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至1988年的談話中，曾多次指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産，第二是共同致富”。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産力的必由之路》的談話中又明確指出：“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
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們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並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此時此刻，中共中央在關於制定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把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提到了發展經濟出發點和是歸宿的高度，並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分擴大”擺到了重要位置。中央的這一決策，不僅切合國情，十分必要而及時，而且得到了廣大人民特別是低收入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歡迎。
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如何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分擴大，這不僅需要全國人民團結在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加快發展，而且需要充分認識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緊迫性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分擴大的必要性。只有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強化這方面的認識，採取有效的對策和措施
（一）從地區差距的嚴重性的愈拉愈大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緊迫性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分擴大的必要性。
我國的地區差距，固然由多種原因所造成，但這種差距的嚴重性的愈演愈烈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和關注。
按照國際購買力水準衡量，上海和北京每人平均GDP已分別達到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顯高於世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水準（8320美元）；其中上海浦東1999年每人平均GDP相當於25472美元，高於高收入國家水準，為美國每人平均水準（30600美元）的83.2%.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等沿海省份每人平均GDP均高於世界的下中等收入國家水準（3960美元）。而廣大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同以上地區相比形成了明顯差距，例如貴州省每人平均GDP相當於1247美元，遠遠低於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準（1760美元）。
1999年國家統計局提供數據：上海市每人平均GDP30805元，高出貴州（2463元）11倍，高出甘肅（3595元）8.6倍,高出廣西(4264元)7.2倍，高出重慶（4852元）6.3倍。如拿深圳與這些省市相比，高出的倍數還要多。
從發展趨勢看，這種差異，近幾年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朝著拉大的方向發展和延伸。例如財政改革5年來，上海與貴州的財政收入由原來相差11.5倍，擴大到1998年的17倍。地區的相對差異系數，拿上海與貴州相比，也由1991年的11.6倍擴大到1999年的17倍。
2000年，是西部大開發的開局之年，西部的發展本應該在全國各方面推動下，有一個超常規的大發展。但是，西部仍有不少省份GDP增幅低於全國水準，如雲南GDP的增幅只有7.1%，文本只有7.2%，西部唯一的沿海開放城市北海市，GDP增幅低於全國水準，如雲南GDP的增幅只有7.7%。遠低於廣東10.5，江蘇10.6%，深圳14.2%的增長水準.從財政情況看，2000年上海的增幅是24.6%，天津18.3%,廣東17.6%，而廣西僅為9.2%，雲南僅為3.1%。
地區的差距必然反映到人們收入的差距上，同樣級別的幹部，在高GDP地區和低GDP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往往是成倍的或是幾倍的。為什麼後進地區留不住人才，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地區差距的嚴重和拉大，是衍生低收入人群的主流根源。因此，在防止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就要重點解決地區差距問題。
為縮小地區差距，不僅需要進一步加大西部大開發的力度，強化政策的資金傾斜，而且不能讓過多的“冷思考”抑制西部大開發。孫子兵法是強調“造勢”的，沒有“勢”，西部大開發是難以加快的。另外作者經過研究，認為縮小東西部的差距，十分需要考慮“要讓西部有所為，需讓東部有所不為”的問題。否則，難以實現先富起來的地區帶動力後發展地區，達到共同富裕之目的。
（二）城鄉差距有中國的特殊性，需針對9億多人口在農村的現實，從戰略上下大力氣解決農民收入過低，城鄉差距過分擴大問題。
長期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壁壘，使中國農業人口所佔比例之大在世界上極為罕見。按國家統計局2000年統計摘要公佈資料，我國城市非農人口，實為2億人。在總人口比例中，非農人口為25.7%，農業人口74.93%。農業人口相當城市人口的三倍，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鋻於此，我們無論研究問題，確定戰略，制定政策，投資發展，都不能不從這一實際出發。我們要實現的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全國人民的現代化。因此，我們不能不以人為中心，使我們所有經濟社會的發展工作，面向佔人口3/4的農民和農村。
中國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況，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推進，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農民與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著巨大差距。改革開放後，1978—1984年農民每人平均收入6年大幅增長最高增幅達到15.6%。1985年後，農民收入開始下降，1999年農村居民收入增幅已下降到3.85%，一些地區出現了負增長。
從統計數字來看，1999年我國農民每人平均收入為2210元，其中收入不足2000元的農民佔51%，有13%的農民在1000元以下。2000年雲南省農民每人平均收入也才只有1488元。把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同1999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5854元相比，相差2.65倍。如果把佔農民人口13%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每人平均收入相比，其差距高達10至10幾倍。
為了排除每人平均收入方面統計水分的不實影響（中央電視臺披露，浙江省樂清縣雙峰鄉陳長村，每人平均收入900元，鄉里上報數字為3000元），我們可以從比較實在的居民存款額來分析城鄉人民的窮富差距。2000年，全國城鄉居民存款63500億元，其中52000億元為城鎮居民存款，農戶存款為11000億元。經計算，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存款為16473.94元，農民每人平均存款為1177.26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存款是農民每人平均存款的14倍，再説這1177.26元的農民每人平均存款又多分佈于沿海地區，實際內地農民的存款已寥寥無已。
由於糧食降價，1997年至1999年，農民從糧食所得共計減少3280億元，加上其他方面的減少，總計減少4000億元。另外由於城市工廠減員增效，限制民工進城，使9000萬農民工下降為4000萬。5000萬民工回鄉，造成勞力大量閒置，而且農民打工收入也減少約4000億元。這幾年為保國有企業和治理環境，關閉了大批小企業，造成的損失也多屬農村和農民，減少的就業崗位也多由農民去承受。
1994年財政體制改革後，由於財政過於向上傾斜，支出向下推卸，造成中西部縣鄉兩級財政的極度困難。廣東雖屬發達地區，至2000年6月底，也有26個縣欠發工資8.1億元。1993年全國縣鄉財政赤字為42.21億元，1994年擴大為726.28億元，1995年擴大到827.7億元。山西、河南、廣西、四川、貴州財政赤字超過60%，雲南、陜西、新疆、青海超過80%，全國60%的縣、2/3的鄉鎮不能按時給幹部、教師發工資。
從農牧稅的情況看，1998年比1985年增長9.5倍，這同在此期間國家財政總收入增長5.6倍，地方財政增長4.5倍，國家工商稅增長6.9倍相比，農牧稅增長是最高的，農民的負擔是最重的。
現在財富主要在集中于城市還可以通過城市佔有GDP的份額來説明，例如西安1999年GDP為630億元，佔據了整個陜西的46%，成都1999年GDP為1100億地，佔四川的30%。中國每人平均700美元GDP情況下，就出現了商品過剩，就是財富高度集中于城市造成了。
城市人民可享受電影院、網球場、圖書城、大型商場、娛樂城、保齡球、休閒中心、康體中心、地下鐵、高架橋、夜總會、寫字樓、大哥大、BP機、豪華車輛、網路服務、文化中心、美容院、歌舞廳等等，而佔人口比重巨大的農民，大多還停留在面朝黃土背朝天耕作勞動條件下，這種城鄉差距，不從戰略上著眼，將是無法改變的。
為縮小城鄉差距，需要從新審視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問題；需要下決心打破戶籍制度，消滅城鄉壁壘；需要大力推進城市化，把更多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需要大力降低農業稅收，再不能竭澤而魚；需要鄉政府精兵簡政，大大壓縮“七站八所”和進行必要的撤鄉並鎮，從源泉頭上減輕農民負擔；需要國家財政緊縮開支；加大農業投資和轉移支出；需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鄉村道路建設；需要大力支援農村教育事業和文化衛生事業；需要有更多的科技人員下鄉和更多的知識分子到農村從政和管理。總之，只有高度重視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從戰略上下功夫，城鄉差距才能得到遏制和縮小。
（三）群體差距愈拉愈大是多種市場投機空間造成的，為防止這種差距過分擴大，在加強反腐敗的同時，還出臺有效政策和措施。
世界銀行1997年發表的《中國收入分配》專題報告指出，中國收入不平等指標基尼系數已由1981年的0.281上升為0.388，是80年代初以來，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最快的國家，已經相當於美國、中東和西非地區收入不平等水準。
資料表明，中國20%的人佔據了中國80%的存款。還有資料披露，其中3%的人佔據
了28%的存款。實際上，百萬富翁在中國已不罕見。山東煙台東方電子公司，通過公司上市發展，一一子就不涌現出850多位百萬富翁。在中國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不是沒有，而是為了避嫌而較少願意公開而已。
幾年前，一家公司準備進口一船25000噸白糖，由於沒有進口許可證，求我幫忙在北
京尋求解決。幾經努力，終於找到了進口許可證，持證人電話告訴我，許可證是有的，但要拿現金購買，賣價是一噸500元，總共需付現金1500萬元，像通過這種途徑暴富的人，恐怕也絕非僅有。
90年代以後，中國每年資本外逃接近和超過新增外債額，成為世界四大資本外逃國。
另有報道，1989年至1995年，中國外流資本量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500億美元未經政府批准。至1994年止，中國在海外共建1萬家企業，中國企業和個人僅在香港投資就達300—400億美元。
90年代以來，中國房地産業大發展。我國雖然不富，但是房地産價格遠高於發達國家，
商品房售價與居民家族收入之比居於世界各國之首。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産生了巨大的斷裂帶。但是，不管怎樣，房地産的火爆還是致富了不少的經營者和管理者。
當前中國出現的貴族休閒場所、貴族學校、貴族幼兒園、貴族保齡館，以及消費之高
令人瞠目的餐廳、舞廳、桑拿浴、美容院、按摩房、浴腳層、豪華汽車、高級別墅、賭場、暗娼、“二奶”等等，所以能如此成千或屢禁不止，這都是因為客觀上有一大批有錢人，他們的富裕程度，是相當多的貧窮者無法想像的。
中國的巨富，是在政策法規不健全，市場留有投機空間的情況下造就而成的。國際金
融專家索羅斯曾經指出，市場中留有投機空間，都是政府的失誤。因此，要防止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過分擴大，十分需要在繼續加大反腐敗的同時，出臺有效政策和措施。要下決心儘快出臺遺産稅；儘快徹底打破股市、期貨、房地産領域的暗箱操作；儘快消除稀缺物質供應中的價格雙軌制；儘快搞好出口配額和進口許可證的管理；儘快改變“招標”、“競投”的表面化；儘快扭轉“評估”、“審定”中的走過場；儘快遏制賣官、買官和跑官現象；儘快解決居民住宅價格嚴重偏高問題等。
中國網2001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