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們批評了五種錯誤的農民觀，新華社為此發的新聞標題是《誰説農民是“刁民”》（3月15日新華社電）。讀著這則新聞，尋思多日，越來越覺得這裡就有幾個怪圈，不妨一一説來。

    　 農村工作難做，是事實。罵農民是“刁民”的農村幹部不少，也是事實。對農民來蠻的、動粗的，結果，惹出禍來，不少幹部受到處理。幹部覺得屈，説現在的農民不聽話，變“刁”了，粗暴的作風是被逼出來的。

    　 從幹部的角度看，似乎還真有苦衷。可把幹部的作風逼到粗暴，對農民有好處嗎？我看，成為“來蠻”、“動粗”的對象，絕非農民樂意而為——

    　 鄉鎮要養人，這個達標那個達標都要人做；領導要政績，這個工程那個工程都要花錢……幹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變著法子向農民收這樣那樣的錢，而農民最怕的就是要錢。當收錢的名目越來越多的時候，農民對幹部的抵觸自然越來越大；當向農民收錢變得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幹部的作風變得越來越粗暴，鄉鎮的人手也越來越顯得不夠用；添了人手難免要花更多的錢，收錢的名目也就難免更多，幹部對農民的作風也就難免更粗暴，農民也就難免更不聽話……

    　 你説，這扣是從幹部解起，還是從農民解起呢？

    　 要繳“皇糧國稅”的道理，農民並非不懂。據江西省財政廳長説，稅費改革後，他到了一個窮縣，看到農民們拿著現金排隊交稅。農民們説，稅改使他們的稅負減少了一半，該給國家的稅就一定要交。可原來，不該交的，要農民交；該少交的，要農民多交；可以緩交的，要農民早交。而且，有些地方該交不該交的都捆在一起讓農民交，農民為了抗拒不該交的，結果連該交的也不交了……

    　 你説，這是收繳稅費的辦法錯了，還是交納稅費的農民錯了？

    　 説到農民的稅費收繳難，就要説到農民的收入增長難。沒錢的農民想掙錢，連掙錢的資本也沒有。雖説有旨在服務於“三農”的農村信用社，但不少信用社變得“嫌農愛商”，怕農民還不上，推出什麼“以存定貸”（你先存1000元，憑存單來貸1000元，而且還得先扣掉利息，拿到手的錢不到1000元）。信用社的風險降到零了，可農民怎麼貸得起如此苛刻的錢？

    　 也有一些信用社推行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據江西省去年的統計，本金到期償還率超過80％，利息回收率超過90％。正是靠這個，江西省信用社去年甩掉了連續8年虧損的帽子。原來，農民越是因缺乏資本掙不到錢，以農民為服務對象的信用社就越是難以經營；信用社經營越是困難，可能越不敢向農民提供掙錢的資本……

    　 參照江西的事例，農民成不了信用農民的責任，到底在信用社，還在農民自己？

    　 説到農民的還貸難，就要提到農副産品的“賣難”。農民借了款，要靠賣掉産品來還。但這産品能不能賣掉，卻不由農民説了算。即便是農民從農副産品加工企業那裏拿到了收購合同，也不能“賣它沒商量”，到時候，以農民“救世主”自居的企業，可以隨意限質限量限價，限得農民豐産不豐收。有些地方政府僅從稅源的保護出發，手心肉厚，手背肉薄，顧了企業，傷了農民。

    　 這樣，農副産品越是“賣難”，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越要受挫；農民越是缺乏生産農副産品的積極性，加工企業的優質原料就越難保證；農副産品加工企業的生存越是困難，生産農副産品的農民越是“賣難”……當然，這裡還有適銷是否對路、供需是否平衡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説，把風險都壓在承受力最弱的農民身上，肯定不是合理的應對辦法。

    　 於是，對許多農民來説，進城就成了“別無選擇”。雖然，城裏人越來越離不開進城的農民（習稱“民工”），他們春節回家幾天，城裏人就發現，垃圾沒人清了，煤氣沒人送了，保姆沒處找了，小吃沒人賣了……但等民工一回來，遭遇的怕又是城裏人的“白眼”。一怨他們素質差，弄臟弄亂了環境；二怨他們好惹事，帶來不少的治安問題；三怨他們臟累不嫌要價低，搶了下崗職工的飯碗……

    　 農民變成市民，必然有個過程，多點理解和寬容，才能多點加快適應的動力；越是弄得穿了雙球鞋連公交車也不讓上，民工就越可能在弄臟弄亂環境中尋求心理的平衡；治安問題增多，固然有民工的原因，但不容回避的事實是：越是因治安問題把民工視為“異類”，就越容易在民工中逼出更多的治安問題來；至於被民工搶走的那些飯碗，往往是送給下崗職工也不要的：越是抬高農民工擇崗的屬地門檻，越會削弱當地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優勢；當地企業越是缺乏市場競爭的優勢，就會有越多的企業職工下崗……這一堆問題，解決起來都有些棘手，但把農民擋在城外肯定不是良方。

    　 在上述一個個“三農”怪圈中，最無奈最無助的是農民。破解這些怪圈，固然不易，但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把這些怪圈從農民脖子上取下來。當務之急，不是農民該做什麼，而是該為農民做些什麼。 (慕毅飛)

    中國青年報 200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