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背後的發展、體制和政策因素

    　人們往往用經濟增長或發展來解釋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是根據西蒙庫茲涅茲的倒Ｕ形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收入差距先擴大、而後隨著工業化發展逐步縮小的過程。其結論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縮小完全可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來完成，這種市場的力量集中表現在勞動者的就業權上，只要勞動者能就業，就能分享增長的成果，就有可能縮小收入差距。我國正處在收入差距拉大的過程中，不僅面臨著發展過程中的收入差距拉大，也面臨著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收入差距拉大，此外還有政策性的影響。

    發展轉型方面。發展過程中的大量因素促使收入差距拉開，雖然根據倒Ｕ形曲線，很多因素具有自我收斂性，但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收入差距仍處在擴大過程中。首先，勞動力市場的兩重性。即一方面非常稀缺有技能的優質勞動力，另一方面又是無限供給的缺乏技能的勞動力，因此在現代化、國際化進程中二者收入差距拉大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教育和培訓是改善勞動者供給結構和縮小收入差距的關鍵，但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其次，資本要素收入所佔比重有加大趨勢。在發展過程中，資金要素有一個逐步集中的過程，集中給能創造價值的企業家則應視為良性，因為這能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向“尋租”者集中就只有分配含義，沒有增長，這是要打擊的。資本要素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也將必然拉大，在這方面，稅收的調節作用非常重要。再次，經濟趕超過程中資本技術過密的趨勢。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實行趕超是必然的，而趕超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國家集中資源進行傾斜配置，這就導致資金價格信號失靈，資本技術過密速度快，從而加劇失業和城鄉差距。例如在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可以看到很多現代化的進口設備，就業效應小。因此有必要校正要素價格，改變國家配置資源的方式，出口的意義是重大的，出口能夠實現説明是出口部門的産品最好地利用了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因此是符合“比較利益”原則的。最後，發展過程中的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我國的城鄉差異具有突出的區域性特徵，中西部落後地區城鄉差異非常大，東部則呈明顯縮小趨勢，因此調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是解決城鄉差距的關鍵。

    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大鍋飯和鐵飯碗必然使收入差距擴大。首先，所有制結構調整，特別是國有部門的相對縮小，直接拉大了收入差距。根據１９９５年的數據計算，國有部門職工收入的基尼系數為０．２８，非國有部門員工收入的基尼系數為０．３４７，這意味著只要從國有部門獲得收入的人數下降，就會加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公有制內部反對平均主義。目前，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收入分配機制仍沒有按市場經濟的規則運作，這導致公有制經濟競爭力下降。隨著市場競爭壓力的加大，國有部門的收入決定模式逐步市場化，其收入差距將拉大。再次，用市場化的方法打破壟斷，縮小收入差距。最後，用法律手段懲治腐敗，打擊非法收入。

    政策方面。包括城市就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整體就業政策是政府最需要關注的宏觀政策。我國的反貧困政策非常成功，它使中國沒有出現俄羅斯等轉型國家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嚴重“兩極分化”，保持了在總體收入增長基礎上的收入差異化，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體制變革中的無序變化是現在，而且也是未來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必須依法嚴格控制。資本要素收入是短期和長期都要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但資本要素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具有促進就業的功能，因此激勵資本收益再投資是關鍵，而通過稅收手段可以調節資本要素收入和激勵再投資。其他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都具有收斂性，通過市場化改革或政策調整可以加以控制。但是，現行的就業政策（各種不平等限制）、城市福利政策、人力資本因素等都在拉大收入差距，需要通過改革，才能使收入差距逐步縮小。

    縮小收入差距的經濟發展戰略選擇

    我國處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主要表現在城鄉勞動要素的不平等上。勞動要素不平等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市場存在歧視，勞動者獲得收入的機會不平等，如城市和農村、壟斷和非壟斷部門的不平等問題；二是勞動要素提供者的身份和要素改善上的差別，主要是農村勞動者如何能有與城市勞動者平等的身份，以及獲得與城市勞動者差別較小的教育，以提高素質，從而獲得現代部門的就業機會，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從我國的發展階段看，解決分配問題應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解決工業化問題，重點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以及資本－勞動力配置最大化，普遍的工業部門就業是這一時期最為核心的問題，只有廣泛的工業化、城市化後，勞動權才可能平等，否則勞動力市場就是分割的和歧視性的。這一階段分配方面的要點是：初次分配強調對價值創造的激勵；再分配的重點在於控制分配差距拉大速度過快，促進充分就業、普遍教育、提高健康水準等，以“補償原則”為基準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使勞動者普遍享有增長成果分享權。第二步，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勞動要素權利平等化，生産力水準進一步提高，在福利制度普遍建立的條件下，分配的重點在於勞動者自身素質的提高，使其更多地分享要素收入。從當前變化的趨勢看，在中期收入差距仍會繼續擴大，靠市場的自發力量來收斂收入差距短期難以見效，必須通過一整套的發展、體制和收入政策才能逐步扭轉目前過快的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優先就業是發展戰略的重點。國際經驗表明，所謂“先發展，後分配”的模式在拉美國家的實踐中是失敗的，而強調勞動密集型的東亞模式可能更適合中國。我國有著大量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價格在世界上非常有競爭優勢，因此，應以優先就業作為今後發展戰略的最重要選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特別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努力創造適宜中小企業生存的環境，從而盡可能多地創造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勞動力參與到工業化進程中，並從中獲得相應的收入。優先就業的戰略選擇是我國未來縮小收入差距的保障。促進勞動力要素的平等。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促進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平等，這需要反壟斷和打破城鄉分割，建立全國範圍的勞動力市場，促進要素流動，通過流動使得報酬平均化，發揮市場力量對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二是促進勞動力本身素質和身份的平等。這裡主要強調的是普遍教育，只有提高人的基本素質，勞動者的平等才有初步的基礎。城鄉戶籍制度導致的身份不平等也應逐步消除。勞動者只有在身份和教育等方面無歧視的條件下，創造和分享價值的權利才能平等。

    建立以反貧困為基準的福利體制。我國城市原有的福利體制解體後，相應的福利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當出現大規模失業時，城市貧困問題就會顯得非常嚴重。因此建立健全福利體制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福利體制的建立也不可能太快，福利化太快會引起企業用工成本提高，導致失業規模擴大，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因此要以反貧困為基準建立“福利補償”制度。

    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體系。一些發展中國家曾為了趕超，無視收入兩極化對經濟持續增長的破壞性，經歷了“有增長無發展”的過程，反而失去了發展的最好時期，這些經驗教訓值得認真吸取。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肩負著收入分配再調節、防止兩極分化的責任，同時政府還要承擔起推進市場化改革和自身職能轉變的重要任務。根據有進有退的原則，應將政府的政策目標和職能從直接干預市場資源配置轉變到再分配調節上來，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體系。

    近期政府收入分配工作的重點應放在以下幾個方面：反壟斷和市場進入的歧視，給人們以公平參與市場的權利；反腐敗，奠定公正的市場競爭規則；反貧困，防止收入兩極化，保證人們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張平 魏眾）

    經濟參考報2002年0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