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間,最引人注目的新聞不是美國即將攻打伊拉克,而是廣東的“瘟疫傳言”。
我們知道,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信用經濟和信心經濟,但是,導致信用鏈條被破壞以及信心崩潰的途徑很多,其中恐慌傳言是其中之一。
在通常的情況下,社會制度(包括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是穩定的,人們的預期也是穩定的,供給和需求在正常的的範圍內波動,經濟運作相對安全、平穩。但如果突然遭遇恐慌傳言,人們的預期就可能發生完全不同的變化,一部分人本來持有的信心有可能突然崩潰,供給和需求行為亦因此出現嚴重偏差,使本來穩定與均衡的市場在恐慌“衝擊”下演變成一場經濟危機。
經濟學家不知道意外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如果知道,它就不是意外情況,而是可以預先處理的正常情況;經濟學家也不知道意外情況是純粹的意外還是有人故意使壞。經濟學家所知道的是,人們的心理的確是脆弱的,不太容易在強大的恐慌傳言面前保持穩定。與此同時,經濟學家也知道,人們心理的脆弱只是恐慌以及恐慌性傳言發生的可能條件,必要條件則是具備起碼的資訊傳遞渠道。換言之,資訊是否暢通直接決定著恐慌性傳言能以多大的速度、頻率和範圍傳播出去。如果雖然有一個大的事件發生,但資訊渠道是堵塞的,則恐慌傳言將因缺乏路徑而無法發生。
典型的事例是中國大躍進時的糧食大饑慌。當時,餓死了許多人,但全社會卻表現得異常穩定,既沒有發生大的恐慌,更沒有出現大的民間的過激行為。從資訊經濟學的理解來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資訊傳遞的渠道完全封死,一個地方並不知道其他一個地方的情況,彼此都以為死人只是偶然地發生於本地的事件,全社會性的恐慌及過激行為因此得以避免。
資訊控制似乎能夠避免極端事件的發生,但如果由此得出資訊控制是好的結論則過於草率和簡單。事實上,資訊控制有許多負面性,其中之一是決策滯後,導致決策效率的低下,並有可能導致最壞的結果出現。給定當時大躍進的情形,如果資訊能夠有效地傳播和擴散,決策將不致嚴重滯後,也就不會死許多人人。目前廣東發生的瘟疫案例,由於資訊傳播較快,實際上已經阻止了最壞的後果出現。
計劃經濟下資訊控制的做法在市場經濟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市場經濟天生要求有發達的資訊平臺,並且天生將自成為一個資訊經濟。所以,當市場經濟在中國出現,恐慌傳言的機制便開始如影隨形地發生作用。最典型的是1988年,因為風聞政府北戴河會議將出臺“漲價“舉措,引發了全國性搶購風潮:幾百億的銀行存款被提出來瘋狂購買,所有的商品,從食鹽到賣不出去的有毛病的洗衣機均被搶購一空,導致當年物價上漲至21.5%,這一年也因此成為改革開放至今物價上漲最厲害的一年。據有關研究估計,其中約有17個百分點完全由恐慌性的預期引發的。恐慌傳言的厲害由此可略見一斑。事實上,不僅中國,市場經濟各國的經濟危機無不有“恐慌傳言”的因素在裏面。
現代市場經濟搭建起最先進的資訊平臺,再加上金融創新,貨幣流動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在不同的地方以及國家間流動,使得恐慌具有最大的殺傷力。在資訊化+金融化的時代背景下,恐慌或者説信心危機甚至具備了“自我實施”的可能,也就是説:如果大家都相信危機會發生,並且因此採取行動,危機就會真的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樣一種“自我實施”的危機:索羅斯點燃了泰銖的導火索,並大肆散佈泰幣的恐慌性傳言,但其目的主要是想在泰銖上獲利,然而當人們都開始相信這場危機將蔓延至亞洲時,危機便大大超出了索羅斯的預料和控制,最終以多米諾骨牌式的效應擴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反使索羅斯本人亦損失慘重。
應該看到,市場自身具有一定的糾偏及克服恐慌性危機的能力。一是市場資訊傳播快,決策分散,有利於應對突發性的需求。如這次廣東的瘟疫傳言中,對板藍根等物品需求猛增,結果市場反應奇快,商家閃電式地組織貨源,這在相當程度上有利於人們克服恐慌。二是民眾對於恐慌經歷的學習會有利於克服恐慌。比如,自1988年搶購風後,儘管以後還有若干次的政府調價,但再也沒有出現過恐慌性搶購風潮。其中原由,就在於中國百姓已從1988年的搶購風潮中得到了“學習”,從而得建立起“適應性預期”,避免用過激的方式作用於市場。美國經濟相對較穩定,美國公民不輕易受恐慌傳言的侵襲,也在於這個國家的民眾經受過許多市場大風大浪的洗禮。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社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恐慌性傳言及經歷,由此引發對經濟和社會的衝擊,乃是政府和民眾走向成熟的必然和必要,不必過於大驚小怪。
與此同時,也要清楚的一點就是:對恐慌傳言的控制和引導亦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政府決不能聽任恐慌性傳言的蔓延。
這裡面,政府的公信力對於恐慌傳言的抑止有很大的作用。凡是政府公信力強的,政府的任何聲音均會成為及時消除恐慌傳言的鎮靜劑;反之,政府的公信力不足,或者恰恰相反,人們對於政府的聲音總是從相反的方面去猜測,則恐慌傳言就很難得到及時、有力的阻遏,市場就會出現可怕的扭曲。由此可見,政府的公信力是市場賴以良性運作的稀缺性資源,如何建設一個有公信力的政府,事實上是保障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作的重要條件,也已經成為市場經濟變革中政府改革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首先信賴於制度建設。譬如,大蕭條後,美國政府成立了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其目的就是要避免銀行信用恐慌蔓延導致的金融危機,此外,政府還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以消除人們因為失業恐慌而出現的消費不足,等等。這些制度的建設,好比向民眾傳遞了一個信號:口説無憑,以此為據。20世紀30年代後,美國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大蕭條式的危機,即使在“9 11”後,美國的金融以及整個美國經濟仍然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制度合理乃首功一件。
其次,政府的公信力有賴於政府率先做到誠信。一個朝令夕改的政府,是決不會有公信力的。相反,政府必須令出必行,言而有信,才能建立起強大的公信力,到了恐慌時刻,則政府的一句就可以頂一萬句,從而有力地避免傳言的扭曲和恐慌性危機的惡性蔓延。
政府的公信力還取決於政府是一個取決於民意的、可監督的政府。當政府缺乏公信力時,人民應有權力進行監督和批評,並督促政府不斷提高公信力。惟有如此,人民才能相信公僕是真的,公僕的話也是真的。
此外,建立民間資信系統,與政府資信系統相競爭,逐漸在競爭中建立起政府資信的權威性,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條件。不是説政府壟斷了所有的資訊資源,政府就有公信力了,恰恰相反,政府資信的強大和自信必須建立在民間資信的強大基礎上。好比説,過去人們對國家統計局的預測缺乏信任,但在政府放任民間作宏觀經濟預測後,統計局的預測反而變得更加權威了。
在本次廣東瘟疫中,區區5人的死亡事件居然差一點引發一場全局性的危機。這無論如何是值得政府反思的。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有言:“我們唯一必須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們也許無須為市場經濟中的恐慌感到恐懼,但的確有必要冷靜地從中學習如何應對恐慌。(作者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