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趨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財政行為已成為擴大內需戰略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擴大內需的政策體系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從一般地增加財政負債與加大財政支出轉向運用貨幣手段與降低財政發債成本相結合，從單純地鼓勵人們增加開支轉向與促進收入增長相結合，到從簡單地增加政府投資轉向利用財政資金帶動民間投資、從強化基礎設施投資轉向與結構調整和增強産品競爭力密切結合等。這些政策幾乎都有政府經濟行為參與其中，都需要財政體系的支援。

    ２００１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擴大內需是我們要長期堅持的一項戰略方針。擴大內需與財政政策密不可分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一是因為戰略性資源仍掌握在國家手裏。二是因為財政信用仍是當前我國信用資源中開拓潛力最大、開拓成本最低的信用。三是在社會利益構成中政府利益仍舉足輕重，政府仍是發展與擴張的最大受益者。這從１９９９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不斷超過國民經濟擴張速度的情況中可以明顯看出。

    擴大內需要長期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就要長期堅持。長期堅持就需要有新的政策措施。迄今在政策研究領域為人們廣泛關注的個人所得稅調整、生産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農業稅改革等實際上都與擴大內需密切相關。可以預見的是，通過稅賦增減來調整多方面社會經濟關係將成為財政政策參與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方向。

    財政政策已經延伸到了産業發展與結構調整領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擴大內需要同經濟結構的調整密切結合起來。實際上，我國的財政政策從１９９９年起就已經延伸到了産業發展和結構調整領域。供給領域的産業發展與結構調整是産業政策的傳統作用範圍。産業政策從來屬於中長期政策。因為産業主體技術與固定資産的大規模更新通常是不可能在一兩年的短期過程中完成的。技改貼息政策正是通過“四兩撥千斤”的財政資金運用方式，使財政政策與産業政策密切結合的一項政策。從目前趨勢看，這項政策在２００２年不僅仍要實行，而且實施的力度不減。

    我國的産業落後，根本的是技術手段落後。“十五”計劃也指出，我國所要進行的結構調整將是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的全面優化的調整。加快産業技術設備更新顯然已經成為新戰略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任務。而短期調控介入産業升級，是我國財政政策運用中的一個創造。已經持續四年的技改貼息政策已經成為了我國中長期戰略措施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

     　財政預期正在成為影響資産價格與貨幣市場的重要因素

    與以往相比，２００２年財政政策的一個新特點是明確提出要繼續發行長期國債。２００１年中，我國已經嘗試性地發行了兩期分別為１５年期和２０年期的長期國債。這是我國首次發行債期超過１０年的國債。這兩期國債儘管規模都不算很大，但引起了市場和政策研究領域的普遍關注。人們注意到，這兩期國債都採用了固定利率的方式。

    長期國債採用固定利率，這其中包含有很重要的經濟資訊。顯然，長達１５至２０年的國債固定利率表達的是政府、財政對長期利率變動趨勢的基本預期。這個基本預期在很大程度上將對貨幣資本的價格和實物資産價格産生重要影響。

    從一定意義上説，２００１年發行的長期國債所選擇的固定利率水準反映的是政府對我國長期經濟運作過程中貨幣供求關係的基本判斷、對通貨膨脹率變動趨勢的基本判斷以及對人民幣與外幣之間匯率變動關係的基本判斷。毫無疑問，政府通過財政性經濟行為所表達的預期一定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各方面利益主體的經濟預期及經濟行為，從而一定會反過來影響到貨幣市場的利率變化。

    利率不僅是貨幣資本的“價格”，而且還是實物資産價格變動的基礎。長期國債選定的利率水準實際上還表達了政府對長期資産價格變動趨勢的基本預期；或者説，形成了對實物資産價格的市場表現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財政手段正在成為化解改革成本的基本措施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經濟發展對改革的依賴程度很大。人們共識，擴大內需以及實現穩定增長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當前，調整地方、企業以及個人等多方面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關鍵是調整社會利益關係，是化解改革成本。從目前的趨勢看，在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中，“積極”的含義將更多地體現于合理承擔改革成本上。

    在我國目前的改革進程中，迫切需要化解的改革成本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過程中的個人賬戶“空賬”問題，二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過程中原有體制遺留下來的鉅額不良資産處置問題，三是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中國有資産的賬面價格與市場價格無法銜接的問題。

    社保基金的“空賬”問題是一個體制性的遺留問題。早在１９９９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文件中就已經明確地指出：“要採取多種措施，包括國有資産變現、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開拓社會保障新的籌資渠道，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在２００２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財政手段創新來化解這一重大改革成本。

    在前期“國企三年脫困”的過程中，化解銀行不良資産、剝離企業債務負擔的“債轉股”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截至目前為止，滯留在國有商業銀行下屬的四大金融資産管理公司手中“債轉股”形成的股權仍達１．４萬億元，仍未找到順暢的産權流動通道。妨害這一改革發展的關鍵障礙在於，在銀行、階段性持股的金融資産管理公司和新的産權投資主體之間缺少一個改革代價的承擔者。從一段時間來的政策研究思路看，通過一定方式，例如發行可轉換債券等，由財政承擔起這個代價恐不可避免。

    當前，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已經走到了産權市場化的階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最大挑戰不在於産品市場的競爭，而在於産權市場的競爭。黨的“十五大”以來，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國有資産能不能賣的認識已經趨於統一。人們基本共識，國有産權的市場化流動是“抓大放小”和調整國有經濟戰略佈局不可缺少的必要環節。但隨之而來的難題是國有資産的賬面價格與市場價格無法銜接問題，即産權市場化過程中的國有資産定價問題。實踐已經證明，國有資産轉讓價格不能低於賬面凈資産的要求很難為市場所接受。應當明確的一個認識是，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是就國有資産的整體而言的；在産權的市場交易過程中，單筆交易價格高於或低於凈資産都是合理的，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在這一改革進程中，我們還需要在財政理論與實踐上有更大的突破和創新。（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部）

    《經濟參考報》200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