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套問題——發展中國家問題與轉軌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中國之所以能相對平穩地進行改革和保持增長的原因。”
中國經濟為什麼沒有崩潰？
“中國即將崩潰論”(以下簡稱“崩潰論”)的論據是中國經濟中存在著嚴重問題，有的還是許多問題。的確，中國經濟中是有很多問題。在中國大概最不難找到的東西，就是問題。而且，中國的問題還特別的複雜，因為中國不是有一套問題，而是有兩大套問題。
首先，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像東南亞和拉美等落後國家一樣，面臨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三農”問題、貧困問題、失業問題、收入差距問題、法制不健全問題、市場不健全問題以及腐敗問題。
中國還有另一類問題，即轉軌經濟問題。這類問題與其他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相似，有國有企業、國有銀行、計劃控制、政府審批、政府體制和法律結構等問題。
所以説，中國的特點就是問題特別多，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與轉軌經濟的問題交織在一起，互相制約，更加複雜。再加上中國有13億人口，地域寬廣，所以在中國許多問題很容易就成為世界之最——壞賬是世界最多，失業、等待就業人口世界最多，國企下崗也是世界之最，收入差距問題也可能發展到世界之最，不是之最，也是之最之一。
認識到中國問題的難度，就可以明白中國問題不是短期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很長時間來解決。中國已經進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決這些問題，比起美國和歐洲用三四百年時間建立起一個市場經濟，仍然算得上一個偉大的成就。
有了長期的觀念，我們就可以比較冷靜地看待這些問題，而且進行冷靜的分析：中國的機遇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中國可以實現比較平穩的改革和增長？對於中國來説，找到問題不難(寫關於中國有問題的書太容易了)，難題反倒是：中國有這麼多的嚴重問題，為什麼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崩潰，近期內也看不到要崩潰，反而在持續高增長？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出路是什麼？外國人做研究可以就做到“有問題”為止，中國經濟學者的問題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其實，中國兩套問題——發展中國家問題與轉軌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中國之所以能相對平穩地進行改革和保持增長的原因。
俄羅斯和東歐等轉軌國家，在改革之初已經是經濟高度工業化、高度國有化的經濟，90%以上的人口都是國有企業職工，100%的人都享受社會福利。中國與他們不同。改革之初，中國有80%的農業人口，因此基本還是農業社會。當時中國每人平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會福利的人在中國超不過20%。按這個標準計算，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80%的社會主義，農村人口也從來沒有享受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
而由於我們不是一個高度工業、高度國有化的經濟，改起來也就相對容易，比較容易實現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實現在發展過程中的體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斷地推進改革，中國就能夠實現“帶著問題增長，在增長中解決問題”。後面關於若干問題的分析，就是要説明為什麼中國能夠在問題中成長。
當然，由於問題長期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間解決，危險也就經常會存在。中國總有問題，但又總不崩潰，崩潰論就總會有市場。而我們中國人的任務，不是靠販賣“崩潰論”發財，而是不斷地去推進改革，確保中國永不崩潰。
“因此，中國現在不是不存在絕對貧困化，但是一方面規模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社會反感還沒有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
難題之一：收入差距
經濟學上有兩個衡量貧困的概念，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
絕對貧困化是動態指標，指的是一個人今天的收入按物質水準來衡量，絕對量低於過去的收入水準，而不論收入水準有多高。需要注意的是，絕對貧困化不等於是“絕對貧困”，那是一個表態的概念，指一些人的收入不能滿足基本的需要。而“絕對貧困化”指的是哪怕是高收入者，只要其今天的收入低於昨天的收入，在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上，就是發生了絕對貧困化。
相對貧困化也是一個動態概念，指的是一個人絕對收入水準在提高，但是相對於整個社會來講，和其他人比較起來，他的收入增長沒有其他人快，與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國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屬於這種狀況，包括農民、許多工人，雖然這麼多年來生活水準都在提高，但是因為社會上有別的人收入增長速度更快，也會感到自己相對貧睏了。
在一定意義上説，相對貧困化不可避免，這是改革和發展必經的階段。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改掉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當國際上一些人士批評中國貧富差距在擴大時，他們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也是中國進行改革的必然結果之一。拉大是正常的，拉得太大則需要進行調整。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收入差距拉大這個過程。大多數人對於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認為貪污腐敗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貪污腐敗都消除了，中國的個人收入拉開差距在我們的這個發展與改革階段也是不可避免的。當然我們需要做的是採取一些措施來遏制貧困化的過快發展，特別是現在要開始考慮遺産稅、累進所得稅，希望富人多交點稅，為社會多做點貢獻，搞一些對窮人的轉移支付。
目前，中國收入差距在擴大，城裏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職工下崗，有社會貧困化的問題，導致一些社會不安定的因素等社會現象，包括犯罪率提高。現在真正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絕對貧困化”的問題。在經濟學邏輯上，只要一個社會裏絕大多數群體的絕對收入水準能夠不斷有所提高，不發生大面積的絕對貧困化情況，這個社會就會維持基本穩定。這裡是指扣除了其他因素——腐敗、公正，完全根據經濟因素來推斷的——加上其他因素問題更複雜。
目前的中國社會各階層中，農民是最苦、最窮的人群，但是，農民卻不一定是絕對收入水準下降的人群。由於農業價格的下降，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是降低了，純粹農民的收入在最近兩年發生了一點絕對下降。但對於許多農戶，只要其家庭當中有外出打工者，由於非農收入增長，總收入是會增長的。
那麼，中國最大的收入下降群體是什麼人？應該説就是城市裏的下崗職工中還沒有找到的工作這些人。
中國過去幾年有25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加上大集體下崗職工的話，下崗職工總數至少有4000萬人。但是，中國沒有因為下崗發生大的動亂，其原因一方面在於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重新獲得了就業，政府實施了一定的社會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人感覺到的絕對貧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們收入變化所顯示的那麼大。
三十多歲下崗職工總有辦法，能找到出路，最難的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一批人。但是，這批人是經歷過60年大饑餓、在文化大革命時下鄉插隊、有著商品短缺記憶的一批人。在這批人的潛意識中，仍然不斷把現在與20年前、與改革前的生活進行比較。參照係不同，得出的主觀感覺也就有差異。這樣，儘管有些人過去收入是一千塊錢，現在只能拿到四五百塊錢，但是，整體生活水準與20年前相比，還是提高了，所以説，這些人不僅自我生存能力強，而且對現實的反感，沒有那麼大。
因此，中國現在不是不存在絕對貧困化，但是一方面規模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社會反感還沒有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社會在改革進行到現在，雖然有如此大規模的下崗職工，仍然相對來講還能保持穩定。但是，政府必須看到潛在的問題，積極採取措施防止大規模的人群發生絕對貧困化。
以前實行的一次性買斷工齡的政策看來不是一個好的辦法。我的建議是，可以劃個杠，比如國有職工45歲以上的由政府把他們的社保繳費都包下來，這些工人的工資成本就便宜30-40%，再就業的機會就大一些。找不到工作的，政府再發給失業補助，以維持其基本的生活，而且還保證了未來預期的穩定——老了有所養，生病了有人管。採取這個方法，不讓這批人感到嚴重的絕對貧困化。政府在這方面花一點錢，是一次性的對歷史性問題進行解決。這是涉及到一代人的問題。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不再成為農民。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問題，現在面臨著一次解決的機會。
難題之二：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的問題體現在所謂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三農”問題的根本性難題在於，中國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其中大部分為農業人口。
中國只有7%的耕地，利用現代化的農業技術、農藥，是使用不了多少勞動力的，根本無法承受中國如此數量的農民在這些土地上生産。中國農業現在不能用集約化生産，也並不是缺乏技術，而是因為過剩的人口沒有出去，這些土地還在支撐著最後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
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已經沒有可能靠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因此，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不再成為農民。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問題，現在面臨著一次解決的機會。農民之所以在過去兩年收入仍然在增長，也正是因為農民還在不斷地轉變出來，在非農産業裏獲得新的就業崗位。
這個挑戰有多大？現在，轉移到鄉鎮企業和轉移到城裏的農業人口，我估計大概有1.5億人-2億人，大概還有4億左右的農村勞動力是以農業為主。農村剩下的這4億人，基本都要轉移出來。再加上人口增長，今後四五十年內，就將會有4億-5億農民要轉移出農業。這也就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如果中國能夠創造出更多的非農業就業機會，這些農民基本就可以脫離農業。最基礎的依據，就是我們還得用四五十年的時間，才能使農民都轉移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要不要成為世界製造中心是一個不用考慮就可以肯定回答的問題。有人認為世界製造中心是貶低了中國，而中國應當成為科技中心。但是，即使中國成了科技中心，也還必須是製造中心，否則，幾億農民進到城裏幹什麼？做工程師？不是，還是得做製造業。即使全世界的製造業都移到中國，也許尚且不夠消耗中國的勞動力。來料加工，不僅可以使中國獲得地租、稅收，還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解決幾億農民的生存問題。
因此，中央政府萬不可排斥勞動密集型産業。因為企業可以不考慮農民的就業問題，而是只關注盈利與否，但是，這些問題最後都是中央政府的問題。提升産業結構的提法值得商榷，不如改為擴充産業結構。即使發展了高級的産業，低級的也不能扔，而是最好全部都留在中國，這樣才能通過産業升級為更多的人解決就業問題。
“地區差距只有在一個意義上可以消滅，就是每人平均收入的差異”
難題之三：地區差距
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嚴重，但是，地區差距並不會成為中國經濟崩潰的原因。
首先是目前中國並不存在分裂的傾向。而且，可以説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願意統一的時期，因為落後地區想利用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而先進地區想利用落後地區的勞動力和市場。在市場的作用下，各個地區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尋求市場的一體化。兩年前，香港對於與大陸合作建設經濟開發區沒有興趣，現在則積極性很高，就可以看作一個例子。
此外，中國內陸與沿海地區之間人口的移動可以縮小地區差距。如果未來中國地區差距縮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動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區目前的經濟，如果扣除外來民工創造的(這一部分流向了內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産值)規模一定會比其GDP少，而內陸地區加上這一塊(等於從沿海地區流入的)，GNP必然會增加。
在開發西部問題上，對於政府投入我們也應當有正確的認識。有人認為，西部開發資金使用效率低，並舉出西部地區建設的高速公路上沒多少車，而深圳、上海的高速公路上車流密集為證。其意思是説，西部修路的資金投入沒有回報，應該把政府資金投入到有回報的地區。
將腐敗問題放在一邊(腐敗是不分沿海與內陸地區都存在的)，這恰恰説明，西部資金的使用目的達到了。因為，正是由於沿海地區公路建設有回報，就應該讓民間資金去投資，把政府的資金投入到沒有回報、吸引不了民間資金的地方。政府的資金投入其目的並不在於追求最大程度的回報，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創造社會平等。政府在西部投資基礎設施，一方面可以改善當地投資環境，讓市場多一些選擇，另一方面，這也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使中國的公民都能享有一定的公共設施。即使是政府投資以後吸引不到外來的投資，政府也必須進行這樣的投入。
當然，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內陸地區比如青海、甘肅等省份的經濟仍然不可能達到與沿海地區一樣的規模，仍然會存在差距。但是，這種差距並不是我們真正能消滅的差距。地區差距只有在一個意義上可以消滅，就是每人平均收入的差異。更多的人去分享經濟發達地區的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後地區的較小的GDP，每人平均收入就會實現均等。沒有一個大陸國家能實現所有地區經濟規模或絕對發展水準的均等。
運輸成本、地理位置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也是中國在發展整體經濟時需要思考的問題。由於是在一個國家之內，所以，中國的東西部地區差距問題是有解的，而不像世界的南北問題，無法解決。因為南北問題是國家間的問題，人口是無法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人才”當然是可以流動的，而民工是要被“拒簽”的)。
“如果説中國有金融危機的話，也不是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外部風險，而是在於內部，即銀行壞賬太多導致的信貸萎縮問題——這個金融危機共實已經發生。”
難題之四：金融問題
國際上討論中國的金融問題，一個主要是指中國的銀行壞賬，另一個是政府的債務。但其實這兩個問題，情況不太一樣。
根據最新公佈的數字，中國國有銀行的壞賬與GDP比率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從銀行轉到資産管理公司的1400億元資産(扣除出售部分，還剩1300億元)，壞賬總額大概佔GDP的40%。可以説在銀行的壞賬方面，中國算是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對於日本——我們常常稱之為深受銀行壞賬困擾的國家，日本經濟學家爭論的是銀行壞賬比例究竟是6%，還是10%、11%。
令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壞賬，中國的銀行仍然在運作，老百姓沒有擠兌，反而還在往銀行裏存款。根據最新的數據，中國的銀行存款已經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並且，中國仍然保持經濟增長7%-8%，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對於中國的金融問題，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寬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銀行壞賬一定意義上屬於國債。什麼道理呢？它是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的債務。國有企業對國有銀行的債務，很多是政府干預下形成的，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運轉，給國有企業的補貼。在這個意義上，按照國際上的分析和經濟理論的分析，大家都同意這點，這屬於“準國債”。像資産經營公司的那些就更屬於“準國債”。這最後都要由國債清理，由國家來承擔責任。
在全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看，中國的政府債務則可以説是屬於最低的之一。實施了四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每年發行1500億特殊國債，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政府國債佔GDP的比重不過16%(三月份人大公佈的數字)。16%在世界幾乎是最低的。根據《馬斯特裏赫條約》規定，歐盟國家加入歐元區的標準是政府債務佔GDP比重不超過60%。即使現在，義大利的政府債務佔GDP仍然達90%。日本這個數字是140%。
中國之所以銀行債務比較高、政府債務比較低，是有歷史來由的。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實行撥改貸政策，政府不再給國有企業撥款，初始投資和補貼等都由銀行貸款。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都是短缺經濟，財政沒有真正發揮過通過財政政策調節經濟的功能，即很少發債。所以，中國的國債佔GDP的比率是較低的。
銀行壞賬加上國債，相對來講，中國並不太高。可以再加上另一塊——外債。通過亞洲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外債過高——南韓短期外債佔GDP的比率當初將近40%、泰國近30%——是導致一國金融危機的主要緣由。中國的外債是比較低的，佔中國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業外債只佔到GDP的1%。
銀行壞賬、政府債務以及外債，都是屬於國家債務，最終需要全社會來償還。這三者累計起來，佔中國GDP的60%-70%。如果不算長期外債，則只有57%-58%。這樣的比例是在警戒線以內、也是可以控制範圍以內的。
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即使有很高的銀行壞賬，但是卻沒有那麼大的金融風險——還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如果説中國有金融危機的話，也不是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外部風險，而是在於內部，即銀行壞賬太多導致的信貸萎縮問題——這個金融危機其實已經發生。這也是中國從1996年出現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
至於外在金融風險(對外支付危機)方面，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甚至是過度保險的。中國出口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經常帳戶保持盈餘，資本帳戶上外國直接投資不斷增長，並且外匯儲備不斷增長，已經達到2300多億美元(今年有可能達到2600億美元)。從經濟學角度上講，一個發展中國家是缺資金的國家，擁有如此數量的外匯儲備並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險的作用。
中國金融有這麼多問題，有幾個方面體制上的原因，這是我們改革的重點。
首先是金融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中國幾乎所有的競爭性領域都已向民營經濟開放了，而銀行領域仍然由政府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沒有徹底改革，但是國有企業仍然是貸款大戶，結果導致中國創造産值和就業的部門無法獲得金融資源，而不創造産值的部門又佔有過多的金融資源。
現在，中國非國有企業創造全國將近70%的GDP，卻只能獲得大概不到30%的貸款。而國有企業目前創造全國30%的産值，卻獲得70%的金融資源。兩者之間存在的差額是什麼？正是那40%的壞賬。這種不合理的資源分配體制導致金融資源分配出現扭曲和無效率。此外，資本市場從一開始就是為國有控股企業融資，而很少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渠道。
面對這麼多的問題，中國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如果一方面能嚴格控制國有銀行壞賬的增長，一方面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併為金融資産尋找新的增長點，這樣要消滅當前的壞賬其實並不是很困難。如果銀行壞賬保持目前佔GDP的比重，即40%，而GDP每年增長8%，七年壞賬佔GDP比重就會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這同時提醒我們，不要在不良資産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債轉股，而是應該在金融資産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決問題，才是金融問題的出路所在。
(作者為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經濟觀察報 2002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