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了“貧困縣”，最後的“貧困”盤亙在１００多個山區鄉鎮。這些雖然身處富庶之省，但依然“清貧”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交通不便、資訊閉塞、人才匱乏、資金短缺等致命缺陷。是扶貧道路上最後的、也是最難攻克的堡壘。

    新世紀，浙江向最後的貧困堡壘發起總攻，啟動“百鄉扶貧攻堅計劃”：重點扶持１００個貧困鄉鎮，力爭到２００２年底全省貧困鄉鎮普遍實現脫貧。在許多人看來，像浙江這樣一個財力充沛的省份，要解決這百來個鄉鎮的貧困問題不是一件難事，“牛身上拔根毛”也能肥一大片。但是浙江並沒有採取這種簡單思維方式，而是在積極號召各地區、部門為貧困鄉鎮輸血的同時，把更多心思用在探索一系列治本之策上。許多到此間考察過扶貧工作的專家都認為，浙江對“最後貧困”的攻堅閃耀著體現市場經濟精髓的理性光芒，展現了一種全新的扶貧“方法論”。

    “動人”扶貧：激活生産力最活躍的因素

    上世紀最後的１０年間，貧困宛若潮水以最快的速度從浙江退卻，貧困人口從９０年代初的２７０萬人減少到５０萬人，農村貧困人口發生率從７．６％下降到１．６％。 這最後的“１．６％”主要集中在窮山僻壤和偏遠的海島漁區，涉及１２５個鄉鎮。這些貧困人口，一直存在著“七大難”：出門行路難、兒童上學難、青年娶親難、有病求醫難、郵電通訊難、用水用電難、發展經濟難。

    一直以來，各級黨委政府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些人口的脫貧致富問題。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介紹：在實施“百鄉扶貧攻堅計劃”前，浙江對貧困山區的扶貧走過了兩個階段，一是輸血階段，直接向貧困地區輸送扶貧資金和物質，實際上是救濟，其結果是能救一時火，難解長遠難。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嚴重的“等、靠、要”思想；二是造血階段，即幫助貧困地區發展新興産業，從而使“致富事業”生生不息。這一方式在一些有基礎的地方産生了明顯的效果，上世紀九十年代，浙江貧困人口脫貧的速度之所以這樣快，原因就在於此。然而，對於一些“地無三尺平”、“打個電話都要跑幾裏路”的深山僻坳，血卻很難造起。浙江武義縣扶貧辦的同志説，前些年，縣裏在山區“造血”扶貧，基於“無工不富”的想法，號召山裏農民發展工業，由於種種條件的嚴重制約，結果只能搞一些木材加工，到頭來，農民沒有富起來，山卻成了一個個“瘌痢頭”。

    在浙江，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攻克“最後的貧困”難就難在環境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已無助於解決根本問題。必須把人從山谷深澗轉机移出去。

    從“百鄉扶貧攻堅計劃”開始，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了“圍繞特色做文章，遷移下山找出路，走出縣域求發展”的思路，並明確指示：“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向發達地區轉移”。這標誌著，浙江省在決戰“最後的貧困”時邁入了扶貧的第三個階段：“動人”階段，使得扶貧工作豁然開朗。不少專家指出，人是生産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動人”，而不再捱守深山苦嶺埋頭“愚公移山”，抓住了扶貧的關鍵所在。

    塘嶺村和烏麥田村位於浙贛兩省三縣交界處的高山上，離縣城５０多公里，離鎮政府所在地１５公里，且不通公路。村裏田地少，糧食只能自給三分之二，１９９８年每人平均收入不到１０００元。多年來，縣裏為村裏人送救濟糧、捐贈衣被、架設電線等，想方設法幫他們脫貧，然而，貧困面貌改變不大。１９９８年底，縣政府決定對兩村實行異地搬遷、下山脫貧，並具體落實了鎮所在地的１００多畝土地，用於解決村民建房和生産用地。此地離球川鎮僅１公里，農民可就近到球川鎮經商務工。

    下山脫貧的消息在山上一傳開，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塘嶺村家家戶戶都願意往山下搬遷，而烏麥田村人卻故土難離，等著看塘嶺村的“熱鬧”。

    塘嶺村人下山後開始匯入市場經濟大潮。去年塘嶺村每人平均純收入達到２３３８元，村裏已裝起１２部電話。原來在山上一年忙到頭收入還不到１０００元的農民廖列土，下山後和女兒外出打工，年收入達到３萬多元。“公路通到家門口，電話擺到桌上頭，電視打開有看頭。”塘嶺村人下山後的變化，讓烏麥田村人心動了。

    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浙江省省級扶貧資金下撥在各地建設的下山脫貧小區就１５１個，有１萬多戶、４萬多山民得到下山安置。各縣（市）自我規劃、自籌資金實施下山扶貧點就更多，僅一個武義縣去年就有３．２萬人告別祖祖輩輩苦居的“窮山惡水”。據匡算，近兩三年來，浙江下山脫貧的總人數有數十萬人，成為最後貧困人口的最大出路。

    “動産業”：讓“窮鄉”、“窮人”攀上“富省”的快車

    浙江省扶貧辦的領導到各地考察指導工作，有一句話常挂在嘴上：“如果搬下山的農民出路只有務農一條，那就不要搬”！專家説，浙江的“動人”扶貧，不是空中樓閣。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把人從窮山惡水中搬出來，就是給他們創造機會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浙江對移民搬遷扶貧有九個字的指導精神：“搬得下，穩得住、富得起”。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在“動人”的同時，實現貧困人口的産業轉移，從一産向二、三産轉移。近年來，浙江各地積極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向發達地區轉移，發達地區也積極創造條件吸納貧困鄉鎮的勞動力，實現異地脫貧致富。據對最後摘帽的８個原貧困縣的調查，目前，常年有４０多萬勞動力外出務工，年現金收入１０多億元。

    地處浙中的武義縣是浙江８個最後脫貧縣之一。在這個縣周圍是經濟十分活躍的義烏市、永康市、東陽市。幾年來，武義縣的領導幹部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要獲得跨越式發展，“等、靠、要”是沒有出路的，身處經濟富裕之省，必須積極主動搭乘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快車。武義縣委、縣政府明確提出了“工業強縣、開放興縣、生態立縣”三大戰略。他們在交通便利之地，推平丘陵山地，整理出大片廉價土地，形成工業開發區，在各部門中形成細心服務企業的風尚，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從而形成“洼地效應”：短短兩年間，經濟發達地區到武義安家落戶的企業達到５００多家。去年全縣工業總産值達到５７．３８億元。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因為巧妙的嫁接而迅速蛻變出工業縣的雛形。

    憑藉著飛速的工業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城市化，武義縣按照“沿路、沿鎮、沿城”的思路，把２５４個高山自然村的１萬多戶、３萬多農民遷下來，異地安置。這些農民一來到“繁華之地”，不是到企業上班打工，就是做起了買賣。據統計，武義高山農民搬下山後每人平均年收入的增幅達到了４０％。

    ６年前還在山上守著一小塊地過日子的浙江青田縣農民藍再清，如今在該縣海口鎮擺起了肉攤，妻子掌管一家糧油食品店，大兒子在鎮副食品市場買了商鋪，小兒子則開起了運貨車，一家四口年收入少説也有兩三萬元，造起了兩間四層樓房。

    在青田縣，像老藍這樣下山脫貧的農民有４．３萬人，其中已有２．５萬人年常年告別農田，從事起二三産業。産業的轉移帶齣戲劇性的結果：４萬多下山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已達３２８６元，竟比全縣農民每人平均年收入高出４６％，“最窮”的人搖身變成了“最富”的人。

    　 新思路出新理念：“窮親戚”從負擔變成“資源”

    在許多人看來，扶貧永遠是一種負擔。專家指出，之所以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是因為我們從來都把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看著“窮親戚”，是一種接濟的對象。在武義縣，許多從發達地區搬入的企業的經營者告訴記者，他們到武義來投資，除了看中這裡特別低的地價和特別好的服務外，最重要的就是，縣裏每年都有大批從山上搬遷下來的農民，招工用工十分方便；由於新從山上搬下，就近居住，這些勞動力不僅勤勞踏實，而且十分穩定，對企業發展極為有利。

    同在武義縣的西聯鄉，鄉政府所在地原本十分冷清，近年來因為吸納了１０００多戶下山脫貧農戶後，商店從原來的的４家猛增到４０多家，一個繁榮的小集鎮從此誕生。專家指出，只要有勞動密集型産業為依託，人口集聚不僅能為産業的發展提供資源，而且其集聚的本身就是創造財富一個“魔方”。

    近年來，由於憑藉産業依託，浙江省人口集聚十分迅猛，三産迅速發展，成為ＧＤＰ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有的專家甚至指出，傳統製造業異常發達的浙江省，今後數年中最寶貴的資源之一就是勞動力。浙江省農辦顧益康副主任説：“讓山區農民進城、進廠，一方面為城市化和傳統産業保持優勢提供血液，另一方面，山區因為人的減少而成為‘動物世界’，進一步優化區域環境。‘動人’扶貧，説是扶貧，其實是啟動了經濟資源的新一輪優化配置。”

    新華社 2002年6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