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更多關注的是當地的GDP,重視的是經濟建設,熱衷的是高樓大廈等政績工程,而諸如教育、公共衛生、環境、社會保障、基礎科學等方面就被放在次要位置,長此以往,發展中的“軟肋”就形成了。
SARS威脅的是整個社會,然而它産生的影響卻是對社會公共産品短缺現象的一種集合性反饋,人們呼喚著公共部門對公共産品的供給。
改革開放以前,無論是公共産品還是私人産品,我國都十分短缺。然而,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應該説,私人産品的需求已經得到充分滿足,並且出現了私人産品供過於求、買方市場的現象,尤其是城鎮居民對日常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力趨於飽和、供大於求的趨勢愈發明顯,但是,與私人産品供過於求格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的公共産品出現了嚴重短缺現象,從SARS的影響中,我們可以強烈感覺到公共産品的供不應求。
公共産品的供應主體缺失
毫無疑問,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經濟上,政府都應當是公共産品的提供主體,由於彌補市場失靈的職能要求,由於政府可以通過其強制力使公共産品的供給成本得到補償,例如稅收的徵收、公債的發行都是政府無償性公共支出的成本彌補機制,因此,在傳統意義上,由政府提供公共産品是天經地義的。這一點,在我國應對SARS危機的過程中已有充分體現。然而,與政府部門的活躍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整個過程中社會第三方的活動、呼聲微乎其微,看不見他們的身影,感受不到他們的作用。第三部門在公共産品的供給中嚴重缺位折射出一個社會市場體制的發育狀況。第三部門,係指除了政府部門、以營利為目的企業之外的組織,包括志願團體、社會組織或民間協會等,在現代社會,這種組織的實踐在國外十分發達。美國人遇到困難和問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政府,而是他們周圍的非營利部門。他們更信任這些組織。就在“9.11”事件中,最先行動起來,並且在心理慰藉、醫療、難民救助、獻血、發動志願者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的也是這些組織。“9 11”恐怖襲擊後,一些慈善機構、民間團體迅速在全國範圍組織起募捐活動,其規模遠遠超過了1995年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和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的募捐。在華盛頓城區的道路兩旁,不時可以看到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向過往車輛揮舞著募捐和獻血的廣告牌;在快餐店,買好食物的人們會自覺地將找零投進在收款臺邊的募捐箱裏……有一位學者曾意味深長地説,美國人甚至把凈化社會和陶冶心靈的崇高使命交給了第三部門。但是這一切,甚至在提升國人道德水準、提升公共意識方面,我們沒有把握機遇。
現代社會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特徵,人們的興趣、價值觀、利益取向都高度多樣化了,多元化的階層、集合、利益團體分化整合速度日益加快,使政府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眾多的公共需求,作為對社會多元化需求回應的政府改革,實踐政府與社會的有效互動,發揮社會第三部門在滿足特定群體的利益要求上的優勢,可以有效地緩解社會不同群體對政府提供公共産品的需求壓力。同時通過第三方力量的涌入,改變政府提供公共産品的方式和途徑,確立政府買單而非事事“親力親為”的角色,更有助於提高公共産品的供給效率,增加公共産品的有效供給。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政府,必定要注重吸收和發揮社會智力和其他資源,這一點,在我們制定和實施克服諸如SARS一類危機的重振方案時,尤需引以為戒。
公共産品的供應品質低下
現代社會,比如一個城市的規劃、環境、道路、社會治安狀況、天氣預報、電視節目等都具有典型的公共性特徵,這些公共産品,是人們理性選擇的依據,更是影響人們基本生活、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基礎性因素。對於不同的公共産品,其品質標準自然各不相同,但優質、高效應當是所有公共産品供應中的共性品質要求。
真實、準確、迅速、嚴密是公共資訊的最根本要求。資訊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的作用顯而易見,因為人們的所有決策都涉及資訊的輸入、處理和輸出。尤其是為適應進入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政府更應該在公共資訊方面提高工作透明度,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及時公開資訊。4月下旬,政府採取及時、準確發佈疫情這一非常時期公共産品特殊做法,從最初的 “緩、虛、瞞、漏”到後來的雷厲風行,從最初的資訊模糊到後來的資訊真實,以及在此後相繼發生的海軍361潛艇事件、安徽淮北礦難、山西煤礦透水等一系列公共資訊處理上,社會公眾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獲知真相,更進一步從中透視出的公共資訊供應方式的一種變革,並未發生原先預想的可能引發公眾恐慌進而損及政府自身或社會利益的結果。這是因為,在環境變化比較快或不確定因素特別多的情勢下,真實完整的資訊供應更有助於人們廓清真相、把握環境、擺脫恐懼,從而理性行為。事實證明,4月下旬以來實行的資訊透明化策略是成功的,既逐漸平息了公眾的恐慌心理,使公眾行為趨於理性,實現了官方和公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和良好合作,十分有利於政府和社會公眾的溝通,十分有助於增強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樹立政府良好的公共形象。
我們應當以此為契機,探索提高公共産品品質的途徑和方式,這是現代社會在公共産品品質要求上的必然選擇,體現了政府作風和行為方式變革的必然性。
公共産品供應出現結構性失衡
在SARS洶湧襲來之時,一件“小事”讓本已驚恐萬狀的人們雪上加霜,一位北京民工,因為懼怕難以計數的醫藥費,偷偷從治療醫院溜號,跳上火車不知去向,於是全國交通系統全力動員,層層開會、層層傳達,佈下天羅地網大海撈針,從而引發了一場近乎全國範圍內的圍追堵截式捉拿SARS運動。事情的結果終於比較圓滿,因為緊隨其後是政府的鄭重承諾:“有關非典的治療費用一切全免”。但是,我們追尋個中原因,或許更有意義:無力躲避不堪重負的醫療費民工逃跑了,折射出我們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脆弱。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廣大的農村,農民收入低,需要醫療保障體系來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但目前的合作醫療形式在農村的覆蓋率低,對農民的保障作用小,廣大農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十分平常。毋庸諱言,多年來政府對農村公共品供應系統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體制十分落後。農村醫療網點不健全,醫務人員水準低,醫療設施落後,是多年來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其背後,反映了對農村社會保障這一公共産品供應嚴重不足!
客觀地説,這些年國家用於公共産品的支出增長速度是不慢的,如果把社會文教、行政管理費和國防費三項合計,則公共産品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由“八五”時期的48.93%增加到“九五”時期的51.16%,這意味著國家提供的公共産品總量在增加。但是,在總量投入增加的同時,公共支出越位、缺位現象同時存在。歷年來經濟建設支出總是第一位的財政支出,最高年份曾達到56%,而這其中有許多屬於私人産品範疇,本應該由市場和社會負擔的。在迅速增長的各類事業費的供給範圍中,如有些培訓中心、報社、出版社、協會、學會等,既不屬於公共産品也不屬於準公共産品之列,根本不應當由財政供給資金。鉅額的行政管理費支撐著過多的政府供養人員,雖然政府服務也是公共産品,但機構設置不合理、公職人員過多,是不符合市場經濟效率要求的,它屬於一種過度供給或越位供給的行為。公共支出越位擠佔了稀缺的公共資源,分散了財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公共産品供給不足或無力供給,如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完全屬於公共産品,是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是我們投入不足,欠賬太多;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但我國的社會保障覆蓋面偏低,遠未達到市場經濟的“穩壓器”作用;基礎教育、基礎科學、文物保護以及這次SARS突發引致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等各項社會公益事業按性質屬於公共經濟部門,其服務屬於公共産品範疇,但因為各類事業費供給範圍龐雜及財政供養人員負擔過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給或過度供給的狀況,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應當由公共部門保障的事業,資金供給短缺、保障乏力的問題。公共産品供應中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加劇了公共産品的供求矛盾。
這些年,在發展經濟這個主旋律中也出現了一些走調,一些地方更多關注的是當地的GDP,重視的是經濟建設,熱衷的是高樓大廈等政績工程,而諸如教育、公共衛生、環境、社會保障、基礎科學等方面就被放在次要位置,長此以往,發展中的“軟肋”就形成了。在這個高度關聯的社會裏,任何一方面的變化都會影響經濟發展,埋下社會進步的隱患。今天SARS給我們以觸動:公共産品的短缺或許就是我們在發展中的“廢品”,從SARS給社會的強烈振蕩中,我們感受到了“廢品”的報復。
現代生活方式增強了人們之間的相互共存性,同樣也擴大了對公共産品的依賴性,一個突發危險事件就足以使眾多的生命面臨共同的災難。對於國家治理而言,突發的危險事件決不是一件好事,但它有可能提供一個契機,使轉型中的中國加速學習並掌握管理市場經濟的規律,夯實基礎,增強國家、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應激反應”能力。(作者單位:杭州市委黨校)
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