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首先向大家展示了一組數據，1996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為9％，1997年增幅減至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增長2.1％，直到2001年才出現反彈，增幅為4.2％。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已經遭遇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問題。

    他提醒説，人們不應僅僅看到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下降的問題，還應看到更嚴峻的問題：一是農民收入結構中來自農業的收入的絕對額在下降。這種現象的出現自1998年開始，當年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中來自農業部分的收入比上年減少30多元，1999年繼續減少50多元，2000年又減少40多元，三年累計較1997年減少131元。2001年來自農業的收入每人平均增加了30元，但四年還是每人平均減少了101元。根據第一次農業普查的資料，全國有59％的農民屬於純農戶，這部分家庭來自非農業的收入不到10％，這就意味著來自農業收入的減少等於純農戶的收入出現負增長。

    二是城鄉間收入差距、地區間收入差距都呈擴大的趨勢。有人認為，城鄉間收入增長即便做不到“同幅”，但“同向”還是能夠做到。可問題在於，“同向”間的差距很大。2001年農民收入增長4.2％，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8.5％；2002年上半年，農民每人平均現金收入增長5.9％，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17.5％。2001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民收入的比例為2.9：1，比1978年的2.56：1明顯擴大，預計今年可能超過3：1。從地區差別看，上海農民2002年每人平均收入有望突破6000元，而國內最低的貴州和甘肅只有1500元左右。

    農民收入增長問題，直接導致農村市場萎縮。陳錫文認為，1998年起農民每人平均生活消費支出出現減少或停滯現象。例如，1997年農民每人平均食品和衣著支出分別為890.28元和109.41元，1998年兩項分別減至849.64元和98.06元，2001年為830.72元和98.68元。必須看到絕大多數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戶，他們的支出下降情況比平均數更為嚴重。他説，農民支出下降，是農村消費品市場份額不斷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市場最旺的時候是1984年，縣及縣以下消費品市場曾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3％。2001年已降至37.38％，下降了15個百分點左右。縣及縣以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下降，其中有農民流動和農民進城消費的因素，但總體仍出現明顯下降。

    針對很多人都提出“農産品供求形勢好，為何農民收入增長上不去”的疑問，陳錫文作出解答。他認為，農民增收難的原因有多方面，尤其與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其一，我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居民消費結構變化速度之快超出很多人的想像。其中，對農業影響比較大的有兩個指標：一是恩格爾系數下降。1991年中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53.8％和57.6％，到2001年已分別下降為37.9％和47.7％。恩格爾系數下降，意味著在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時，用於食品開支的比重卻不斷減少，農産品市場擴大難度增加。二是食品的收入彈性系數下降，即增加收入中用於增加食品開支的比例下降。2001年和1996年相比，城鎮居民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020.7元，每人平均消費性支出增加了1389.5元，而食品開支只增加109.3元。但其中僅外出用餐就增加了128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用於購買糧、油、肉、菜的支出實際減少了131.2元。如果再不做大城鎮居民消費群體，農民從農業中增加收入幾乎沒有餘地。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準不僅不及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印度。陳錫文稱，農民增收問題，表面上看與居民消費結構變化有關，深層次看主要是城鄉結構問題，城市的比重偏低。

    其二，我國也正處於“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資訊化時代已經到來”的“工業化和資訊化並行”的階段。這個階段有助於實現經濟和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但對擴大就業也帶來了新的矛盾。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的趨勢加速發展，農民轉向非農産業和城鎮就業面臨著新的困難。過去農民向非農産業轉移的就業量非常大。1978年全國社辦企業從業人員為2900多萬，到鄉鎮企業發展最鼎盛的1996年共有1.36億從業人員。但1997年起，鄉鎮企業總的就業人數有所下降，2001年為1.31億人，比1996年減少約500萬人。由於就地轉型出現困難，使得1997年起種植業、水産業及畜牧業就業人數出現反彈。

    陳錫文説，城裏人和農民都需要就業，而我國又出現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的趨勢，這些矛盾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第三産業佔GDP比重偏低所引起，城鎮化水準低必然帶來第三産業比重低。因而，解決農民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增長問題，都必須加速推進城鎮化，提高服務業的比重。

    《中國經濟時報》 200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