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經歷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後，經濟持續增長和體制不斷變革帶來了經濟運作非均衡態的變化，經濟運作已由“短缺時期”進入“後短缺時期”。
一
短缺被認為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運作的正常狀態，科爾內在《短缺經濟學》中指出，“短缺，或是作為其他現象的原因，或是作為它們的後果，通過無數紐帶與經濟體制的其他環節，即與價格和工資，計劃與市場，財政與貨幣政策，物質和精神刺激，聯繫在一起”。短缺這種運作狀態的存在取決於既有的經濟制度，即“短缺是一系列更深刻原因的結果……改革過程的一個目標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狀況是檢驗進展程度的重要標誌。如果在經濟的一個或另一個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這就是一個相當可靠的信號，即改革在那裏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這就表明改革還沒有深入經濟肌體的內部”。對於傳統體制下和改革前期基本由傳統體制主導下的經濟運作狀態，可以定義為”短缺狀態”，這一時期稱為“短缺時期”。
中國的改革目標是從傳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在這樣一個市場化過程中，迄今為止的體制變革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1984年為第一階段，主要特徵是通過傳統體制內部改良和在傳統體制邊界上培育市場化因素啟動改革；1984－1992年為第二階段，主要特徵是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市場規模化擴張，形成了以價格雙軌為代表的體制雙軌運作時期；1992年以後為第三階段，主要特徵為市場化體制取代傳統體制，在經濟運作中逐漸居於主導地位，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進入完善時期。隨著體制變革的階段性遞進，經濟運作的狀態也隨之發生變化，短缺現象逐漸消失，併為新的狀態所代替。
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變革，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經濟運作狀態的正常過渡體現為從資源約束到需求約束，從短缺到過剩的變化。在中國，這种經濟運作狀態的更疊是由政府主持下的體制改革來推動的，目前正處於中途，變革過程中的路徑選擇、推進步驟以及運作機制從無到有、從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運轉，會導致經濟運作出現一種過渡狀態，或稱中間狀態，其特徵為面對供給總量的日漸充足，需求能力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有消費能力無消費需求和有消費需求無消費能力的問題十分突出，城鄉之間、地域之間、行業之間等形成的最終消費能力差異十分明顯，加之供給方面企業的産品結構、行業結構、産業結構的自我調節能力滯後，低收入水準的供給相對過剩成為經濟運作的常態。我將這種狀態定義為“後短缺狀態”，這一時期稱為“後短缺時期”。解決結構性矛盾對經濟運作的約束，成為繼續深化改革、持續增長的目標。
二
中國經濟運作狀態從“短缺時期”到“後短缺時期”的變遷大致可以1997年作為分界線，1998年以後理論界對經濟生活中相對過剩的現象及影響力有了較為普遍的認同。而事實上，1996年經濟實現“軟著陸”以後，經濟運作狀態變遷所引發的問題就已經顯露出來。
1996年上半年全國609種主要商品供求監測顯示供求平衡的商品佔89.4％、供過於求的商品佔5.3％、供不應求的商品只佔3％，決策層對尚存于局部的矛盾可能引發的經濟疲弱與停滯已經警覺，並加大了傳統調控手段實施的力度與頻率。1996年5月至1998年12月的31個月內，中央銀行連續6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一路降至3.78％，其降息密度和幅度為建國以來所未有。遺憾的是實際效果十分不理想，1998年7月商業資訊中心宣佈所監測的601種主要商品全部處於供過於求和供求基本平衡。同年6月16日財政部長項懷誠在《人民日報》發表《財政宏觀調控與啟動經濟增長》的文章，標誌著政府面對經濟運作狀態變遷而在政策取向上作出的調整與變化的開始。7月15日，國務院第十二次總理辦公會議決定，財政支出1000億元搞建設，再配1000億元銀行貸款，力爭在年內拉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12月7日至9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將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明確下來，同時提出：“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明年仍須採取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並輔之以適當的貨幣政策，對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肯定了以政府政策取向調整推進“後短缺時期”經濟增長的方針。1999年8月，在增發250億元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建設、300億元國債用於農林水投資的基礎上，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又發行了600億元國債用於增加固定資産投入。1999年8月以後一些宏觀經濟指標顯示出向積極方面的變化。
從市場化進程來觀察和衡量經濟運作狀態的變遷是實證的另外一個視角。1978年中國農産品出售總額的94.4％、工業銷售總額的97.5％、服務産品的100％均為國家制定的計劃價格，生産資料的市場化程度、企業和政府行為方式適應市場化的程度則基本為零。在改革啟動後仍然延續的“短缺時期”內，中國經濟運作經歷了從傳統計劃體制邊界上培育和引入市場化因素，通過“計劃價”、“指導價”、“市場價”等多類型定價方式修補流通環節，形成市場化的再生産過程，以及逐步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嘗試建立統一的市場運作機制等多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體制變革所引致的短缺常態也在逐漸消失。據測算，中國國民經濟總體市場化程度達到約50％的時間標誌是1997年，與前一個視角的考察吻合。兩位學者對該年相關指標測度的結果表明：農産品總體市場化程度為77.2％，工業品市場化程度為68.3％，服務産品的市場化程度為41.1％，全國産品的總體市場化程度為61.71％。在生産要素方面，資本的市場化程度為17.2％，土地市場化程度為22.5％，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為70％，全國生産要素總體的市場化程度為36.5％。此外，企業的市場化、政府對市場的適應程度、經濟的國際化程度三項指示分別為51％、36.6％、21.3％。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産品的市場化程度高於生産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這意味著在“後短缺時期”市場化運作機制的全面建立、統一、規範過程中，由於市場效率作用程度的差異，最終消費品將首先出現“買方市場”的特徵，而要素交易、供給調節方面將出現市場反饋不全和低效率的局面。
第三個視角是原有的體制推動和調控措施對經濟運作的影響力越來越弱，標誌著經濟運作已進入一種新的狀態，需要尋求新一輪制度創新來加以推動。1997年國內製造業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生産能力相對過剩，通貨緊縮的跡象也日漸顯現，面對這種情況，在1998年初的中央出臺的政策中，明確了刺激國內需求、擴大投資規模的政策基調，同時出臺了連續的降息措施。按照傳統的思維和設想，只要中央政府放鬆固定資産投資控制，地方政府“大幹快上”的熱情立即會被鼓動起來，爭上項目的投資饑渴症會使決策者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避免重復建設和防止潛在的新一輪通脹上。但實際發生的情況完全不同：各地政府並沒有爭跑項目，投資者信心不足，整個銀行體系惜貸行為嚴重。1998年前4個月，國內各種機構新增貸款1138億元，比上年同期少增722億元，貨幣供應量增長低於國家年度調控目標；7月1日第五次降息，居民存款仍然大幅度上升，7月居民存款比上月增長17.2％，儘管幾次降息減少企業利息負擔約2400億元，但企業投資動力並不大。國有投資僅完成全年計劃的27.8％，低於正常年份30％的水準，集體、個體所有制投資出現負增長，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産增長率僅達到9％左右，低於1997年同期4.8個百分點，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仍在繼續下降，國有企業全面虧損，整個國民經濟已明顯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之中。上述情況表明，在經歷了20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機制和市場反應的作用逐漸居於支配地位，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預示著經濟運作已進入新的約束狀態，作為改革主導者和推進者的政府在宏觀政策取向上必須適時作出調整。
三
現在，可以給“後短缺時期”作一個描述性定義：它是特指在我國漸進改革過程中，市場化總體程度已得到實質性提升，而市場化程度結構性不均衡問題突出的背景下，經濟運作必然要經歷的一個供給總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給長期過剩，而供求結構性失衡矛盾尖銳的時期，由於這一時期的經濟運作既有別於傳統體制下和體制變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狀態，又有別於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需求約束狀態，因此，我在這裡將其定義為“後短缺狀態”。
後短缺時期的初始階段（5－10年）的主要特徵可進一步作如下描述：
1、從總體水準看，我國仍屬於較低收入國家，每人平均消費水準或每人平均資源消費水準大大低於世界每人平均水準，因此，“後短缺時期”的市場過剩是在低收入水準下的結構性相對過剩。
2、這一時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包括佔人口很大比重的廣大農民消費需求不足，改革過程中不斷累積下來的相當比例的低收入階層和絕對貧困人口消費需求不足。收入的兩極分化，針對現有供給水準而言，形成了有消費能力無消費需求和有消費需求無消費能力兩個階層。目前我國農村還有5000－600萬絕對貧困人口，城鎮還有1300－1400萬的貧困職工和貧困人口。
3、漸進改革所形成的市場化程度不均衡格局和市場效率不均衡狀態，使這一時期體制性障礙、運作不暢和低效率所導致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比如企業改革的滯後導致企業應變市場、創造消費的內在機制滯後，形成市場供求矛盾和企業自身經營的困境；再如政府對市場的適應程度較低，這就意味著政府對企業進行非市場行為干預的能力仍然很強，政府對自身角色的把握和調控難度在加大。
4、這一時期的改革進入實質性階段，由於轉型期各種風險不斷增強，民眾的不安全感和危機感在加劇，廣大居民會對消費需求作出不同程度的壓抑。市場開放度提高使國內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更為直接，企業改革、結構調整使大量下崗工人的境況對在崗人員形成“約束”，我國又逐漸進入退休高峰期，在缺乏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的情況下，各項改革措施增加了人們的預期支出，也使人們的收入預期下降，在減少即期消費的同時惡化了人們的消費預期。
5、過去重復建設、無效供給的狀況仍然存在，無效增長、低增長加劇了生産能力的過剩、供需結構間的失衡以及各類庫存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大量生産能力過剩，形成低水準的結構矛盾，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的一些高技術、高加工度的産品，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的多依靠進口。這種供需結構性矛盾仍將限制我國産業市場規模的擴大，制約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的提高，也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後勁。
中國經濟時報 2001年01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