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零售商-批發商-加工廠-糧食收購商-農民這一邏輯鏈條出發,我們發現,收購價格的變化是關鍵所在。
何以收購價格突然發生變化
秋收時節,糧油價格出乎意料地突然上漲,西起烏魯木齊,東至上海,北到北京,南至深圳,食用油和麵粉、大米的價格不約而同上漲10%-20%,隨後波及肉蛋禽奶等其他食品,直到本月初,價格才回落。
這場波動究竟起于何時,起于何地,由誰首先發端,又如何蔓延、跌宕,最後將終於何時何處?
帶著這些疑問,本報記者從10月底開始,以大米為單一追蹤對象,試圖尋找這一因果鏈條。這條鏈條起于糧食銷區的廣東省,終於糧食産區的安徽省,以零售商—批發商-加工廠-糧食收購商-農民這樣一條流通渠道,溯流而上,求證于市場。
但是,無論是在銷區還是産區,無論是糧食零售商、批發商還是加工廠,都將提價原因簡單地歸於“進貨價漲了,銷價自然要跟著漲”,而其各自的進貨、銷售記錄也證實他們只不過是這根鏈條上的一個個“感測器”,大米銷售環節並非肇端之處。
如此一來,源頭便指向稻穀收購環節,收購價格成為鎖定對象。
但是,1998年以來持續低迷的糧食收購價為何突然提高?
11月1日,記者趕赴安徽滁州,在這個“主産區中的主産區”記錄了波動的歷程。
青萍之末
其實,在安徽,無論是糧食部門、私營糧商還是加工企業,在9月已經一致作出了今秋糧食收購價格上漲的預期。
9月上旬,田間晚稻尚未收割,滁州糧食部門已判斷今年的收購價將會呈現先低後高再低的走勢,但起步價將高於去年。
判斷的直接依據是減産:一方面,安徽今年退耕還林500多萬畝,再加上農民拋荒,耕地面積持續減少;另一方面,在七八月水稻生長季節,安徽先遭江淮大水,又遇15天持續高溫,抽穗結實受到極大影響,隨手在田間抓一把稻穗就能發現顆粒乾癟甚至空得只剩下殼。雙重天災相加的結果,是晚稻大面積減産。
天長的災情在滁州並非最嚴重,據估計安徽晚稻收成可能減産三到四成,局部地區短期供給減少已是可以預料的事實。從東北調運糧食又遭遇一個多年未能解決的瓶頸———運輸困難導致成本高昂,每節車皮所需費用高達上萬,因此縱然東北今年大豐收,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糧源緊張已成定局,然而,進入市場分粥的和尚卻多了,因為全省糧食市場放開,第一次獲得合法身份的私營糧商蜂擁而入。提高收購價格搶糧食因此成為可以想見的市場場景。
由於收購價格決定權由政府轉移到基層糧站,滁州市糧食局擔心自家院裏先起火,趕在國慶節前給下轄七縣一區各糧站制定了一個協調價:0.52元/斤至0.54元/斤之間,略高於去年0.5元左右的平均價。
但協調價畢竟沒有剛性約束力。雖然有的縣(區)不敢逾規,如南譙區10月8日據此制定的價格為0.52元/斤、優質稻0.56元/斤,但有的縣卻大膽跨出了這一區域,定遠率先定價0.56至0.58元,並提出“始終要比周邊地區高出2分錢”的策略。
對此,私營糧商嚴陣以待,南譙區烏衣糧站分流職工戴金牛9月中旬就東挪西借準備好了15萬元資金,決定“賭一把”。在他看來,“搶在別人前面,冒別人不敢冒的險”是致勝關鍵,只要不超過0.65元,都可以收。
而本地、外地(主要是廣東、福建)加工廠也紛紛派人奔赴水稻産地,或委託當地糧商,緊鑼密鼓準備採購。
大戰還未開始,硝煙已經燃起。
波動初起
緊張氣氛醞釀了半個月,國慶長假陰雨期一過,隨著糧商大規模開秤,漲價初起。
糧站、私營糧商、加工企業之間較著勁兒一分一分往上提價,卻又一步一步壓著步子在走。在他們的收購記錄上可以看到,收購價格一般是每一兩天漲五厘到一分錢。同時,收購標準也在不斷降低。往年糧站收糧要求水分在14%、雜質1%之類,今年則大大放鬆,用農民的話來説,就是“曬幾個小時就行了”。
有趣的是,農民見到如此景象,不願意賣糧了,一心等待一個更高的價格。可資佐證的事例是,南譙區腰鋪鎮聯郢村小莊隊31戶農民,無一家出售余糧。
出於同樣的考慮,資金不足、本應快進快出的私營糧商卻開始盡己所能吞進、囤積,因為一天一個價,哪怕將收到的糧食存一天再賣都有利可圖。
與此同時,由於擔心今年收購的新糧補不齊售出陳糧的數量,為保證進出等量對衝的原則,國家在13日左右下令安徽停止國家儲備糧的出庫。而對於剛剛收進來的新糧,糧食部門也是基本存而不賣。
出現在市場上的糧食越來越少,以至合肥西貨運站9月底與安徽糧食部門簽訂的1萬噸糧食運輸合同,在10月15日一夜之間全部作廢。目前該貨運站一天只能裝運200-300噸大米,不到往年的1/3。
各種資訊相互激蕩
通過各種渠道,江淮一帶糧食産區普遍減産、漲價和惜售的資訊飛速傳遞,南京最大的大米加工企業東葛米廠廠長朱和平説,“對於圈子裏的人來説,價格和數量資訊反饋的時間頂多相差一天。”“現在的資訊實在是太快”,他仍記得1993年糧價上漲時市場反應的遲緩,“那時大部分糧站連一部電話都沒有”。
與資訊傳遞同步,原糧的漲價迅速地反映到了大米價格上,銷區的米價開始“跟在稻子後面跑”。據廣東省中山市聚豐米業邱總經理透露,廣東市場上中低檔米的價格上漲10%-15%,從原來的1.1元左右漲到1.25元左右,高檔米大約上漲5%。
此情此景,最著急的自然是加工企業,但合同要履行,市場份額也要保證,而且,看著大米銷售的價格一天天往上走,買不到原糧,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利潤白白溜走。
此時,要收到稻穀,惟一的選擇是出更高的價格。
在供需雙方的心理角力之下,收購價在緩慢上漲了半個月之後,20號左右陡然拉高:雜交稻的價格從0.56元躍升到0.65元,優質稻從0.58元漲到0.68元,豐優香粘從0.60元躍上0.70元。
此時糧站方面由於受到資金掣肘———今年從農發行貸到款的並不多,即使貸到款也有諸多限制,加之在前期收購爭奪中佔了先機,在新一輪的爭奪中他們不再主動發言。
而一部分個體糧販受資金、庫存所限,轉而成為米廠的收購代理———收到糧食即運往加工廠指定地點,貨到付款。
實力雄厚的加工廠,尤其是南方加工廠成為這時的競價主體,競價幅度明顯加大。而這種加大經由資訊敏感反應靈活的個體糧販迅速傳達到市場,進而迅速擴散、放大,造成短短幾天裏各廠商收購價交替攀升。
然而,收購價越高,市場惜售心理反而越發嚴重,愈高的價格愈是有價無市,有價無市又進一步抬升價位。如此迴圈往復,糧食爭奪戰幾近瘋狂:在緊鄰滁州的南京浦口碼頭,不問價格,不看品質,只要有糧食出現,就被一搶而空。一些糧站職工也紛紛將數十萬斤從邊遠地區收購而來、用以完成糧站規定任務的糧食偷偷賣給對手。
10月30日,南譙區糧食局從商品糧中拿出1萬噸小麥進行拍賣,全部高價拍出,比按當日市價銷售多賺71萬,遠遠超出原先預期。“當時已經昏了頭。”一位買主事後承認。
10月31日,三種晚稻價格達到0.70元、0.74元、0.80元的高點,整體漲幅已近30%。
價格何以突然回落?
速度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的漲價出乎所有人意料,許多人開始擔心。
11月1日,形勢急轉直下,加工廠突然將收購價格調低了幾分錢,豐優香粘甚至降到0.71元,各品種平均跌幅約在四至五分錢之間。
價格的突然回落,最直接的原因是,從這一天起,農發行暫停安徽全省的糧食收購貸款,國有糧食企業資金頓時吃緊。
與此同時,南方市場的大米進貨量在短時間急劇放大後,出現了飽和的跡象,“前兩天深圳樟木頭進了170個車皮的大米,第二天安徽整個省都知道了。我們都知道價格肯定要跌了。”南方市場銷價的下跌,使産區原糧的高位價格明顯難以支撐。
糧食收購市場頓時陷入了另一種多空較量中。只是此時兩方的角色發生了有趣的對調:現在急於出價的是賣跌不賣漲的農民和個體糧販,而加工廠則處於持幣選擇的有利地位。
東葛米廠在11月1日到2日,幾乎沒有收糧食,此前基本上每天能收到300噸左右稻子。並不是沒有人賣,而是工廠希望以更低的價格購進。“市場需要一些時間,會有人願意賣的。”廠長朱和平氣定神閒。
而在數十公里外的滁州綠一米廠,滿載稻穀的大卡車從1日開始排起了隊。副廠長馮鋒説,在今年,這樣的景象還是第一次出現,他們今年總共只收到了1400噸稻子,一度處於半停産狀態。他們當日挂出的價格是0.69、0.71、0.73元,高於東葛的出價。在為卸貨焦頭爛額的同時,馮回復了數十個電話,一路調低報價。
隨著價格的直線下落,市場上的原糧陡然增多。至此,滁州的公路上終於回復了一些往年的景象,開始頻頻見到滿載稻穀的卡車來來往往。
誰率先行動?
在這場糧價波動中,究竟是誰率先行動?戴金牛認為自己比糧站先行一步。戴43歲,在糧食系統工作整整20年,今年6月從南譙區烏衣中心糧站分流。他的收購遍及來安、天長、全椒、定遠等區縣。
早在糧站未開秤之前,戴于9月25日左右率先以0.54、0.55元的價格在烏衣鎮余樓村開始收購,兩天時間就收購了15萬斤優質稻。在戴金牛看來,像他這樣從糧食系統分流出來的職工,實際上佔私營糧商的相當比例。他們洞悉糧食系統的運營習慣和價格,因此可以搶佔先機。
但是,在黃圩鄉,當記者順著蜿蜒三四里的曬在公路上的稻子找到當地最大的個體糧販家,老闆娘卻認為自己以及當地幾家較大的私營糧商最初都是盯住糧站的報價,後期則是以加工企業的價格為依據。
在東葛米廠廠長朱和平看來,這應該與市場發育程度有關。“其實無法判斷到底是誰最先發動這樣一次漲價,這只是市場不約而同的行為。”
無論各方如何評述,在這次波動中,國有糧食企業更有可能擔當起一個比較特別的角色。
表像背後
在滁州數天的調查,似乎可以將這次糧價上漲解釋為一次由減産直接觸發,由收購方國有糧食企業、私營糧商和加工企業互相激蕩而形成的市場波動。
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1999-2002年,全國糧食持續減産,其中2001年減幅近10%,為什麼價格不升反降?市場表像背後更深層的驅動力是什麼?
在不同的採訪對象的回答中,“庫存”“合理價格”“市場放開”成了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
圈內人士認為,1999-2002年,國家一直用拋售庫存的方式彌補糧食需求缺口,使糧食價格仍因為供大於求而持續走低。幾年下來,國家的庫存已經大為減少。“國家還要維持一個合理的儲備量,我們還能拋多少?拋多久?”
再者,糧價已跌到了很低的水準。以2002年的收購價測算,扣除各項費用和農業稅後,滁州地區糧農從每畝土地上的所得不足200元。
此外還有糧食市場從銷區到産區的開放。除了安徽全面放開,今年其他糧食主産區已經部分或大部分地放開了,國有糧食企業失去了壟斷保護,“過去實行保護價時,糧食企業不需要搶購糧食,反正只此一家。但現在放開了,收不到糧食,企業就發不出工資,甚至可能破産。他們能不搶著收糧嗎?糧食少了,有人搶了,價格自然就會漲起來。”
東葛米廠廠長朱和平則認為,這次漲價純屬市場行為,國家並沒有插手,但“市場完成了國家幾年來一直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在他看來,2001年以來關於糧食的各項政策,已經為這樣一次漲價準備好了基本面,“不是今年漲,也會在今後幾年裏漲,只不過今年的減産為漲價提供了直接的誘因。” (餘力 肖華)
南方週末 200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