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儘管中國面臨著巨大的貶值壓力，但我國仍然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世界經濟做出了貢獻，使世界看到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如今，在世界經濟通貨緊縮的陰影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我們的抉擇應該是：保持人民幣不升值。

    中國不是通縮輸出者而是受害者

    主持人：是否真的如某些國外論調所説，中國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

    趙晉平：我覺得，中國不但不是通貨緊縮的輸出者，還深受其害。這主要與中國的貿易結構有關。第一，中國出口的産品一半左右都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所需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乃至出口商品的價格完全控制在外方手裏。比如，中國出口到日本的産品不僅不會左右日本國內的物價，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市場價格的影響。我們出口1美元産品，也許需要進口0.6美元的來自日本的原材料，那麼影響我們出口産品價格因素的60%～70%源於日本市場價格，而不完全受中國市場價格影響。

    世界性的物價下跌給跨國公司帶來很大壓力，同樣，跨國公司也會給從事加工貿易的中國廠商很大壓力，跨國公司會根據國際市場價格，儘量壓低産品價格。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也是通貨緊縮的受害者。以我國電腦的出口為例。電腦最核心的零部件是晶片，一般情況下，我國進口國外的晶片，組裝後出口。跨國公司向我們訂貨的時候提供關鍵的零部件，但零部件的價格由跨國公司控制，同時它又是訂貨方，他對産品價格的要求也是根據自己提供的零部件的價格制定。中國廠家在完成某個産品的整個加工鏈條中，只佔據了一個很小的位置，産品增值幅度也很有限。第二，在我們出口的商品中，資本密集程度越高、技術水準越高的産品，越有可能是外資企業生産的。比如我們出口的光學儀器、電子通訊設備等，90%由外資企業生産。

    這種貿易結構決定了我們大量的出口必然伴隨著大量的進口。日本只是注意到了我們對他們出口的增長，忽視了我們從日本進口産品的快速增長。日本已經成為中國進口産品的最大來源地，但不是吸收中國出口産品最多的國家。

    鄂志寰：在全世界範圍內，確實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跡象，美國、歐洲、日本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物價下跌，通縮壓力在逐漸增大。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通貨膨脹到二十世紀末期通脹突然消失、通縮逐漸抬頭，是一個很大的結構性變化，其中既有經濟結構性因素，也有貨幣價值週期性變化的因素，是一個很複雜的理論和政策問題，不是説哪個國家要為通貨緊縮單獨承擔責任的。從結構上看，過去二十多年，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被壓抑的生産能力突然釋放出來，這可能是導致世界供給大幅增加的一個原因，因此，簡單地説中國出口廉價産品增加導致了全球的通貨緊縮，肯定是不正確，也不全面的。

    別有用心的人操縱了學者觀點

    主持人：儘管2002年我國對外貿易形勢良好，我國的貿易總量也只佔到世界貿易總量的4%。很明顯，“中國輸出通貨緊縮”的説法站不住腳。出現這種針對中國的指責其背後原因是什麼？

    鄂志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針對中國的指責？可能跟目前全球經濟氛圍有關係。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減速，整個全球經濟進入了低速增長時期。儘管人們都説，2002年美國經濟開始復蘇，但波動還是很大。美國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達到了5%，二季度就滑到了1.3%，三季度再度上升到4%，這表明美國經濟的活力還沒有完全恢復。在這種情況下，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大家都很壓抑，很痛苦，就去尋找原因。而老百姓最直觀的感覺就是周圍充滿了“中國製造”，於是他們認為是中國向他們出口了通縮。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了老百姓的直覺，向世界拋出了“中國威脅論”。

    趙晉平：羅奇的一些觀點還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他説，中國制定政策的著眼點更多在於國內，但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經濟大國時，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就不可避免地要關注世界經濟問題。這種説法本無可非議，但他同時提出，中國的出口增長是造成世界通貨緊縮的主要因素之一，這個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我個人認為，他本人並沒有惡意，只是作為學者提出自己的一個觀點。後來他自己也對這個觀點進行了修正，表明這番話並不是説中國要為世界的通貨緊縮承擔責任，但這個觀點被很多想製造“中國威脅論”的人利用了。現在所謂的“中國輸出通貨緊縮”已經是被很多人包裝後的觀點。

    人民幣不升值也是中國的世界責任體現

    主持人：亞洲金融危機時，儘管中國面臨著巨大的貶值壓力，但仍然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為世界經濟做出了貢獻，使世界看到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如今，在世界經濟通縮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或者貶值的選擇，哪一個對中國經濟、世界經濟更有利一些？

    趙晉平：國外有些人確實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次美元貶值、全球經濟通縮過程中，歐元、日元在某種意義上做出了犧牲，承擔了一些責任，人民幣也應該承擔一些責任。我個人認為，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成立的。

    我們目前的匯率政策考慮到了中國國情，也考慮到了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區域經濟穩定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時，人民幣貶值的壓力相當大，而且人民幣貶值肯定會為中國帶來好處，但我們仍然作出了人民幣堅挺的決策。這一方面是中國經濟本身的內在要求，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考慮到了區域經濟甚至世界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講，如果説現在人民幣堅持匯率穩定沒有考慮到世界經濟的穩定，顯然是不成立的。

    匯率政策主要應該考慮國內因素，以維護國內經濟利益為主。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説，考慮到中國的國家利益，實際上也是其世界責任的體現。因為能使中國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就業問題得到解決，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很大貢獻。

    鄂志寰：我們在制定匯率政策時，主要還是要從國內的情況出發。當然作為一個大國，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大、經濟地位的上升，人民幣已經開始有了成為區域化貨幣的趨勢。人民幣作為一個區域性貨幣，已經開始逐漸發揮它的作用了，比如它已經開始在周邊地區使用，這意味著它的國際職能的開始。當然人民幣離美元、歐元這些國際貨幣承擔職能的程度差得很遠，但人民幣能考慮國際因素，就是很大的進步了，這個方向也是對的。但要掌握好對內和對外的平衡。

    我認為，我們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不會因為有外在壓力而改變自己的改革方向。外在壓力只是一個推動條件，更多的還是按照既有的步伐開放，按照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整體金融體制改革而逐步推進。

    主持人：正如安邦諮詢分析師陳功所説的，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是中國威脅論的另一個版本，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有利於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我們也注意到這樣的言論，有人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東盟吸收FBI(外商直接投資)達到過每年400多億美元，現在只有100多億美元，而中國近幾年吸收的FBI不斷增加，2002年更是達到了500多億美元，是中國搶走了國外對東盟的直接投資，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其他國家産生了不利影響。

    趙晉平：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當然不會給世界帶來威脅，而是有利於世界經濟發展。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崛起時，也曾有過“日本威脅論”。但實踐證明，日本經濟的增長為世界經濟做出了很大貢獻。世界各國的經濟關係不是“零和”關係，即我的經濟實力增長了，別人的經濟實力就一定下降。

    我不認為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對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造成威脅。在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中，我國一直是逆差，從這一點看，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有利於東南亞國家的。前段時間，我國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曾有專家測算，實現區域貿易自由化後，對中國GDP增長速度的拉動是0.3個百分點，對東盟國家經濟的拉動可能達到0.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促使東盟各國接受了中國的建議。現在東南亞國家最擔心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外資選擇去中國投資，到自己國家的投資就會相應減少。他們把這看做是一個替代關係，而沒有從本身投資環境、勞工成本方面找原因，這是不全面的。

    2002年，中國從日本進口的大幅增長是拉動中日貿易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我們對日本的出口增長了7%，而日本對我國的出口則增長了25%，中日兩國雙邊貿易首次突破了1000億美元，而且我們還出現了50億美元左右的逆差。2002年，我國從日本進口的汽車增長了74.8%。另外，我國從日本進口的機械設備、鋼鐵也大幅增加，這些對日本經濟的復蘇肯定有好處。

    在美國人們的收入增長放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産品的進入，美國人民仍然可以享受到和過去同樣的生活水準，這對於提高美國人的信心、保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都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我國一直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隨著美元的走軟，人民幣也相應走低。於是國外一些人士認為，人民幣目前至少被低估了30%。有人也覺得人民幣升值，好像中國的國際形象提高了。但有專家警告説，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也經歷過這個階段——日元兌美元一路攀升，但是日本迅猛的出口勢頭並沒有得到遏制，此後在各方的壓力下，日本和美國等達成協定，促使日元繼續升值，結果日本國內經濟迅速泡沫化，日本製造業受到極大損害，這應該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鄂志寰：我們都知道，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産品附加值很少，工人掙錢很少，但它確實可以吸引大量的勞動力，對於緩解國內就業壓力，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相當大。人民幣升值後，將直接對産品出口産生影響，可能就會有大批工人下崗。另外人民幣

    升值意味著外資投資成本的增加，可能會導致外資轉移、外流。

    但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確實存在。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同20年前的日本一樣會面臨美國逼著我們升值的壓力？我們應該從日本的例子中吸取教訓。如果我們沒有及時改革匯率制度、調整匯率水準，外在壓力又持續上升，可能最終迫使我們不得不做出調整，一旦這種調整又與國內的經濟週期發生某種契合，可能會出現比較嚴重的後果。我們現在已經感覺到某些國家開始向我們施加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長遠來看，相關的決策部門應該大概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即國內經濟發展到什麼水準，外界環境是什麼情況時，人民幣匯率能夠有多大的浮動空間，能夠做什麼樣的改革，這才能防患于未然。（唐清建 劉海燕）

    中國經營報 2003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