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是一個多元化的經濟，民營資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讓民營企業家成長成熟起來成為當務之急

    記者6月11日在採訪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德峰時，得出了一個更加有趣的話題。

    王德峰認為，富豪的問題是中國今後社會發展中帶有根本性的重要問題，中國民營企業在國家經濟生活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中國民營企業家階層應該進入一個自我反省的階段。

    資本必須承擔社會責任

    王德峰認為，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涉及到民營資本的起家和原始積累。他們一方面應該看到自己所擁有資本的數量，一方面應該同時意識到與這個資本數量相應的社會責任。

    表面上看這僅僅是對民營企業家提出了道德要求，很空洞，其實不然。資本要有好的發展空間，就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否則擁有者就會犯認識上的錯誤，就會把資本的市場運作看作是一場賭博。

    資本對社會責任的意識不僅是對富豪們提出了道德要求，而且也關係到資本生死存亡。一部分富豪已經自覺認識到這一點，在完成原始積累之後才發現面臨二次創業的考驗。二次創業能否成功，已不再取決於市場經濟操作層面、技術層面或碰運氣，這是一個成熟企業家應該認識到的。

    現在經濟和政治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政府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經濟建設中有相當比例屬於私營經濟，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富豪已經被推上了國家社會生活舞臺的中心。經營資本不再只是一種單純的經濟活動，實際上通過資本的經營使大量資源得到了合理配置，包括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等都圍繞著資本運作，一旦脫離了資本就會大打折扣。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當代富豪如何認識自己的歷史角色和社會責任，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從暴富走向“暴卒”可能不可避免。

    權力、資本和勞動者關係

    王德峰還認為，中國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還應該正確處理好權力、資本和勞動者三者之間的關係。作為政府，三個代表已經作了很好的表述，而三個代表的落實還要靠民營企業家來完成，民營企業家不能僅僅只代表資本的增值，也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是資本生存所必須要的。

    資本一旦離開了和平有序的生活環境就像一堆廢紙一樣，所以民營企業家必須真正意識到資本是需要和平社會環境的，而且必須為和平的社會環境付出相應成本，資本付出成本的方式包括納稅和慈善事業。

    現在一些富豪的納稅意識比較淡薄，慈善事業也僅僅只是做門面，他們不知道慈善事業能從根本上維持資本生存所需要的社會環境。當災難降臨時，假如擁有最多社會物質財富的資本家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話，他也不會走得太遠。

    王德峰還以1998年中國發生特大洪水為例談到富豪的表現，當時賑災捐款者大都不是民營企業家，真正從個人口袋掏錢的富豪很少，這一現象説明中國富豪階層還很不成熟。他們以為慈善事業僅僅只是給個人臉上貼金，願意貼就貼，不願意貼就不貼。

    實際上這就是資本生存的問題，他們應該懂得這個道理，這也是中國近代資産階級不成熟的延續，這種現象是很令人擔憂的。

    政府和企業、資本和勞動者、政府與勞動者如何打交道，這三者的關係現在看來是以資本為核心，權力為主導，但如果沒有法制軌道，關係就很難理清，權力如果被資本所侵蝕就會滋生腐敗，資本如果利用權力來謀利的話，就喪失社會責任感。

    王德峰認為三者的關係必須在法制完善的環境中才能實現。他建議用法來約束資本，約束權力，協調建立資本與勞動者及權力的正常關係。如果沒有這種保證，經濟的發展很可能就會出現危機。

    富豪素質亟待提高

    談到富豪們的資本原始積累，王德峰表示，對於富豪們的第一桶金目前的法律是無法追究的。現在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然後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再來規範，一方面是在相對完善的法律中規範，另一方面富豪們應該比較快地進入自我反省、自覺規範階段。

    富豪全世界都有，但有些是一個家族好幾代人艱苦創業得來的。隨著財富的逐漸積累，財富的擁有者自身素質也不斷提高。而對中國一夜之間暴富者來説問題就出現在“暴”字上，對於突然之間擁有財富的人來説，其個人素質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提高的。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所形成的特有的現象，因此富豪們自身素質的提高刻不容緩。

    從“暴卒”者數量看，比例是極少數，雖然是個案，但反映出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當然再多的個案也阻擋不了民營經濟的發展步伐，市場經濟是一個多元化的經濟，民營資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承認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如何讓民營企業家成長成熟起來成為當務之急。

    如果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通過這段時間認識到自己在二次創業中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是對社會的認識，法制上的自我教育，並將其看成是二次創業的主體，他們才能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李俊）

     國際金融報 2003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