快車安全而健康地行進在合法、正義與規範的正道上。(趙曉)
中國經營報 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