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再也不會驚嘆于地王大廈的高大雄偉了，這個20世紀90年代中期號稱‘亞洲第一高樓’的標誌性建築，如今已風光不再。待‘世界第一高樓’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建成後，如半老徐娘般的地王大廈，終日裏吟咏的可能只是古老的‘後庭花’。”

在東莞厚街鎮的一家酒吧裏，在一片“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吼聲中，孫鋼把他來之前對珠三角的這種虛幻感傷卸得乾乾淨淨。

“這幾年我們賺錢賺得更加實在了。”與他同吼的還有特意從深圳趕來的一位朋友。七年前孫鋼離開深圳回北京時他的這位朋友還是一家小店的老闆，如今已經成為眼下炒得最熱的“隱形冠軍”：他和幾個朋友開的一家鐳射印刷廠，目前的業務已經覆蓋國內60%的市場。

孫鋼此番決定要做一家中小企業擔保公司，誰知想法剛剛拋出來，周圍就已經有幾個朋友表示要做股東了。“珠三角富得很鑿實。”窗外的街道很繁華，遍佈著世界各國風味的餐館，這種國際化的感覺即使在北京王府井或者上海南京路也難覓。當然這裡的租金已然不菲。因為沒有交通指示燈的約束而在路口竄來竄去的摩托車讓他意識到，這是在東莞的一個鎮子上。“我現在似乎仍然能夠接受這種無秩序，因為它雖然有些混亂但很有活力。”

珠三角和長三角GDP的簡單比較就像説2>1，但經濟問題永遠不會像看一場足球比賽結果那樣一目了然。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比較放錯了砝碼

珠三角的唱衰之聲緣于長三角的激越之調。

包括廣州、深圳、東莞、珠海等9個城市在內的珠三角地區2002年GDP佔全國GDP總量的9.3%，而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寧波等15個城市在內的長三角GDP佔中國 GDP總量的18.9%。

“長三角經濟跳起來增長”的確咄咄逼人。

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統計，珠三角、長三角兩地上半年的GDP、出口、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利用外資、消費品零售總額等5項經濟指標中，前4項增幅均由長三角高出。

從數字看，長三角正威脅著珠三角的地位。對珠三角的失落情緒進一步演繹成拋棄論。

郭山輝是做豪華傢具生意的，在東莞建廠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歐美市場的傢具生産商中，他的企業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內。去年他在上海附近設立了分廠，當地與其生産相配套的七家台資企業同他一起遷往上海。這是媒體講述的拋棄論的經典故事。

事實如何呢？

也許我們還是要先從數字比較遊戲入手。這種GDP比較簡單得就像説2>1。但經濟問題永遠不會像看一場足球比賽結果那樣一目了然。將兩個經濟地帶的GDP直接相比並不客觀。長三角地區的面積人口是珠三角的兩倍多，並多出 6個城市。

即便這種比大小的方法成立，這些比較仍然難具説服力。這幾個經濟指標，只能反映單一方面的動態變化，無法顯示其真正的經濟活力、地區發展水準。比如，僅看GDP總量，而不看“每人平均GDP”，做出的判斷就可能有失偏頗。珠三角2002年每人平均GDP22177元，遠遠高於長三角的10361元。

再讓我們用數據來説服數據吧：

到目前為止，廣東經濟總量仍居全國第一。不久前一則關於廣東經濟成就的報道稱：經過20多年的發展，廣東綜合經濟實力已經超過東南亞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在廣州開發區，即使在非典的日子，仍然是每一個工作日就引進一個項目，每兩個工作日就有一家企業開工，每三個工作日就有一個企業投産或試産。

讓我們再看看拋棄論故事主角郭山輝的另外説法：“珠三角有自己的缺陷，但是珠三角對於臺商的魅力還是不會褪色的。世界工廠看中國，中國工廠看廣東。珠三角打造世界工廠的基地是有實力的。”

其實，長三角到廣東來爭奪外商的事，廣東人早就看在眼裏。東莞石碣鎮的負責人説：“長三角的人説到我們這裡來挂職學習，但私下裏卻挨個找企業談。只有一家企業到長三角去設了分廠，他們和我們打了招呼。”江蘇昆山人空運當地肥美的螃蟹，千里迢迢送給深圳和東莞一帶臺商的故事，在廣東一帶已經傳為經典。

但這不可以説是臺商“北移”，充其量只能説是“北擴”。“我們已經在武漢等地設立分廠，但我們公司不可能搬離深圳，深圳仍然是我們的大本營。長三角的分廠只是為了使市場佈局更優化，方便下一步進入華中、華北市場，而深圳的物流優勢、産業優勢和區域優勢等是長三角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下一步我們計劃繼續在深圳增資擴産。”唯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明俊説。用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的話來説，“他們北擴長三角是為了內銷的目的。”

對外商投資規律了然于胸的廣東政府官員很清楚，數量上的變化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趨勢的形成也就是所謂的“螞蟻效應”，尤其是對於臺商。臺商在大陸投資素來喜歡聚集，當然這也有産業上下游配套的關係。而這種趨勢一旦形成便勢不可擋，這點東莞人最明白。

據説，引起臺商對長三角動情的是兩本書——《我的上海經驗》與《移民上海》。然而，逐利是現實的。廣東省臺辦有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廣東省的台資企業投資效益普遍較好，盈利面在90％以上。因此，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事實：臺商在“北擴”同時，就地增資現象也很明顯。現在廣東台資每年增資都佔臺商在廣東投資的四成以上。其實即使在台資北移盛傳最厲害的東莞，去年實際還新增了535家台資企業。

另一項調查也成為説明珠三角魅力的佐證。根據美國商會最近對205家美國企業的調查，對最希望到中國哪個地區投資問題的回答，有75%的企業把珠三角作為首選，另有19%的企業把珠三角作為第二選擇，兩項相加有94%的企業願意選擇到珠三角投資，而表示願意到長江三角洲投資的企業只有45%。

不能説得珠三角者得天下，但失珠三角者失天下是有一定道理的。珠三角積20年之功修煉出來的開放經驗、巨大市場、完整産業鏈條、最具自由度的營商環境，是任何意于在中國市場上落子的企業不能回避的誘惑。

事實上，在各種比較之外，只要我們在天平上增加一粒砝碼，天平馬上就會向珠三角傾斜。

珠三角歷來有兩個概念，一是“小珠三角”，由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肇慶、江門9個城市組成，也就是通常所説的廣東珠三角。另一個是“大珠三角”，增加了地理上同屬一個三角洲的香港和澳門。僅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5個城市去年的GDP就比長三角15個城市的總和還多590億元。珠三角包括港澳的生産總值超過瑞士，GDP總值佔全國的20％，實際利用外資佔50％，出口占60％，經濟總量甚至超過了長江三角洲和京津塘城市群的總和。香港及澳門各地數以萬計的工廠，每天生産的貨物總值超過3億美元。而且，根據最新研究所得，目前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亞洲或亞太總部的數目，仍比上海多10倍。

誰能説珠三角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呢？

珠江三角洲，面積50，000平方公里，足足有50個香港大。需求來自於整個市場的融合和擴展。“為什麼非要找一個龍頭呢？”在廣州最高的建築——中信大廈的71層，香港政府第一任駐粵辦主任梁百忍“站得很高”

珠三角顯然正在加碼。目前一個比較熱的詞彙是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如果説年初的深港24小時通關為硬融合，CEPA可謂軟融合。

從政府層面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年初第二任上的首份施政報告，萬餘字中10多次提及珠三角，被稱為“橙色”報告、融合宣言。香港多位商界翹楚日前更向港府承諾，將義務與港府投資推廣署合作，攜手到海外推廣大珠三角的商機，吸引更多的海外企業入境設立辦事處。 據悉，主動請纓的有“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渣打銀行董事王冬勝和匯豐銀行主席艾爾敦等10多位商界名流。而深圳年初的市委全會，第一次把“以香港為龍頭”寫進報告。剃頭挑子兩頭都熱，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如果按照用時間來描述空間的説法，大珠三角的概念是“3小時經濟圈。”據香港特區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研究報告，港珠澳大橋落成後，香港至澳門及珠海兩地的陸路距離將縮至30公里，行車時間不超過半小時，粵港澳100多個城鎮都將納入3小時車程輻射圈。據説，“國際性買家傾向於在3小時內到達賣家的廠房，港資多傾向於投資距本部3小時行程的廠房。”

對於CEPA最具體的解釋就是“形成新型的‘前店後廠’關係”。“前店”在香港，“後廠”在內地。這份計劃顯然不止針對廣東。“珠三角有地緣優勢及文化優勢，香港人難免優先選擇在珠三角地區擴大業務及投資，其次才是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另外一個原因在於，製造業與服務業相伴生。珠三角地區有港資企業5萬家左右，為這些企業提供服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説的好似全國，但只要廣東能把握住機會的話，就是香港與廣東的事情了。” 有研究結果顯示，如果港商在廣東的生産增加2%，會為香港創造3萬個就業機會。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珠三角旺，香港也旺”的道理。

“為什麼非要找一個龍頭呢？”在廣州最高的建築——中信大廈的71層，梁百忍“站得很高”。他身後廣州市極目所盡。去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在廣東設立了其在內地的第一個經貿辦事處，這位註定要載入史冊的香港政府第一任駐粵辦主任對“一國兩制”有著自己十分獨到的理解：關鍵在於差異。因此我們就是要了解不同，利用不同。

梁百忍已經馬不停蹄地拜訪了廣東省二十一個城市，並且有的城市不止去了一次。他發現，廣東是一個層次豐富的市場。“如果整個區域的競爭力強，既然是一個動物，龍頭龍尾又有什麼分別呢？” 梁百忍認為，“大珠三角”概念是慢慢延伸出來的，是在過去幾十年經濟合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

梁百忍深感於這樣的現狀：一隻在廣東生産的手錶出廠價是1美元，而賣到美國銷售價平均為30美元；全世界比較低檔的玩具有70％是廣東生産的，在美國商場買一個10塊錢的玩具，在廣東工廠的附加值只有5毛錢。

香港製造業差不多全搬到了國內，其中有八成在廣東省，而現在香港86%的生産總值來自於服務業，香港服務業和廣東製造業強項如何配合，從而在全球經濟中建立粵港經濟合作體的競爭優勢，“這將是駐粵辦下一步重點推進的一件大事。”梁百忍説。

事實上，香港服務業對廣東的投資在入世前已經開始。從數字上看，2000年廣東服務業外資開放度已達到2.77％，遠高於中國內地0.82％的平均水準，由於香港服務業介入，廣東在印刷業、旅遊業、房地産業等方面居全國領先地位，仲介代理、市場調查與諮詢等原來沒有的服務産業也開始萌芽和發展。

分析人士也指出，由於受政策的限制，過去港商大多采用非規範的變通或間接方法，實際的數字可能大大超過官方的統計。隨著雙方制度性障礙的進一步減少，暗中進行的粵港兩地服務業的交流將浮上水面。

“在過去幾年裏，由於整個中國內地都充滿了機會，香港在全國投資過度分散，而不是繼續投資于他真正的腹地——珠三角，這可能也是香港經濟低迷的癥結之一。”産業分佈在廣東珠三角對於香港來説並不算空心化。

在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李興華數次提及“製造業服務”。他説話時不時望著挂在墻上的世界地圖。“所有的銀行都要圍繞著製造業轉，因為製造業需要的資金是巨大的。”離開了內地的製造業，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能撐多久？珠江三角洲，面積50，000平方公里，足足有50個香港大。需求來自於整個市場的融合和擴展。

根據許多國家的經驗，當第二産業佔GDP比重、佔社會就業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40%左右時，第二産業在GDP中的比重開始下降，第三産業比重上升。近兩年，廣東第三産業成為支撐GDP增速的亮點剛好與這一規律特點相吻合。如果率先對香港開放服務業，廣東將像過去承接香港轉移的製造業一樣，率先借地緣之利享受這一舉措帶來的利益，使廣東的産業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

所以，無論中港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是先簡化兩地人員、貨物、資訊往來的手續，還是逐步分類開放服務業各領域，都將進一步優化廣東的市場環境，使廣東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不僅是地理位置的優越，更包含著經濟學上的區位優勢。

東莞一家企業説，我們門口堵車，全世界正在生産的電腦80%將沒滑鼠。緊鄰的企業説，全球更多的電腦將沒鍵盤。無須出東莞，電腦整機的配套能力就在95%以上。體製造就了單打冠軍，更造就了團體冠軍

“當地政府劃撥幾十畝地，當地官員到機場迎接……”“北擴”企業家們對長三角的津津樂道令人情緒複雜。有人形容廣東是強勢民間、弱勢政府，而上海和華東的情景則恰恰相反。

也有人聽出了另外一種味道：“這種招商方式説明長三角在體制上比珠三角至少落後15年。因此，認為珠三角體制優勢已經不存在的説法站不住腳，因為它已經先跨穩了一大步。”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一般認為，在發展策略上，珠三角是各地分散發展，缺乏整合。但珠三角的分散發展也有其靈活性。由於改革開放最早，在缺乏國家大型投資情況下，珠三角務實的領導者及民間的自發積極性培育了脫離計劃經濟的思想，容許各地尋找新的生機，去快速適應市場。

由於毗鄰香港的優勢，香港已成為小珠三角投資、技術、資訊、管理、接觸外國公司及市場知識的來源。通過與香港的對接，珠三角出色地接軌國際市場，建立起國際市場導向的産業，吸引著中國各地的勞工、科學家及工程師。這使它可能成為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地區，它的經濟活力，更多的是依託市場及民營部門的發展。相比之下，長三角的發展，雖然得益於政府的巨大投資和支援，但政府介入多卻經常是把雙刃劍。

在一片珠三角與長三角互爭短長的議論聲中，設廠于廣州經濟開發區的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于6月底宣佈，追加投資1.2億美元，擴大生産能力。安利南方區總經理陳朝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用行動對珠三角投資環境投了一票。

儘管十多年來珠三角的商業成本提高很快，但對於投資企業來説，最看重的是穩定，不可預料的風險會令企業付出最昂貴的代價。而在廣州，安利體驗到一種安全感。

在有些人看來最安全的政策因素在企業看來往往是最不安全的。“有形的手讓人不安。”作為投資企業來講，他們最關心的是所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資源是否可以完全按市場原則進行合理配置，是否能降低交易成本。

在珠三角，“幾個人在荒地上立上幾根樁”是在如今許多大型現代化廠房下曾經演繹的創業故事。沒有“政府投資”的空子可鑽，因此，“在市場中歸位”是各種成分複雜的企業生存發展的唯一齣路。

在東莞已經很不起眼的一座辦公樓門口，挂有一塊中華之最的牌子。下面一行小字算是説明：“生益科技——中國大陸最大的敷銅板專業生産廠”。這家企業1985年到東莞時建起的這座辦公樓，曾經是這裡最“靚”的建築。

中成化工，其生産的保險粉佔有國內市場的80%，國際市場的45%。“世界上同類知名企業因此關閉了14家。”有一個比喻説“北京像國有企業，上海像合資企業，而廣州像私營企業。”目前珠三角聚集著大量的民營中小企業。在珠三角，這樣的“世界之最”在中小企業中俯首可拾。

如果非業內人士，你甚至連這些企業所生産的産品的名字也不曾聽説。它們也許就是你正在使用的某種産品中缺其不可的“成分”。為了做到“缺一不可”，這些企業的追求就是把産品不斷地做到極致。生益科技用“咬住領先”來説明自己與對手競爭的艱難與得意。

在與同類尋求差異與合作的過程中，他們“主觀上找到了自己，客觀上製造了産業帶”。

珠三角高新技術産業已經形成了“簇群”現象。在珠江東西岸分別形成兩大高新技術産業群，聚集了大量的高新技術企業。東岸以深圳、東莞、惠州為主的電子資訊産業群，西岸以廣州、佛山、江門、珠海為主的電器産品産業群。高新技術企業的群居使得珠三角能夠形成大中小企業配合、上下游聯動的發展模式。而一批同類高新技術企業和上下游企業集中于一點，能為各個高新技術企業帶來成本節約和效率提高的巨大利益。高新技術企業可以統籌原料採購、配件採購、生産和銷售不同的環節，從而節約生産成本。例如東莞現有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電腦資訊企業2800多家，電腦整機配套能力在95%以上。據比較，在東莞生産一片主機板的成本要比在其他地區便宜1美元。東莞多年來形成的IT産業配套優勢，短期內是其他城市無法替代的。

在“簇群經濟”環境裏，相關企業可以最先捕捉到該領域的最新科技資訊，找到最理想的僱員與最有效的銷售途徑，簇群成員之間的互補性和競爭動力，都使得該地區“執行業之龍頭，領時尚之風騷”，因而較別的地區更具創新力和競爭力。

有人歸納珠三角經濟“簇群”最主要特點：一是非公有制經濟佔絕對的主導地位，以中小企業為主；二是産業集中度高，專業化特徵顯著，並形成完整的産業鏈（常常是從原材料、元器件等中間産品到製成最終産品）。多數是以“一鎮一品（數品）”的形式存在，如南海西樵的紡織，大瀝的鋁型材，金沙的五金製品。開平的水暖器材，花都獅岑的皮具，順德倫教、龍江、樂從的傢具簇群，南海南莊、石灣的陶瓷，也有跨鎮、區、市的，如東莞、深圳、惠州電子資訊設備製造業“簇群”。三是“簇群”經濟體內，産、供、銷一條龍，科、工、貿一體化，産、學、研相連接，建有自己的技術創新體系；四是經濟發展與城鎮建設緊密結合。五是研究開發、加工製造、市場行銷的實物網路同因特網的虛擬網路相結合，為資訊化帶動和提升工業化、推進社會資訊化創造了一種新的形式。

放眼整個大珠三角，我們會看到——城市群。前來廣東調研的兩院院士周幹峙説，經過上個世紀末的迅速發展，珠三角已形成為一個高密集、連綿成網路的大都市區，如此龐大的連綿都市群在中國只有珠三角。它是現階段中國城市發展的最高形式，珠三角既有城市群的格局，也存在城市間隔的問題。

珠三角的産業格局是非常有優勢的。深圳的電子製造業，東莞的IT配件、服裝，順德的家電，佛山的陶瓷都是“珠三角”發展的“金蛋”。這幾個城市的差異性就是他們合作的基礎。

“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水準與香港還有10到15年的差距。”香港的失業率近幾年比較高，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近20年香港把自己的製造業轉移至內地的過程中，許多本地的藍領工人失業，也就是香港的結構性失業沒有隨著産業的調整而調整。它恰恰説明香港根本就不需要重新定位，但確實需要調整，就是向更加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調整。

在建立深圳特區初期，深圳只是香港轉移傳統加工業的一個首選地。它幾乎只能依附於香港經濟而存在。時至今日，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深圳已經具有自己的特色。

自1991年至2002年，廣東省高新技術産品生産平均每年增加40.2%至4，300億人民幣。珠三角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佔全廣東省的92%，其中深圳佔43%。深圳良好的風險投資環境吸引了各類風險投資公司和相關仲介機構進入。無論從規模還是數量上來説，深圳都是中國風險投資最為活躍的城市。

現在許多人説到産業結構升級基本上就等同於高科技。其實傳統生産型企業不斷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生産效率和品質，也是升級。在東莞，松山湖科技産業園區700多平方公里的湖光山色令參觀者感嘆手筆之大。科技共山水一色，東莞市科技局局長葉景圖正忙碌著具有環境概念的“製造業科技”。

在順德——由“可怕的順德人”建造起來的中國“家電之都”從現在的態勢看，佔了順德市工業總産值半壁江山的巨型産業——家電製造業，不但沒有絲毫退減之意，而是仍在強勁發展。冰箱、空調、微波爐、電風扇、電飯鍋、燃氣具，至今仍保持著全國乃至全球産銷量第一的位置；而且，世界上著名的家電跨國製造商，絕大多數在順德落戶。去年以來，更有一大亮點出現：美的、科龍、格蘭仕等大企業，出口平均增幅達60%以上，産值平均增幅高於全市一倍。

在“珠三角”産業帶中的每個開發區都有自己的規劃，政府只是指導作用，而不是説一定要求開發區去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珠三角”跟國際接軌比較早，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最早抓住資金轉移的地區。所以“珠三角”一直以來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産業帶本身就是由市場形成的，也是完全市場導向。

話説回來，這與廣東的傳統有關。廣東歷來是習慣於無為而治，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初期，優勢是很明顯的，它體現了民間草民階層的創業特點，就是“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由此也形成了珠三角小城市的活力。

作為美國國際集團下屬美亞保險廣州分公司的總經理，彭德智在廣州已經8年了，和若干的政府官員打過交道。他認為廣東的政府是具有服務意識的。他舉了個例子：外籍人士在廣州考駕照曾經是很麻煩的，必須要過中文的筆試，還有其他的一些附加條件，搞得有些外商就通過仲介到香港去辦駕照，時任廣州市常務副市長的陳開枝聽説之後，便立即指示公安局車管所在程式上要為外商提供方便，設計英文試卷或者允許帶翻譯。

珠三角1990年代後期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了這樣的事實：20世紀最後5年，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不僅持續激增（即使是全球性經濟衰退週期的出現，也未能影響這一增長勢頭），而且FDI投入的方向發生了質的變化，由玩具、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産業逐漸轉向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的産業；FDI的投資主體也由跨國公司主導，出現各大跨國公司為了提高自己的全球競爭力，競相在中國建廠的現象。國外媒體把這一現象同19世紀後期的美國相類比。有人預期，這一轉變的結果是：中國不再僅僅製造勞動密集型産品，而是以可靠而穩定的高技術産品生産國的面貌出現，並將改寫製造業經濟學的方方面面。

目前，廣東民營企業以超過3060億元註冊資本的規模在全國保持首屈一指的地位。涌現了一批像華為、中興通訊、比亞迪、金蝶等全國知名高新技術企業。

“珠三角要爭當團體冠軍，不能個個都只想著當單打冠軍”這樣的聲音正在遭受質疑：各個都是單打冠軍，才會成為真正的團體冠軍。

東莞虎門鎮，各個超大型服裝批發城之間擠挨著一排甚至稱得上有些寒酸的小門臉。這些小門臉玻璃窗上的口氣卻不含糊：“國際快運——紐約、東京、孟加拉……”

“從街上的摩托車上隨便拎下來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千萬富翁。”珠三角富足得很紮實。

如果算上香港和澳門1700多億美元的國內生産總值，大珠三角可以説是中國消費能力最強的大都市圈。珠三角的電腦普及率、手機擁有率、私人購車數量在全國都是高居前列。廣州本田也嘗盡珠三角的好處，該公司1/3的汽車都賣給了珠三角。

沃爾瑪開在了東莞蛇口這樣的“小地方”，麥當勞、肯德基也不過是鎮子上已經不受推崇的普通快餐店而已。其實，沒有北方人敢把這些鎮子當鎮子的，無論從産值和規模看，他們都更接近一座城市。

珠江三角洲有著超過10，000家的各類科技型企業，他們是高新技術産品的生産者，同時也是高新技術産品的巨大消費者。珠三角目前是中國最大的晶片用戶市場。內地80%的積體電路從深圳進口，其中75%在深圳消耗。

珠三角不僅是國際賣家雲集的地方，還是國際買家的採購基地。“從全球哪個地方採購最好？當然是中國。從中國哪個地方採購最好？當然是珠三角。”宜家中國總裁DUFFY説。

1996年在深圳設立的IBM公司中國採購中心，2001年的採購量已突破30億美元，其中80%以上來自深圳及周邊地區。在沃爾瑪中國公司的採購清單中，有將近95%的商品來自深圳。GE則計劃到2005年能夠每年從深圳採購50億美元的原材料。

據“惠普”一名採購總裁透露，他們每年在中國大陸幾十億美元的採購中，有80%來自東莞。目前，東莞擁有1.3萬多家外資投資企業，每日有6000-7000個集裝箱出關。當地人的説法似乎更為精確：“每6分鐘就有一個裝滿産品的集裝箱從東莞虎門港出境。”

從通過香港這個橋頭堡小心翼翼地接觸世界開始，珠三角如今已經具備自己的國際市場份額與銷售網路，形成了充分的産業優勢與市場優勢。

“珠三角會展中心重復建設很嚴重”一直被人詬病：廣州有40萬平方米的會展中心，東莞有26萬平方米，深圳明年投入使用26萬平方米，還不算香港的會展中心。“在東莞的一個鎮上，五星級飯店都有三五家”也正在遭受質疑。事實上，對於市場的感覺，“你幾乎都能看到每一個珠三角人頭上插著天線”。珠三角相當部分展館和飯店都是私人投資，顯然已經對營利做過充分測算。在東莞，大大小小的展覽，平均每一個工作日就要批一個。逢有展覽，飯店更是爆滿。

在東莞虎門鎮，各個超大型服裝批發城之間擠挨著一排甚至稱得上有些寒酸的小門臉。這些小門臉玻璃窗上的口氣卻不含糊：“國際快運——紐約、東京、孟加拉……”無論是國際市場還是國內市場，珠三角都可以近距離握手。

根據美國和日本的商會最近的調查，美國商人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共641家，日本是693家，比兩年前分別增加33%和44%。而據澳洲商會的調查，澳洲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共58家，比兩年前增加了53%。內地企業在香港找外商合作最方便不過。

香港貿發局最近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將近21%的被訪珠三角民營企業也已在香港建立了辦事機構。被訪企業認為，香港市場資訊發達，方便蒐集産品資訊以及了解國際競爭對手的狀況，有效地接觸世界各地的買家，開拓海外市場，也可以採購到世界各地的産品。

有比較認為，長三角更有利於企業開拓國內市場。但細加分析，長三角的優勢未必是絕對的。人們習慣地認為，長江流域是上海及長三角的腹地。這個觀點在水上運輸佔主導地位的年代裏可能是正確的，因為上海能夠通過長江水運方便地聯繫長江流域各省市。現在不一樣了，鐵路網、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提供了更為便捷的運輸，長江中上游省市不再一定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排他性腹地了。而珠三角可憑藉京廣、京九兩條南北大動脈，輕易到達內陸的中心地區。事實上，就鐵路運輸而言，廣州到武漢的時間比上海到武漢的時間要短兩個小時。這表明，珠三角腹地更為龐大。向北拓展腹地是大有潛力的。

其實香港早就已經看到廣東珠三角對內銷市場的強大發散力。它一直是港商向內地發展批發零售業的跳板。“香港品牌在珠三角有市場價值”。香港流行的産品和品牌，在珠三角也會流行。香港貿發局鼓勵港商以珠三角為切入點，向內銷市場進軍。

同時，香港作為高新技術産品外銷平臺作用也遠遠超過了內地其他城市。單以對外交通為例，香港每週有1500多個定期國際航空班次和400多個遠洋集裝箱班輪，為珠三角製造商提供可靠快捷的進出口運輸服務。

“東莞堵車全球缺貨”成為説明全球IT業對東莞依賴程度的典型描述。東莞石碣鎮的一家企業説，我們門口堵車，全世界正在生産的電腦80%將沒滑鼠。另一家企業説，更多的電腦將沒有鍵盤。據統計，目前在歐美國際市場佔75％以上份額的電腦主機板、磁頭、鍵盤、驅運器、螢幕、掃描器等都來自珠三角。

在有150萬戶籍人口的東莞，龐大製造業為500萬以上的外來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全國1/3的打工者都在珠三角。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失業率”這個字眼都會極具競爭力

製造業曾是香港企業家白手起家走向成功最為普遍的行業。人們篤信“工字不出頭”的觀念，一有機會就單槍匹馬自組公司，自辦企業，希望以“老闆”的身份出人頭地。於是短短幾年間，花上幾千元，招聘幾個人的小製衣廠、塑膠廠、五金廠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全香港成了一座大加工廠。老闆們身體力行，與工人們同吃同住，有的甚至長期住在廠房裏，睡在工作臺上。”當時香港勞動力十分充裕，年輕力壯的廉價勞工比比皆是，只要稍加訓練，就可以輸送到那支日夜為海外商家趕工的勞動大軍中去。當那些標有“香港製造”字樣的産品如潮水般源源不斷地涌進西方市場時，人們驚訝地獲悉，這些精美的産品竟大多出自一些被稱為“山寨工廠”、平均雇工不到50人的小作坊，且價格低得出奇!

香港工廠的效率高得驚人，往往是巴黎國際時裝展覽會還未落下帷幕，“時裝之都”的最新款式就已在香港成批推出。按照當時的技術水準，一個新的電子産品從研製到批量生産，美國要8個月，日本要5個月，而香港平均不到3個月。隨著生産效率的提高，香港工廠的規模越來越小，而每個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卻不斷增大。1950年每間工廠平均為55人，以後差不多每隔10年便減少10人；到1989年時，每間工廠的人數平均還不到16人。但就是在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工廠裏，工人們創造了奇跡，平均每人承擔的出口額高達3.63萬美元，比40年前增加300多倍。到1995年，平均每個工人承擔的出口值躍增至7.7萬美元。儘管早期的那種勞動強度大、工資報酬低的“血汗工廠制度”已經不復存在，但勞動時間長、工作節奏快的特點卻保留了下來。

曾經在香港出現的這些生動場景如今在廣東原版再現。

較早到順德開辦企業的一位臺商向記者講述了他對廉價勞動力的深刻體會：“剛開始我付給工人每月1000元工資。但門口很快就有人排起了長隊，他們願意以800元工資工作。於是我在第一批工人適用期滿時辭掉了大部分人。但門口依然排起長隊，他們可以接受更低工資。於是我找到了最廉價的工人。當然，最廉價並不意味著最差。”

習慣談論高科技和新經濟的人，也許會對這些廉價勞工視而不見。但是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剩餘、城市下崗職工以千萬計的中國，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其經濟和社會意義決不亞於追趕新經濟。

一個國家的經濟主角，必須是與國內其他地區有極大的經濟關聯度的。而評價一個地區與外界的經濟關聯度，有很多指標。但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城市化程度不高的中國，相當長的時間內，流動人口都是非常現實而且經濟輻射和帶動作用得以實現的重要方式。

以戶籍人口150多萬的東莞為例，龐大的製造業為外來勞工創造了500多萬個就業機會。這些主要來自廣東周邊省份和西部的勞工，去年從郵局往家鄉匯款達138億元，近5年來共匯去600多億元，有力地支援了內陸地區的經濟建設。數以千萬計的流動人口從廣東帶回家鄉的，當然不僅限于金錢，還有資訊、觀念和技術。

難怪東莞市負責人能夠自豪地説：“這些數據表明東莞已不是廣東的東莞，而是全中國的東莞甚至全球的東莞。”上海當然同樣宣稱“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不過，上海的計程車司機卻必須是持有本地身份證的上海人。

從統計數字看，廣東的流動人口數量遠不是上海和江浙可比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廣東省流動人口超過3000萬人，這些人口基本集中在珠三角。單是深圳和東莞兩市，流動外來勞工就達1000多萬。而上海流動人口不過340萬人，江蘇是500萬，浙江是640多萬。這些數字雖然也包括本省的流動人口在內，但絕大部分還是跨省的，尤其是廣東。在深圳和東莞，基本上可以找到來自全國任何省份的流動打工者或者移民。至於就業機會的多少，從廣東的報紙和上海江浙一帶報紙上招聘廣告的多寡就可以反映出來。

順德無疑也是極好的解剖樣本。從城市規模來看，順德的人口不過100萬人，然而就在這面積狹小的土地上，卻集中著中國家電總産值的15%。

初到珠三角的人，一定會對其廠房的“壯觀”感到驚異。這些廠房的進深與寬度同樣驚人。在現實的經濟世界裏，日夜轟鳴的機器是一股令人生畏的獨特力量，它改寫著珠三角的歷史。珠三角的大規模製造能力甚至讓日本人感到恐懼。不久前，《日本經濟新聞》記者到廣東採訪一圈後驚呼：“如果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從中國微波爐市場上消失。”儘管今年松下微波爐産量將達到創紀錄的190萬台，但這個數字與廣東順德的格蘭仕相比，松下公司的生産規模只是前者的 1/8。

“在珠三角，生産成本之低出乎你的想像。南韓和日本人生産每台空調，折合人民幣要3000元，我説拿來我生産，每台只要1500元。因為他們每天工作6小時，每週工作四五天，每年還有幾十天的假期；而我們三班倒，員工費用低。將我們的人員優勢和其技術優勢整合，這是我們的務實所在，聰明之處。” 格蘭仕副總俞堯昌説。

流動是中國的希望。全國1/3的打工族聚集在珠三角，以大規模工業製造為軸心，源源不斷地把“MADE IN CHINA”的産品以令人驚嘆的廉價運往整個世界。

“就業目標越來越重要了。”溫家寶副總理説，2003年至少增加800萬個就業崗位。我們現在一年要提供1500萬個就業機會，才能滿足每年新增勞動力和新下崗勞動力的就業需求，但能滿足一半也就是很了不起的了。

樊鋼也認為“世界製造中心是貶低了中國，而中國應當成為科技中心”的觀點是很不可取的。即使中國成為科技中心，也還必須是製造中心不應排斥勞動密集型産業。

珠三角需要流入的不僅僅是大量廉價勞動力，更重要的是人才。

有人就曾用一頭獅子率領一群綿羊和一頭綿羊率領一群獅子作戰，來形容長三角與珠三角之間的人力資源情況。“長三角出白領，珠三角出老闆。” 觀念上珠三角是一個人才匱乏的地區，本地人才無法滿足需要。

陸榮發196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在長三角一間中小企業當過工程師。10多年前，珠三角經濟的蓬勃發展將其吸引到廣東來，很快成為格蘭仕的技術骨幹，隨著企業一步步成長，目前擔任格蘭仕集團副總經理。

對於陸榮發的經歷，參加CEO廣州行的陳以群深有感觸，他跟陸榮發原是老同事，“珠三角在用人方面確實大量，敢於用人，為人才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陳以群認為，長三角雖然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但這些人才大多寧願只做一名白領，而不願意走出去創業，其才能很難得到發揮，而珠三角具有濃厚的商業市場環境，人才交流頻繁，在用人方面有獨到之處。

其實，擁有和培養人才是一回事情，而真正讓人盡其才又是另一回事情，這就需要體制、機制和舞臺。在這點上，被公認為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珠三角仍走在中國最前面。這正好解釋了為什麼只有一所大學的深圳，高新技術産業卻走在全國的最前面。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廣東的城市極具平民性格。

在珠三角的文化中，實用佔有很大的比重。從傳統的角度看，由於遠離帝都，嶺南文化卻也因此而少了很多繁文縟節和拐彎抹角，做事和看問題總能客觀務實、直奔主題。廣東對外來人的接納態度也是這樣，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的抗拒，但慢慢看到外來人的融入是大勢所趨、也能帶來很實際的好處，就索性接納了。

珠三角是“正在打盹的兔子”嗎？不，它更像換胎的F-1賽車。香港聯交所與珠三角企業的溝通與了解開始熱絡起來，東莞也正在探討“經營城市”的話題，靠從香港搗騰服裝成為中國最大服裝集散地的虎門要建服裝博物館建設文化了……

“就像一架採礦機，運氣很好，碰到了離地表很近的淺層礦。不用更新設備仍能採出黃金來。”珠三角人開始自省。

在美國沃爾瑪商場，銷售著一個著名冰箱品牌“Magic Chef（神奇的廚師）”。實際上産品就是由中國廣東科龍電器公司設計和生産的，而能夠説明這一點的，也僅僅是一個寬泛的“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而不是國內馳名的科龍電器商標。在這家商場內，“中國製造”的標簽隨處可見，但美國消費者對中國品牌的認知至今依然是令人吃驚的缺乏，因為這些産品要麼是作為承包商生産的，要麼是作為ＯＥＭ（貼牌加工）用某外國企業或中間商的品牌出售自己的産品。

1999年國際權威機構評出的不包括日本在內的50大亞洲品牌中，中國內地只有“青島啤酒”名在其列。而小小的香港卻佔了18個。中國製造，中國企業得之於此又失之於此。

進軍全球商界，品牌往往決定競賽的資格和地位——是主力還是替補，是主角還是配角。中國要成為世界級經濟大國，如果沒有世界級的品牌，那中國在其他經濟強國眼中仍舊只是一塊亮晶晶的肥肉。

《華爾街日報》一位行業分析師預計，在美國價值230億美元的木製傢具市場上，中國的産品佔據了35％的份額。中國傢具製造商在某些款式上的確做得非常好，中國製造商在好幾個關鍵的領域給美國本地製造商造成了威脅。中國有相當一部分技術和産品已經具有國際先進水準，中國的企業和品牌是否能在這些領域尋求一下突破正在引發珠三角人的思考。

香港資本市場是企業樹立國際品牌的優良之地。對於這一點，珠三角企業卻普遍缺少認識。珠三角的優質企業對於“近水樓臺”到香港上市並不熱衷：“為什麼要上市呢？我們並不缺錢。”在大多數企業看來，“資金不是稀缺資源”，他們是銀行追著貸款的對象。

截止今年7月，在香港主機板和創業板上市的內地企業共有242家，約佔總數的24%。廣東紅籌股與H股共有23家，僅佔內地在香港上市企業的10%。“香港證券市場是中國企業通往世界的國際列車。”香港證券市場既是一個本土市場也是一個國際市場。廣東企業在香港上市，可以充分發揮廣東“世界工廠”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企業是對股市陌生。作為深圳市場的所在地，股民的隊伍是龐大的。在東莞虎門鎮，大大小小的證券交易所就有好幾家。也不能説這些企業沒有做大的願望，但在他們眼裏，長大的通道是把産品市場做到更好。他們所能看到的股市功能是“籌集資金”。對於上市對品牌形象的確立、規範公司管理等等好處，他們認識很少。香港市場需要發現，珠三角企業需要發言。

再從城市管理來説，中國政府歷來是根據當地常住的戶籍人口來設定管理部門人員編制。而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的一個現實是：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結果導致外來務工的暫住人口極大地超過本地戶籍人口。任何一個外地人第一次到東莞時，一定會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亂感到驚訝，逆向行駛、衝紅燈比比皆是，摩托車滿街亂跑，車輛過後一地塵土。更有甚者，有時你滿街很難找到一個警察。像東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之比已經達到1：4甚至還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人員編制卻仍然是按照戶籍人口的比例來配置，這樣一來，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長期困擾東莞等地外資企業的社會治安、城市交通問題，就是這種城市“過度發展”的後果。

城市管理人員編制沒有跟上，警察編制跟不上，沒有經過培訓的摩的司機身穿“治安監督員”馬甲拉活的情況就成為令外地人費解的當地一景。廣東省一家傳媒駐當地記者站站長評論説：“不是東莞當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編制就這樣多，一點辦法都沒有！”

“政府該從關注GDP轉變到關注人居了。”隨著珠三角城市規模的擴大，雖然經濟的邊際收益在增加，擁擠成本和其他交易費用卻也在迅速增大。它把邊際得益增加的作用抵消了。在一個不注重人居環境的城市裏，更多的是過客。

沃爾瑪到順德某著名電器生産企業洽談一筆採購大單。採購人員沒有要求到車間參觀，卻要查看一下員工宿舍。這家電器生産企業打開了在公司裏屬於居住條件最好的中層管理人員宿舍供人參觀。沒想到沃爾瑪採購人員看後竟揮手而去：在如此狹小的空間，竟然居住著6個人。工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居住和生活，怎麼會在工作中有熱情和創造力。一筆大生意告吹。

類似的事件在順德不止發生過一次。看起來是一次次的經濟事件，事實上也隱含著更大的社會問題：當生存空間被壓擠得過小，這些勞動大軍會到社會上尋找發泄渠道“改善員工福利就是提高民眾素質。”

珠三角是“正在打盹的兔子”嗎？不，它更像換胎的F-1賽車。

香港聯交所與珠三角企業的溝通與了解開始熱絡起來，東莞也正在探討“經營城市”的話題，靠從香港搗騰服裝成為中國最大服裝集散地的虎門要建服裝博物館建設文化了……

總結廣東20年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經驗時，會發現一種處理問題時經常使用的方法論，這就是凡事都講變通。用當年廣東非常流行的順口溜説就是“見了綠燈大步走，見了黃燈趕緊走，見了紅燈繞著走”。

在目前情勢下，態度決定一切。

中國科技財富 2003-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