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經歷了改革開放20多年飛速發展的浙江一舉摘掉了8個縣的“貧困帽”,中國第一個消滅“貧困縣”的省份從此誕生!
沒有了“貧困縣”,最後的“貧困”盤亙在100多個山區鄉鎮。這些雖然身處富庶之省,但依然“清貧”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交通不便、資訊閉塞、人才匱乏、資金短缺等致命缺陷。是扶貧道路上最後的、也是最難攻克的堡壘。
新世紀,浙江向最後的貧困堡壘發起總攻,啟動“百鄉扶貧攻堅計劃”:重點扶持100個貧困鄉鎮,力爭到2002年底全省貧困鄉鎮普遍實現脫貧。在許多人看來,像浙江這樣一個財力充沛的省份,要解決這百來個鄉鎮的貧困問題不是一件難事,“牛身上拔根毛”也能肥一大片。但是浙江並沒有採取這種簡單思維方式,而是在積極號召各地區、部門為貧困鄉鎮輸血的同時,把更多心思用在探索一系列治本之策上。許多到此間考察過扶貧工作的專家都認為,浙江對“最後貧困”的攻堅閃耀著體現市場經濟精髓的理性光芒,展現了一種全新的扶貧“方法論”。
“動人”扶貧:激活生産力最活躍的因素
上世紀最後的10年間,貧困宛若潮水以最快的速度從浙江退卻,貧困人口從90年代初的270萬人減少到50萬人,農村貧困人口發生率從7.6%下降到1.6%。 這最後的“1.6%”主要集中在窮山僻壤和偏遠的海島漁區,涉及125個鄉鎮。這些貧困人口,一直存在著“七大難”:出門行路難、兒童上學難、青年娶親難、有病求醫難、郵電通訊難、用水用電難、發展經濟難。
一直以來,各級黨委政府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些人口的脫貧致富問題。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介紹:在實施“百鄉扶貧攻堅計劃”前,浙江對貧困山區的扶貧走過了兩個階段,一是輸血階段,直接向貧困地區輸送扶貧資金和物質,實際上是救濟,其結果是能救一時火,難解長遠難。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嚴重的“等、靠、要”思想;二是造血階段,即幫助貧困地區發展新興産業,從而使“致富事業”生生不息。這一方式在一些有基礎的地方産生了明顯的效果,上世紀九十年代,浙江貧困人口脫貧的速度之所以這樣快,原因就在於此。然而,對於一些“地無三尺平”、“打個電話都要跑幾裏路”的深山僻坳,血卻很難造起。浙江武義縣扶貧辦的同志説,前些年,縣裏在山區“造血”扶貧,基於“無工不富”的想法,號召山裏農民發展工業,由於種種條件的嚴重制約,結果只能搞一些木材加工,到頭來,農民沒有富起來,山卻成了一個個“瘌痢頭”。
在浙江,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攻克“最後的貧困”難就難在環境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已無助於解決根本問題。必須把人從山谷深澗轉机移出去。
從“百鄉扶貧攻堅計劃”開始,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了“圍繞特色做文章,遷移下山找出路,走出縣域求發展”的思路,並明確指示:“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向發達地區轉移”。這標誌著,浙江省在決戰“最後的貧困”時邁入了扶貧的第三個階段:“動人”階段,使得扶貧工作豁然開朗。不少專家指出,人是生産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動人”,而不再捱守深山苦嶺埋頭“愚公移山”,抓住了扶貧的關鍵所在。
塘嶺村和烏麥田村位於浙贛兩省三縣交界處的高山上,離縣城50多公里,離鎮政府所在地15公里,且不通公路。村裏田地少,糧食只能自給三分之二,1998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到1000元。多年來,縣裏為村裏人送救濟糧、捐贈衣被、架設電線等,想方設法幫他們脫貧,然而,貧困面貌改變不大。1998年底,縣政府決定對兩村實行異地搬遷、下山脫貧,並具體落實了鎮所在地的100多畝土地,用於解決村民建房和生産用地。此地離球川鎮僅1公里,農民可就近到球川鎮經商務工。
下山脫貧的消息在山上一傳開,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塘嶺村家家戶戶都願意往山下搬遷,而烏麥田村人卻故土難離,等著看塘嶺村的“熱鬧”。
塘嶺村人下山後開始匯入市場經濟大潮。去年塘嶺村每人平均純收入達到2338元,村裏已裝起12部電話。原來在山上一年忙到頭收入還不到1000元的農民廖列土,下山後和女兒外出打工,年收入達到3萬多元。“公路通到家門口,電話擺到桌上頭,電視打開有看頭。”塘嶺村人下山後的變化,讓烏麥田村人心動了。
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浙江省省級扶貧資金下撥在各地建設的下山脫貧小區就151個,有1萬多戶、4萬多山民得到下山安置。各縣(市)自我規劃、自籌資金實施下山扶貧點就更多,僅一個武義縣去年就有3.2萬人告別祖祖輩輩苦居的“窮山惡水”。據匡算,近兩三年來,浙江下山脫貧的總人數有數十萬人,成為最後貧困人口的最大出路。
“動産業”:讓“窮鄉”、“窮人”攀上“富省”的快車
浙江省扶貧辦的領導到各地考察指導工作,有一句話常挂在嘴上:“如果搬下山的農民出路只有務農一條,那就不要搬”!專家説,浙江的“動人”扶貧,不是空中樓閣。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把人從窮山惡水中搬出來,就是給他們創造機會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浙江對移民搬遷扶貧有九個字的指導精神:“搬得下,穩得住、富得起”。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在“動人”的同時,實現貧困人口的産業轉移,從一産向二、三産轉移。近年來,浙江各地積極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向發達地區轉移,發達地區也積極創造條件吸納貧困鄉鎮的勞動力,實現異地脫貧致富。據對最後摘帽的8個原貧困縣的調查,目前,常年有40多萬勞動力外出務工,年現金收入10多億元。
地處浙中的武義縣是浙江8個最後脫貧縣之一。在這個縣周圍是經濟十分活躍的義烏市、永康市、東陽市。幾年來,武義縣的領導幹部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要獲得跨越式發展,“等、靠、要”是沒有出路的,身處經濟富裕之省,必須積極主動搭乘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快車。武義縣委、縣政府明確提出了“工業強縣、開放興縣、生態立縣”三大戰略。他們在交通便利之地,推平丘陵山地,整理出大片廉價土地,形成工業開發區,在各部門中形成細心服務企業的風尚,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從而形成“洼地效應”:短短兩年間,經濟發達地區到武義安家落戶的企業達到500多家。去年全縣工業總産值達到57.38億元。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因為巧妙的嫁接而迅速蛻變出工業縣的雛形。
憑藉著飛速的工業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化,武義縣按照“沿路、沿鎮、沿城”的思路,把254個高山自然村的1萬多戶、3萬多農民遷下來,異地安置。這些農民一來到“繁華之地”,不是到企業上班打工,就是做起了買賣。據統計,武義高山農民搬下山後每人平均年收入的增幅達到了40%。
6年前還在山上守著一小塊地過日子的浙江青田縣農民藍再清,如今在該縣海口鎮擺起了肉攤,妻子掌管一家糧油食品店,大兒子在鎮副食品市場買了商鋪,小兒子則開起了運貨車,一家四口年收入少説也有兩三萬元,造起了兩間四層樓房。
在青田縣,像老藍這樣下山脫貧的農民有4.3萬人,其中已有2.5萬人年常年告別農田,從事起二三産業。産業的轉移帶齣戲劇性的結果:4萬多下山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已達3286元,竟比全縣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高出46%,“最窮”的人搖身變成了“最富”的人。
新思路出新理念:“窮親戚”從負擔變成“資源”
在許多人看來,扶貧永遠是一種負擔。專家指出,之所以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是因為我們從來都把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看著“窮親戚”,是一種接濟的對象。在武義縣,許多從發達地區搬入的企業的經營者告訴記者,他們到武義來投資,除了看中這裡特別低的地價和特別好的服務外,最重要的就是,縣裏每年都有大批從山上搬遷下來的農民,招工用工十分方便;由於新從山上搬下,就近居住,這些勞動力不僅勤勞踏實,而且十分穩定,對企業發展極為有利。
同在武義縣的西聯鄉,鄉政府所在地原本十分冷清,近年來因為吸納了1000多戶下山脫貧農戶後,商店從原來的的4家猛增到40多家,一個繁榮的小集鎮從此誕生。專家指出,只要有勞動密集型産業為依託,人口集聚不僅能為産業的發展提供資源,而且其集聚的本身就是創造財富一個“魔方”。
近年來,由於憑藉産業依託,浙江省人口集聚十分迅猛,三産迅速發展,成為GDP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有的專家甚至指出,傳統製造業異常發達的浙江省,今後數年中最寶貴的資源之一就是勞動力。浙江省農辦顧益康副主任説:“讓山區農民進城、進廠,一方面為城市化和傳統産業保持優勢提供血液,另一方面,山區因為人的減少而成為‘動物世界’,進一步優化區域環境。‘動人’扶貧,説是扶貧,其實是啟動了經濟資源的新一輪優化配置。”
新華社 2002年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