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已由1995年的58．6％下降到1999年的52．5％。一些人士將其作為農民生活水準提高的一個標誌。而實際上，這一指標能夠説明什麼呢？
經濟學中的恩格爾系數是指人們的食物支出金額在消費總支出金額中佔的比例。一般來講，該系數越高，表示人們生活的貧困程度越高；反之，則表示人們生活的富裕程度提高。
恩格爾系數的涵義在於，可通過觀察人們在滿足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後，還剩多少“閒錢”，判斷生活水準是否提高。但如果現實中農民吃飯的花費雖不變，且收入增加得很少，但其他費用在增多，特別是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以及各種攤派等增加的負擔，令“閒錢”減少甚至沒有的話，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也就失去了意義。
不久前，媒體報道了湖北仙桃市大福鎮某村向農民強制徵收房屋費事件。在仙桃鄉下，蓋一座房子只需花費2000多元，而為了完成鎮政府連年上升的稅費攤派任務，村委會居然對農民按房屋收費，收費從1996年的每處房屋150元漲至如今的400多元，害得村裏40多戶農民被迫扒掉自己的房屋，遠走他鄉。受害的農民們儘管恩格爾系數可能降低了，可在不斷增多的不合理稅費下，不僅少有“閒錢”，甚至已無法安居，哪還有什麼小康生活？
新聞報道指出了事情的起因，是鎮政府的攤派數額連年上升，村委會得設法完成上級任務。而在全部對農民的攤派款中，真正上繳給國家稅務部門的農業稅只佔兩成多，大頭的七成半是仙桃市、大福鎮政府的統籌、提留費……被基層養官用了。顯然，正是基層養官開銷的連年上漲導致了該地對農民攤派的不斷攀升，以致到了濫設名目、橫徵暴斂的地步。
早有專家指出：今日農村基層的官民比例已從當年的1：600變成了1：30。從維持機構的費用、開工資、報藥費、蓋住房到公款吃喝、旅遊、買轎車、聘司機、養轎車……開銷不斷增大。當本地財政入不敷出時，必然以各種藉口把負擔壓在廣大農民頭上。
最近，報紙上多次介紹了某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的“股田制”方案，講的是讓農民將土地使用權入股、上市，入股後按股分紅，股票升值還可以轉讓。他稱：“中國農村走這樣一條路，農民收入就提高了。”真令人困惑！如果現實中的重負不減少，即便農民收入真有增加，又怎能填得滿這個無底洞？
我國農村經濟的改革發展需要突破舊體制的框框，在精簡機構，實現農業規模化、産業化等方面尋找新突破口。而簡單地套用恩格爾系數及股田制之説，似乎有些脫離實際。
《人民日報》 2001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