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9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周正慶在成立大會上宣佈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十年後，在中國證監會的辦公室裏，已經擔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的周正慶對記者説，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十年是輝煌的十年，十年走過了國外數十年走過的道路，外國的金融專家對中國證券市場十年的發展表示震驚。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證券市場近十年的快速發展，可以説是完成了一次瞬間的跨越。

    十年發展闖三關

    周正慶告訴記者，中國證券市場十年發展好比是闖關，已經闖過了兩關，現在正在闖第三關。

    第一關是思想認識關。在創建證券市場初期，對於這一新生事物存在著思想認識上的分歧，核心是究竟在社會主義中國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發展資本市場，不少人擔心，在中國推行股份制和發展證券市場，會動搖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造成國有資産的流失。在這一關鍵時刻，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這一段精闢深刻的談話，帶來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他當時還提出，“不爭論”。在此基礎上證券市場得到了初步的發展。

    不過，即使這樣，依然有人寫萬言書反對建立和發展證券市場，直到黨的十五大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明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産要素參與收益分配”“要加快國民經濟的市場化進程，著重發展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産要素市場”。這些科學的論述，是對公有制理論的深化和發展，也是對股份制度的充分肯定，從而使證券市場闖過了初期發展的第一關。第二關是國情關。從中國實際出發，建立和發展資本市場，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市場。中國正在從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轉型，我們搞市場經濟的時間短，缺乏經驗。證券市場發展初期出現的多次混亂，是由於開始階段監管分散、規章不健全、政出多門，造成違規投機現象嚴重。在這一點上，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出現過類似的現象，英國200多年前發生南海事件，造成了英國股票交易停滯100年。深圳的“8.10事件”、“上海3.27事件”，同樣反映了市場發育初期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從國情出發，加以改革和完善。

    經過努力，到1998年底，我們先後頒布實施了250多項法律法規，1999年7月1日，歷經風雨的《證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證券市場法律法規體系。與此同時，經過一年多的清理整頓，基本控制住了市場潛在的風險。在“法制、監管、自律、規範”的方針指引下，證券市場規模得以擴大。

    第三關是入世關。作為中國入世談判領導小組的一員，周正慶對開放問題深有體會，他説，入世談判是相當艱苦的，在證券條款上一開始就遇到很大矛盾，美國反覆提出要進入A股市場進行直接交易，對此，我們借鑒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考慮到目前條件尚不成熟，沒有讓步，最終美國基本接受了我方的減讓表。儘管入世談判承諾了證券市場只在四個方面對外開放，但是畢竟中國證券市場的大門打開了，從長遠看，不只是讓人家進來，我們還要走出去，不能光看著人家在我們的資本市場賺錢。對此應保持清醒的頭腦。

    周正慶還向記者表達了他在開放問題上的看法，他説，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取決於四個條件：綜合國力、法律法規建設、監管能力和證券隊伍的素質。必須堅持法規先行、穩妥推進的原則。

    支援國企上市：至今不悔

    從1995年7月接任中國證券委員會主任，到最近離任，周正慶在證券業領導崗位上走過了風風雨雨的5年。97年5月朱鎔基總理找他談話，讓他兼證監會主席，周正慶當時的回答是，我已經是證券委主任了，讓更有能力的人來當這個證監會主席吧，但是中央已經作了決定，周正慶走馬上任，當時他同時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證券委主任、證監會主席。1998年4月，在他的努力下，國務院證券委與證監會合併，周正慶才專職證監會主席一職。

    在任期間，周正慶一直堅持證券市場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宗旨，也許是多年銀行工作的緣故，對國有企業資本金短缺現象，周正慶一直十分挂心。他告訴記者，國有企業過去長期沒有融資渠道，資本金不足。從撥改貸開始，銀行和國企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必須建立資本金注入機制。

    國企上市後，資産負債率降低到46.3%，比一般國有企業平均水準低了19個百分點。當然，充足資本金不一定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領導觀念和經營機制不轉變也不行。通過股份制改造上市，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也有了轉變。周正慶説，上市與不上市大不一樣，上市公司重要的是有了透明度，過去是沒法監督，而上市後決策機制不同了，監督機制不同了，法律責任也不同了。

    周正慶認為，搞社會主義沒有國有企業不叫社會主義，搞國有企業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既然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資本市場必然要為國有企業服務。但首先應當看到我們支援的是國有經濟當中的優質企業，另外民營經濟中的優質企業只要具備條件同樣可以上市，像有名的新希望、復星實業、海爾、科龍都實現了上市。他説，對於支援國有企業上市這一點，我至今不悔。涉及300多萬股民的場外市場關掉了

    1997年5月，當中國證監會第二任主席周道炯卸任時，對他的下一任周正慶説：我的飛機已經平安著陸了。周正慶回答他説：我的飛機剛剛起飛。對於起飛的感覺，周正慶告訴記者：這一次的起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他告訴記者，這種感覺來自於對證券市場狀況的擔憂。當時，期貨市場經常出現突發事件，場外交易市場混亂，證券公司違規，矛盾重重，很棘手。接任之後，從98年開始他組織進行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頓，使證券市場的風險得到遏制。這一系列的清理整頓工作，包括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場、清理整頓證券機構、清理整頓期貨市場、清理整頓證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頓原有的證券投資基金。

    周正慶告訴記者，當時混亂的場外交易市場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中國場外交易市場沒有經過批准，長期脫離監管，非出事不可。經過兩年的努力，涉及340萬股民、520家企業的41個非法股票交易場所全部給關掉了。很不容易。

    1998年6月，國家審計署對全國90余家證券公司進行了全面審計，審計結果顯示，沒有一家不違規，挪用保證金達千億，引起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關注。怎麼辦？中國證監會拿出了解決方案，對90家證券公司進行分類指導，對嚴重違法者進行嚴懲，君安證券受到了處罰。對一般性違規者沒有採取簡單關閉的辦法，而是進行新老劃段，對過去的違規問題限期清理整頓，堅決糾正，對發生新的違規者，依法懲處。堵住後門之後開正門、給出路。經整頓後，對已經糾正的，允許增資擴股，吸收資金壯大自己，同時開闢正常融資渠道。

    周正慶頗有感觸地説，發展是硬道理，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沒有關閉一家證券公司的情況下，證券公司在規範化上有了新的起色。

    六項政策震動市場

    “不持家不知油米貴。”周正慶這樣告訴記者，自從97年接任以來，股市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有一個階段股民中有種種關於中央支援不支援股市的傳言。據統計，1998年境內籌資比1997年減少了484億元。面對十五大對證券市場功能的肯定，以及經濟狀況的好轉，周正慶十分焦急。他組織證監會對市場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並於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

    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5月16日，國務院正式批准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保險資金入市、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建議的文件。這一資訊向外透露後，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也就是通常説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

    關於這一點，周正慶表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他在任期間曾兩次組織撰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對於兩篇文章的作用，周正慶認為，第一次阻止了當時股市的爆炒，在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提前擠掉了股市泡沫，對全民進行了一場風險教育，從那以後，“股市有風險，入市要謹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復性上漲，把握了時機，推動了股市的發展。98年,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證券委主任、證監會主席，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周正慶訪美，曾經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交換過看法，雙方對美國運用利率杠桿進行宏觀調控作過深入的探討。周正慶堅持認為，宏觀管理部門要為證券市場創造好的環境，不要直接干預，應當注意加強法制建設，加強監管。但是任何國家對證券市場沒有不進行干預的，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適當的干預是必要的。為應付金融危機，香港動用了1000億港幣穩定市場，實踐證明這是對的。

    1998年5月，當證監會編寫《證券知識讀本》時，特別提請江澤民主席為該書作批語，江澤民主席親自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有證券市場。建立發展健康、秩序良好、運作安全的證券市場，對我國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籌集更多的社會資金，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周正慶認為，這一批語，充分肯定了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標誌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規範發展的新階段。幾經起落，中國證券市場走過的十年濃縮了國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發展所經歷的波折與坎坷，伴隨他走過5年的歷程，有過很多驚心動魄的時刻，看到今天證券市場的發展，周正慶感到十分的欣慰。

    全景網路證券時報 2000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