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對話

    輿論注意到，自朝鮮核問題曝出以來，一貫喜歡單打獨鬥的美國顯示出了異乎尋常的謹慎和耐心，希望這一問題能在和平和外交的範圍內得到解決。這與處理伊拉克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0月23日，國務卿鮑威爾對新聞記者説，處理這件事需要現在細心，並與我們的友邦密切協商；布希總統在與墨西哥總統福克斯會晤時也表示，美國在朝鮮核武問題上的策略是，通過與盟國以及有關各方共同努力，使朝鮮領導人相信朝鮮半島無核化符合朝鮮自己的利益，符合南韓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布希甚至保證，美國不會入侵朝鮮。

    美國在朝鮮問題上顯示出耐心並不是偶然的。

    首先，朝鮮問題具有特殊性。與伊拉克問題不同，朝鮮並未侵犯任何鄰國。雖然美、日、韓等國將朝鮮的導彈、核武器計劃視為東北亞地區的威脅，但這並不能代表國際社會的看法。歸根到底，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才能判斷一個事態是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採取何種措施消除這一威脅。

    其次，美國與朝鮮之間存在協議基礎，即1994年的《美朝框架協議》，美朝在核問題上的爭執，在一定意義上屬於雙方在協議的理解和執行上的問題，屬於雙邊“法律糾紛”。

    第三，朝鮮核問題如何解決，直接關係到該地區的安全，涉及多方利益。為執行框架協議建立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涉及美、日、韓、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等12個成員，從這一意義上説，朝鮮核問題又不只是美國和朝鮮之間的問題。

    第四，朝鮮半島的局勢，與南韓的安全息息相關，南韓的態度和立場美國不能不考慮。金大中總統甚至反對對朝鮮實施經濟制裁。在朝鮮核問題曝出後，南韓一直主張繼續與朝鮮對話，朝韓第8次部長級會談也沒有因核問題受到影響，雙方甚至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將共同努力確保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積極合作，通過對話方式解決核問題及其他問題。”

    第五，布希政府雖然有所謂“邪惡軸心”説和“先發制人”的“理論”，但在實際問題面前，其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政策取向仍然會發揮作用，在反恐和“倒薩”事務纏身的情況下，選擇外交方法解決朝鮮核問題可以算得上是惟一可行的選擇了。目前的情況是雖有“和平”，卻無“對話”。朝鮮提出了與美國談判解決核問題的三個條件——承認朝鮮主權、確保不侵犯、不阻礙朝鮮經濟發展，但美國則強調朝鮮要首先取消其核計劃。顯然，要走出這一困境，雙方必須打破“誰先邁出第一步”的僵局。

    二、重建信任

    目前，解決朝鮮核問題最大的挑戰就是重建信任問題。1994年《美朝核框架協議》實際上是一個交換性的安排。朝鮮凍結其現有核項目，即易於分離钚的石墨反應堆計劃，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監管；作為補償，美國負責組織向朝鮮輕水反應堆項目，取消對朝鮮的制裁包括減少貿易壁壘投資壁壘，包括對電信業務和金融業務的限制，實現美朝關係正常化。

    “框架協議”執行不力以及最終導致朝鮮秘密發展濃縮鈾計劃，既是雙方缺乏信任的體現，同時也將給未來進行對話的信心造成進一步的打擊。坦率地講，在《核不擴散條約》（NPT）、《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美朝框架協議》、以及與IAEA簽有“核監督保障協議”的條件下，朝鮮秘密進行濃縮鈾計劃，試圖製造核武器，無論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它對朝鮮外交所造成的長遠和負面影響將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也應看到，出現目前的局面是各種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方面指責任何一方都是不公正的。

    應當承認，在《美朝框架協議》簽署初期，其執行還算順利。朝鮮關閉了寧邊的核設施，封存了乏燃料，並將其完全至於IAEA的監控之下。開放了全境將近30處設施供IAEA核查。對此，無論是美國還是IAEA，當時都是滿意的。為執行《美朝框架協議》，美國組織籌建了“朝鮮半島能源組織”——KEDO負責向朝鮮提供重油和輕水反應堆，經費主要由日本、南韓和美國分攤，美國還專門負責提供重油的經費。

    但是，由於資金的分擔和籌集一直存在嚴重問題，致使重油無法如期如數提供朝鮮，兩座輕水反應堆建設也嚴重滯後。以重油為例，為履行承諾，美政府需每年從國會申請5500萬美元撥款。但是，國會不僅不能如數撥款，而且附加一系列條件，如朝鮮履約情況、其他國家提供經費情況等，這使美政府還得請求其他國家分擔。輕水反應堆項目主要由南韓方面承擔，所需資金約45億美元，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南韓曾要求美國象徵性地負擔一部分，但被美國以國會無此項撥款而拒絕。

    按照框架協議， KEDO應在2003年前向朝鮮交付第一台輕水反應堆，然而實際情況是，該項目直到2001年9月該項目才動工，預計到2007年方可完成。輕水反應堆計劃的推遲，勢必使重油提供計劃無法執行，朝鮮的能源危機也將進一步惡化。不僅如此，美國一直不願從根本上取消對朝鮮的制裁。受制于《與敵國貿易法案》，美國公司和實體無法與朝鮮進行商貿往來，與朝鮮的貿易凡不屬於人道主義範圍的均被禁止，類似朝鮮用礦産品換取食品和農業機械的貿易都是作為例外的個案處理的。總之，與朝鮮之間的貨物交易、金融業務、電信業務，在朝鮮開設新聞辦事處等往來都需要獲得有關當局的特別許可，這與美國在《美朝框架協議》作出的承諾顯然不符。

    出於對美國履行義務的不滿， 1998年朝鮮就曾發出警告，如果美國繼續拖延履行其義務，朝鮮將重新啟封其寧邊的核設施。朝鮮還拒絕IAEA就其在凍結現有核設施前是否分離出钚並將其轉用於軍事或製造核武器的問題進行核查，以及前往寧邊附近兩個所謂“可疑地點”進行視察。布希政府上臺後，不僅沒有加快美朝關係正常化的步伐，反而在政治上將朝鮮定為“邪惡軸心”，把朝鮮列為核打擊和先發制人打擊的目標。在美國消極拖延地履行其的義務，並被視為敵人的情況下，朝鮮有理由懷疑美國的真實態度。可以説，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和對自身安全環境的憂慮是朝鮮不願將其核計劃和盤推出，並秘密進行核武器計劃的直接動因。

    三、確立框架

    朝鮮核問題的曝出，既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機遇，因為美朝可以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重新就這一問題展開對話並尋求最終解決辦法。作為對1993年朝鮮核危機的一種反應，《美朝框架協議》無疑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安排，廢除這一框架協議只會加劇當前的危機。

    目前，有關朝美均已廢除1994年《美朝框架協議》的報道尚未得到證實。朝方25日外交部聲明和美、日、韓三國首腦聯合聲明都未涉及該“框架協議”的命運問題。畢竟，“框架協議”反映了各方利益，關鍵問題在於執行，而不是協議本身。再説，以該“框架協議”為基礎組建的KEDO組織涉及多個成員，KEDO項目雖然執行不力，但已在進行之中，要半途而廢也是需要慎重決斷的。因此，維護1994年《美朝框架協議》仍然不失為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捷徑。朝外交部25日聲明提出的 “承認主權、保證不侵犯、不阻撓經濟發展”三個談判解決核問題的條件與1994年《朝美框架協議》確立的基本精神並無實質區別。

    當然，1994年《美朝框架協議》因雙方互相指責違約而遭到嚴重動搖，其存在的前景不容樂觀。但是，要解決朝鮮核問題，不論是老框架還是新框架，不論是雙邊還是多邊解決方案，下列要素絕對至關重要：

    一是平等。在未來的框架中，朝鮮應當被作為一個平等的主權國家對待，而不應作為一個施壓的對象。作為主權國家，朝鮮在原則上有權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並擁有自己的核武器計劃，因此經濟制裁和軍事威脅都不應成為選擇。只要朝鮮承諾仍然留在國際核不擴散體制之內，承擔一個無核武器國家應當承擔的義務，就應享受國際核不擴散體制下一個正常的無核武器國家所應享受的權利。布希政府將朝鮮定位為“邪惡軸心”國家的做法既限制了美國對朝政策的活動空間，也不符合處理國際關係的一般原則，更無助於與朝鮮的對話和問題的最終解決，應當予以拋棄。

    二是平衡。國際協議都是妥協的産物，是權利義務的交換。無論是朝鮮對其自身安全和經濟利益的關切，還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對朝鮮核問題的顧慮都應當得到平衡的處理。一方面，朝鮮應當不折不扣地履行依據《核不擴散條約》所承擔的放棄核武器計劃的義務；另一方面，作為無核國家，朝鮮也應當享有應有的安全保證。如果要求朝鮮承擔額外的義務（如放棄石墨反應堆而改用輕水反應堆），它就應獲得相應的補償。這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恩賜，而是權利義務平衡原則的要求。從這一意義上説，朝鮮提出的通過對話解決美國安全顧慮的三個條件並不過分。無論如何，美國及相關國家應當努力通過實際行動使朝鮮確信，非核的選擇更有利於朝鮮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

    三是透明。透明和嚴格的核查是國際軍控協議得以執行的重要保證。通過透明和核查措施，可以為各方履行協議提供信心。在1994年《美朝框架協議》的執行過程中，核查問題一直是爭執的焦點，也是導致如今核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預期，未來的任何安排，更為嚴格的核查和透明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儘快突破無法對話的困境。與美國直接對話是朝鮮一貫的外交目標，朝鮮方面已經表示了與美對話的願望，但是，美國以朝鮮首先放棄核計劃作為對話的前提條件，這給朝方提出了嚴重挑戰。對朝鮮而言，是否放棄核計劃和如何放棄核計劃不是一個對話前解決的問題，而應是一個對話中所要解決的問題。朝鮮承認其核計劃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加強其在與美談判中的地位。據報道，10月29日，朝鮮和日本雙方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邦交正常化談判未能在核計劃問題上取得突破，這預示著朝鮮核問題的解決將是一條漫長的充滿荊棘之路。

    （翟玉成 中國國防科技資訊中心）

    中國網 2002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