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是塊熱山芋,誰拿誰燙手。年年強調“三農”重要,但“三農”問題仍然日見其多,甚至還日見其重,不少問題還環環緊扣形成許多找不到結的怪圈,讓人奈何不得。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們批評了五種錯誤的農民觀,新華社為此發的新聞標題是《誰説農民是“刁民”》(3月15日新華社電)。讀著這則新聞,尋思多日,越來越覺得這裡就有幾個怪圈,不妨一一説來。
農村工作難做,是事實。罵農民是“刁民”的農村幹部不少,也是事實。對農民來蠻的、動粗的,結果,惹出禍來,不少幹部受到處理。幹部覺得屈,説現在的農民不聽話,變“刁”了,粗暴的作風是被逼出來的。
從幹部的角度看,似乎還真有苦衷。可把幹部的作風逼到粗暴,對農民有好處嗎?我看,成為“來蠻”、“動粗”的對象,絕非農民樂意而為——
鄉鎮要養人,這個達標那個達標都要人做;領導要政績,這個工程那個工程都要花錢……幹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變著法子向農民收這樣那樣的錢,而農民最怕的就是要錢。當收錢的名目越來越多的時候,農民對幹部的抵觸自然越來越大;當向農民收錢變得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幹部的作風變得越來越粗暴,鄉鎮的人手也越來越顯得不夠用;添了人手難免要花更多的錢,收錢的名目也就難免更多,幹部對農民的作風也就難免更粗暴,農民也就難免更不聽話……
你説,這扣是從幹部解起,還是從農民解起呢?
要繳“皇糧國稅”的道理,農民並非不懂。據江西省財政廳長説,稅費改革後,他到了一個窮縣,看到農民們拿著現金排隊交稅。農民們説,稅改使他們的稅負減少了一半,該給國家的稅就一定要交。可原來,不該交的,要農民交;該少交的,要農民多交;可以緩交的,要農民早交。而且,有些地方該交不該交的都捆在一起讓農民交,農民為了抗拒不該交的,結果連該交的也不交了……
你説,這是收繳稅費的辦法錯了,還是交納稅費的農民錯了?
説到農民的稅費收繳難,就要説到農民的收入增長難。沒錢的農民想掙錢,連掙錢的資本也沒有。雖説有旨在服務於“三農”的農村信用社,但不少信用社變得“嫌農愛商”,怕農民還不上,推出什麼“以存定貸”(你先存1000元,憑存單來貸1000元,而且還得先扣掉利息,拿到手的錢不到1000元)。信用社的風險降到零了,可農民怎麼貸得起如此苛刻的錢?
也有一些信用社推行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據江西省去年的統計,本金到期償還率超過80%,利息回收率超過90%。正是靠這個,江西省信用社去年甩掉了連續8年虧損的帽子。原來,農民越是因缺乏資本掙不到錢,以農民為服務對象的信用社就越是難以經營;信用社經營越是困難,可能越不敢向農民提供掙錢的資本……
參照江西的事例,農民成不了信用農民的責任,到底在信用社,還在農民自己?
説到農民的還貸難,就要提到農副産品的“賣難”。農民借了款,要靠賣掉産品來還。但這産品能不能賣掉,卻不由農民説了算。即便是農民從農副産品加工企業那裏拿到了收購合同,也不能“賣它沒商量”,到時候,以農民“救世主”自居的企業,可以隨意限質限量限價,限得農民豐産不豐收。有些地方政府僅從稅源的保護出發,手心肉厚,手背肉薄,顧了企業,傷了農民。
這樣,農副産品越是“賣難”,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越要受挫;農民越是缺乏生産農副産品的積極性,加工企業的優質原料就越難保證;農副産品加工企業的生存越是困難,生産農副産品的農民越是“賣難”……當然,這裡還有適銷是否對路、供需是否平衡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説,把風險都壓在承受力最弱的農民身上,肯定不是合理的應對辦法。
於是,對許多農民來説,進城就成了“別無選擇”。雖然,城裏人越來越離不開進城的農民(習稱“民工”),他們春節回家幾天,城裏人就發現,垃圾沒人清了,煤氣沒人送了,保姆沒處找了,小吃沒人賣了……但等民工一回來,遭遇的怕又是城裏人的“白眼”。一怨他們素質差,弄臟弄亂了環境;二怨他們好惹事,帶來不少的治安問題;三怨他們臟累不嫌要價低,搶了下崗職工的飯碗……
農民變成市民,必然有個過程,多點理解和寬容,才能多點加快適應的動力;越是弄得穿了雙球鞋連公交車也不讓上,民工就越可能在弄臟弄亂環境中尋求心理的平衡;治安問題增多,固然有民工的原因,但不容回避的事實是:越是因治安問題把民工視為“異類”,就越容易在民工中逼出更多的治安問題來;至於被民工搶走的那些飯碗,往往是送給下崗職工也不要的:越是抬高農民工擇崗的屬地門檻,越會削弱當地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優勢;當地企業越是缺乏市場競爭的優勢,就會有越多的企業職工下崗……這一堆問題,解決起來都有些棘手,但把農民擋在城外肯定不是良方。
在上述一個個“三農”怪圈中,最無奈最無助的是農民。破解這些怪圈,固然不易,但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把這些怪圈從農民脖子上取下來。當務之急,不是農民該做什麼,而是該為農民做些什麼。 (慕毅飛)
中國青年報 200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