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過後,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那些名落孫山的考生,想必是鬱悶懊惱的;那些成績理想、考上了重點名牌大學的考生,自然是歡天喜地的。當然,最風光最得意的無疑是那些高考“狀元”們了。錄取時,他們就是各個名牌高校競逐的“香餑餑”;錄取後,他們又成了商家極力追棒的對象,不僅可以“作秀”,還可以“走穴”,不僅掙了外快,還趁機名揚天下。
高考“狀元”“走穴”,這大概還是今年才涌現出來的新鮮事兒。據報道,江蘇省高考“狀元”張璇和南京市高考“狀元”蔣墨,近日受某新華書店和某教育出版社之邀,在南京參加了一個圖書交流會,與兩大教育叢書的主編們聯袂簽售叢書。而在廣東,高考“狀元”們也是馬不停蹄地奔波于珠三角各地參加各種活動,其“出場費”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有些“狀元”們甚至有專門的“經紀人”負責出場費的談判。
有人説,國人心中有著濃厚的“狀元情結”,看來此話不假。封建科舉考試搞了那麼多年,“狀元情結”大概已經融入到國人的骨髓裏了。現在,雖然不搞科舉考試了,但還是應試教育,高考和科舉考試多少還有些“相通”之處。高考“狀元”“作秀”、“走穴”,其實都是應試教育思想在高考宣傳中的反映。
明眼人都知道,高考“狀元”簽名售書,不過是商家們精心策劃的商業促銷活動,其真正的目的恐怕並不在於讓學生們“樹立高品質的教輔用書理念”,而是為了大把大把地撈錢。按説,這類促銷活動並不違法,大把撈錢也無可厚非;然而,商家們推出的這些叢書真是許多高考“狀元”的“必讀書”嗎?即使少數幾個“狀元”讀過這些書,這些書籍對於他們成為高考“狀元”有沒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即使某本書是某個高考“狀元”成功的“法寶”,但它是否適合別的學生閱讀?閱讀之後是否同樣有效?這些,恐怕都是大有疑問的。
閱讀具有個性化的特點,一本書對這個學生也許有極大幫助,對另一個學生可能全無用處。最近,某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北大清華高考狀元閱讀書係》,其中就收入了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先鋒派劇本《格瓦拉》等篇目,且在每本書的封面上都赫然印著“讀什麼才能進入北大清華?怎樣讀才能成為高考狀元?”的廣告詞。這樣的旗號對於高考重壓下的中學生來説,無疑具有“致命的誘惑”。然而,這些“狀元”選的書如此之“偏”又如此之“怪”,如果每位高中生都費時費力來研讀這些書,真能考上北大、清華嗎?向高中生們推薦這些圖書,是否有誤導之嫌?
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是,高考“狀元”在考場上取得成功,並不意味著他們有資格成為中學生的“導師”。他們也許有自己獨到的讀書經驗,但這些經驗未必具有普遍意義和導向意義。
能夠成為高考“狀元”,當然是人生的精彩一筆。但無論商家還是“狀元”本人都應該明白,第一名並不一定就比第二名、第三名甚至第一百名學得好,“狀元”並不比其他學生有更多的過人之處。假如有機會再考一次,筆者敢斷言,大半高考“狀元”將會易主。況且,高考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人生的成功,高分並不等於高能,相對於整個人生旅程,高考“狀元”只是邁開了成功的第一步。要知道,大多數高考“狀元”後來都成了默默無聞之輩,而那些高考成績平平的學生中,卻並不乏終成大器之人。前些日子,楊振寧教授率一批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來華講學,有記者問他們當中有沒有高考狀元,楊振寧等聽了哈哈大笑説:按照中國的高考標準,我們都是差生,在中學裏,都排在十名以後。這説明,無論是人們對高考“狀元”的炒作和追棒,還是“狀元”本人的自鳴得意,都不是一種理性成熟的心態和做法。
説到底,高考“狀元”只是一位在中學階段學習不錯,並且在高考中發揮出色的學生,或者乾脆可以説,高考“狀元”只是應試教育的“優勝者”,處於暫時的領先地位。筆者想,除此之外,高考“狀元”其實還什麼都不是。(晏揚)
千龍新聞網 2002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