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易於忽略石油危機的全球性影響。就這一方面而言，這種混亂畢竟只是一場零和遊戲——將收入從石油消費者轉給生産商而已。但歷史經驗卻與此大相徑庭。前三次石油危機——1973，1979和1990年——都曾引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為什麼不能象零和遊戲的邏輯那樣，使有利因素超過不利因素呢？
我認為，石油危機對全球經濟所産生的負面影響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所謂石油紅利的週轉。對世界經濟中石油消耗部分的負面影響是直接的；石油衝擊引發的相對價格波動，其功能類似增加稅收——將購買力從非能源可隨意支配的項目分流到與能源相關的支出中。消費者與商界一樣，不得不削減總需求，其結果，阻礙了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研究人員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標準粗估法，石油價格每上漲10美元，將削減重工業國家國內生産總值增長0.25個百分點左右。
那麼，石油生産者獲取的增值收益的補償又怎麼樣呢？就此而言，這一問題涉及石油生産商最終如何支配這些收益——無論是反映在開支（增加從世界各國的進口）還是儲蓄（支付債務或流轉進入金融資産）上。在我看來，石油危機越大，則石油生産商直接利用這一意外收益去進口的份額似乎就越小。但如認為較小的能源生産國的任何進口增加會超過其對石油消費者所産生的負面影響，那就太愚不可及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以燃料為主的出口國只佔世界GDP的3.3％——這麼小的一部分，其規模或進口能力，均不足以全部吸納石油危機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然而，只要石油紅利尚未用於進口，其差額在金融市場上仍會有所反映。後者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我們的貨幣經濟師任永力預計，根據公認的極端值假設，即油價介於40至50美元之間，石油輸出國組織每年即可賺取4000億石油美元，是亞洲經常項目盈餘的近兩倍；在相同的局面下，沙烏地阿拉伯的經常項目順差最終將超過日本。相比之下，石油價格小幅上漲所産生的影響則不太嚴重。John Montgomery估計，石油輸出國將會儲蓄，而不是動用其石油收益的大部分。
但石油危機所産生的影響遠非資金回流計算所能潺蓋的。傳播的第二個渠道是”不確定性因素”——石油價格漲落不定也影響了消費者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的預期。如果這一不穩定因素擴大，則長期資産的最低預期資本回報率將提高——從而阻礙消費者對耐用品，以及企業在資本支出方面的需求。事實上，70年代的兩次歐佩克油價衝擊的情況就是如此。此外，很高的不穩定性也會導致金融市場轉嫁風險，迫使資産分配者轉向抗跌力強的股票和政府債券。
石油價格波動對全球經濟影響的第三方面表現在金融和財政部門的反應上。為對付石油危機而出臺錯誤的政策，其危險性不可小視。70年代，世界各中央銀行針對這一情況所採取的行動值得注意——即貨幣政策過於偏重適應對通貨膨脹上升的期望。如今還會重蹈覆轍嗎？
遺憾的是，我不能完全排除這一點。例如，歐洲中央銀行既然關注備受衝擊的歐元，本能地在歐元區經濟已經放慢的時刻仍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但過度緊縮可能加重歐洲經濟下滑的危險，增加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此外，政府貿然控制石油價格的措施，起碼是顯得有些驚慌失措；美國動用戰略原油儲備的做法更是令人擔憂，法國政府屈服於貨車司機的抗議行動亦然。同樣地，誰敢説美國財政部門不會匆忙採取減稅的權宜之計，以緩解能源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但任何此類行動在石油價格回落，經濟增長恢復的情況下才能發生作用。除非這些財政措施有助於經濟的全面復蘇，如其不然，通貨膨脹的危險仍會加劇——導致類似70年代那种先繁榮後衰退的局面。
歷史經驗表明，石油危機對於世界經濟來説並非煞有介事。這主要是因為這類突發事件常常伴隨著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也對宏觀氣候形成壓力。在這一重要方面，眼下的情勢與以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過去的15個月中，美聯儲（Fed）和歐洲中央銀行均制訂了重大的貨幣緊縮政策。現在，這些措施所産生的效果剛剛顯露。我對世界經濟的最大擔憂，是這次石油危機可能會在全球商業週期的錯誤時刻，加重經濟下滑的危險。而我對世界金融市場的最大擔心則是，石油危機本身就帶來滯漲壓力——既削減産出，亦加重通脹。70年代出現嚴重滯脹時，如今的大多數投資者尚在襁褓之中。而那些身臨其境者，永遠不會忘記現代金融市場上那最黑暗的時刻。零和遊戲的結局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
（作者係摩根士丹利添惠全球首席經濟師）
《中國證券報》 2000-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