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信用經濟和信心經濟，但是，導致信用鏈條被破壞以及信心崩潰的途徑很多，其中恐慌傳言是其中之一。

    在通常的情況下，社會制度（包括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是穩定的，人們的預期也是穩定的，供給和需求在正常的的範圍內波動，經濟運作相對安全、平穩。但如果突然遭遇恐慌傳言，人們的預期就可能發生完全不同的變化，一部分人本來持有的信心有可能突然崩潰，供給和需求行為亦因此出現嚴重偏差，使本來穩定與均衡的市場在恐慌“衝擊”下演變成一場經濟危機。

    經濟學家不知道意外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如果知道，它就不是意外情況，而是可以預先處理的正常情況；經濟學家也不知道意外情況是純粹的意外還是有人故意使壞。經濟學家所知道的是，人們的心理的確是脆弱的，不太容易在強大的恐慌傳言面前保持穩定。與此同時，經濟學家也知道，人們心理的脆弱只是恐慌以及恐慌性傳言發生的可能條件，必要條件則是具備起碼的資訊傳遞渠道。換言之，資訊是否暢通直接決定著恐慌性傳言能以多大的速度、頻率和範圍傳播出去。如果雖然有一個大的事件發生，但資訊渠道是堵塞的，則恐慌傳言將因缺乏路徑而無法發生。

    典型的事例是中國大躍進時的糧食大饑慌。當時，餓死了許多人，但全社會卻表現得異常穩定，既沒有發生大的恐慌，更沒有出現大的民間的過激行為。從資訊經濟學的理解來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資訊傳遞的渠道完全封死，一個地方並不知道其他一個地方的情況，彼此都以為死人只是偶然地發生於本地的事件，全社會性的恐慌及過激行為因此得以避免。

    資訊控制似乎能夠避免極端事件的發生，但如果由此得出資訊控制是好的結論則過於草率和簡單。事實上，資訊控制有許多負面性，其中之一是決策滯後，導致決策效率的低下，並有可能導致最壞的結果出現。給定當時大躍進的情形，如果資訊能夠有效地傳播和擴散，決策將不致嚴重滯後，也就不會死許多人人。目前廣東發生的瘟疫案例，由於資訊傳播較快，實際上已經阻止了最壞的後果出現。

    計劃經濟下資訊控制的做法在市場經濟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市場經濟天生要求有發達的資訊平臺，並且天生將自成為一個資訊經濟。所以，當市場經濟在中國出現，恐慌傳言的機制便開始如影隨形地發生作用。最典型的是１９８８年，因為風聞政府北戴河會議將出臺“漲價“舉措，引發了全國性搶購風潮：幾百億的銀行存款被提出來瘋狂購買，所有的商品，從食鹽到賣不出去的有毛病的洗衣機均被搶購一空，導致當年物價上漲至２１．５％，這一年也因此成為改革開放至今物價上漲最厲害的一年。據有關研究估計，其中約有１７個百分點完全由恐慌性的預期引發的。恐慌傳言的厲害由此可略見一斑。事實上，不僅中國，市場經濟各國的經濟危機無不有“恐慌傳言”的因素在裏面。

    現代市場經濟搭建起最先進的資訊平臺，再加上金融創新，貨幣流動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在不同的地方以及國家間流動，使得恐慌具有最大的殺傷力。在資訊化＋金融化的時代背景下，恐慌或者説信心危機甚至具備了“自我實施”的可能，也就是説：如果大家都相信危機會發生，並且因此採取行動，危機就會真的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樣一種“自我實施”的危機：索羅斯點燃了泰銖的導火索，並大肆散佈泰幣的恐慌性傳言，但其目的主要是想在泰銖上獲利，然而當人們都開始相信這場危機將蔓延至亞洲時，危機便大大超出了索羅斯的預料和控制，最終以多米諾骨牌式的效應擴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反使索羅斯本人亦損失慘重。

    應該看到，市場自身具有一定的糾偏及克服恐慌性危機的能力。一是市場資訊傳播快，決策分散，有利於應對突發性的需求。如這次廣東的瘟疫傳言中，對板藍根等物品需求猛增，結果市場反應奇快，商家閃電式地組織貨源，這在相當程度上有利於人們克服恐慌。二是民眾對於恐慌經歷的學習會有利於克服恐慌。比如，自１９８８年搶購風後，儘管以後還有若干次的政府調價，但再也沒有出現過恐慌性搶購風潮。其中原由，就在於中國百姓已從１９８８年的搶購風潮中得到了“學習”，從而得建立起“適應性預期”，避免用過激的方式作用於市場。美國經濟相對較穩定，美國公民不輕易受恐慌傳言的侵襲，也在於這個國家的民眾經受過許多市場大風大浪的洗禮。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社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恐慌性傳言及經歷，由此引發對經濟和社會的衝擊，乃是政府和民眾走向成熟的必然和必要，不必過於大驚小怪。

    與此同時，也要清楚的一點就是：對恐慌傳言的控制和引導亦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政府決不能聽任恐慌性傳言的蔓延。

    這裡面，政府的公信力對於恐慌傳言的抑止有很大的作用。凡是政府公信力強的，政府的任何聲音均會成為及時消除恐慌傳言的鎮靜劑；反之，政府的公信力不足，或者恰恰相反，人們對於政府的聲音總是從相反的方面去猜測，則恐慌傳言就很難得到及時、有力的阻遏，市場就會出現可怕的扭曲。由此可見，政府的公信力是市場賴以良性運作的稀缺性資源，如何建設一個有公信力的政府，事實上是保障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作的重要條件，也已經成為市場經濟變革中政府改革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首先信賴於制度建設。譬如，大蕭條後，美國政府成立了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其目的就是要避免銀行信用恐慌蔓延導致的金融危機，此外，政府還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以消除人們因為失業恐慌而出現的消費不足，等等。這些制度的建設，好比向民眾傳遞了一個信號：口説無憑，以此為據。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後，美國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大蕭條式的危機，即使在“９１１”後，美國的金融以及整個美國經濟仍然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制度合理乃首功一件。

    其次，政府的公信力有賴於政府率先做到誠信。一個朝令夕改的政府，是決不會有公信力的。相反，政府必須令出必行，言而有信，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公信力，到了恐慌時刻，則政府的一句就可以頂一萬句，從而有力地避免傳言的扭曲和恐慌性危機的惡性蔓延。

    政府的公信力還取決於政府是一個取決於民意的、可監督的政府。當政府缺乏公信力時，人民應有權力進行監督和批評，並督促政府不斷提高公信力。惟有如此，人民才能相信公僕是真的，公僕的話也是真的。

    此外，建立民間資信系統，與政府資信系統相競爭，逐漸在競爭中建立起政府資信的權威性，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條件。不是説政府壟斷了所有的資訊資源，政府就有公信力了，恰恰相反，政府資信的強大和自信必須建立在民間資信的強大基礎上。好比説，過去人們對國家統計局的預測缺乏信任，但在政府放任民間作宏觀經濟預測後，統計局的預測反而變得更加權威了。

    在本次廣東瘟疫中，區區５人的死亡事件居然差一點引發一場全局性的危機。這無論如何是值得政府反思的。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有言：“我們唯一必須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們也許無須為市場經濟中的恐慌感到恐懼，但的確有必要冷靜地從中學習如何應對恐慌。（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