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電信資費一直是廣大電信消費者關注的話題。在我國進入WTO,電信業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的今天,國家電信資費政策關乎整個電信業持續穩定發展,關乎市場化改革的成敗,關乎我國電信普遍服務的實現,關乎資訊化進程,究竟應該怎樣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專家、學者,請他們發表見解。本報于979、980期分別推出了本報記者對中國資訊産業部辦公廳綜合調研室主任錢晉群和北京郵電大學教授、IT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曾劍秋的專訪。本期繼續刊出本報記者對資訊産業部電信研究院高級工程師楊培芳、陳仕俊博士的採訪,請他們就月租費、包月制及電信資費的改革方向等問題發表見解。
關於月租費——
○楊培芳:市場經濟不能脫離成本,不能因為顧客收入低就賣低價。
○陳仕俊:如何把握月租費與通話費的關係,是資費決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
記者:消費者對目前電信收取的月租費有諸多的不理解,那麼中國電信對電話用戶收取的月租費是否合理?國際上的現行資費又是如何收取的?
楊培芳:收取電話月租費是世界通例。由於電話交換機設備制式不一,各地收取方式也不盡相同,主要有包月制、單式計次和複式計次三種形式。其中,包月制是根據包月租費等級、用戶種類規定價格,按月收取固定的費用;單式計次制是規定每月每戶基本月租費和免費發話次數,用戶使用電話不超過免費發話次數時,收取基本月租費,超過的加收超次通話費;複式計次制是規定每月基本月租費,通話費按實際通話次數和時間計算收費。由此可見,前兩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大鍋飯”的弊端,用戶打電話多少與費用高低聯繫不夠緊密,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而複式計次制則充分體現了多打電話多拿錢的原則,是比較合理可行的,對不同層次用戶來講是普遍可以接受的。目前,我國程式控制市內電話和利用微機計費的市內電話,均採用複式計次制。包月制和單式計次製作為過渡形式,已逐步改為複式計次計費方式。
收取基本月租費,主要是用於整個電話網的基本維護運作。一個用戶安裝電話後,就成為大網的一個組成部門,佔用一個獨立的號碼資源,無論是否通話,網路處在正常的運作狀態,每時每刻都在為網上用戶提供通話準備,理應收取一定的基本月租費。如果採取單式計次取消基本月租費,這筆錢事必要分攤到每次通話的費用中去,使通話費標準提高。很顯然,收不收月租費是個收費方式問題,是無須爭論的。
目前,一般發達國家本地電話平均資費(比如美國固定月租費12美元、計次費0.09美元)是我國的4倍。有人説電話資費水準應該與居民收入水準相適應,那麼我國電話資費應該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這對多數中國人來説確實有不小的誘惑力。但是我們的建設成本不比發達國家低。市場經濟不能脫離成本,不能因為你的顧客收入低就賣低價,他的顧客收入高就賣高價。適當的超前消費是能夠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的。
陳仕俊:電信資費相對工業産品定價來説,的確要複雜一些,這裡面不僅涉及到一些理論問題,而且還涉及到一些實際問題。拿電話來説,傳統的資費包括三部分:一是初裝費;二是月租費;三是通話費。理論上説,初裝費用以補償電話安裝時的工料消耗,月租費和通話費用以補償通信服務成本消費。之所以將月租費和通話費分開,主要考慮到電信運營的特點。電信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産業,其成本構成中固定成本如設備折舊和管理費用等佔有較大的比重,而可變成本所佔比重較小。由於固定成本的消耗,才使用戶獲得了隨時可以通話的能力,因此月租費可以説是為確保用戶隨時使用電話的能力而與固定成本密切相關的收費。相比之下,通話費則與可變成本的關係較為密切,是按量對用戶實際使用電話的收費。
總的來説,我國現行的電話資費的結構目前還在國際上普遍得到認同和使用,不過在實際中,由於固定成本與可變成本的劃分具有一定的相對性,此外成本畢竟只是決定資費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市場,因此,如何把握月租費與通話費的關係,則是資費決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
關於現行的電信資費——
○楊培芳:雖然我國電信資費系統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不能説它已經過時了。
○陳仕俊:為了適應市場需要,電信資費正在向多樣性、靈活性方向發展。
記者:從去年開始實行的新的資費標準到目前也就才一年時間,有人提出要推行包月制,這是否説明現行的資費標準已經過時了呢?
楊培芳:長期以來,我國電信資費政策參照了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做法,運用不同電信業務之間的交叉補貼,即:國際話費補國內話費,長途話費補市話費,城市話費補農村話費,辦公話費補住宅話費。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廣大中低收入的用戶能夠負擔得起最基本的電話服務。收取月租費是為了維護電信成本,也有利於固定資産的保值,是和國際現行標準相符合的。但同時,由於這一政策的採用,也造成了長途、國際業務利潤較高,市話業務普遍虧損的局面,使價格與價值相背離,各專業資費與成本相扭曲,也造成電信資費中長途、國際話費偏高而本地話費偏低的結構性矛盾。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按照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和通信行業特點,深化電信資費管理體制改革,對競爭較充分的電信業務,實行市場調節價,將定價權交給企業。雖然我國電信資費系統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不能説它已經過時了。
陳仕俊:這取決於對“過時”如何理解,如果將“過時”理解成應當放棄現行資費結構,則很難説它已經過時。正如上面談到的,現行資費結構存在一定的理論合理性並繼續得到國際的普遍認同和使用。但如果將“過時”理解成現行資費需要改造和發展,則它確實是過時了。如從國外來看,儘管月租費作為資費的一部分仍然普遍存在,但在市場的推動下,它的內涵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最主要體現在在月租費的範圍內,用戶可以享受一定數量的免費通話時間,超過這一數量,再按量收取通話費。而更為重要的變化是,為了適應市場需要,電信資費正在向多樣性、靈活性方向發展,如從資費結構上取消月租費而變成單一的通話費,或取消通話費而變成包月制資費,從資費水準上採用分時段資費,從計費單位採用以秒計費或以分計費等。
關於包月制——
○楊培芳:包月制也會成為我國電信資費系統的一種方式,但是不宜廣泛推廣。
○陳仕俊:是否採用包月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業務的供求關係。
記者:現在有人提倡電信資費實行包月制,請問是不是説所有的電信業務都可以採用包月制呢?
楊培芳:包月制是電信資費系統的種計費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採用包月制的計費形式。對我國來説,隨著電信資費改革的進行,包月制也會成為我國電信資費系統的一種方式,但是它卻不宜廣泛推廣。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準不平衡,人們消費水準差別也太大,業務需求存在較大的差異, “一刀切” 的電信資費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電信資費需要建立統一管理,分級負責的架構體系。
陳仕俊:從理論上説,包月制資費作為多樣化資費的一種形式,在各種業務都有理由採用,但具體哪些業務採用,如何採用,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業務的供求關係。由於包月制資費鼓勵具備一定消費能力的用戶更多使用已有資源,因而一般而言,較適用於業務供給能力充足,用戶具備一定消費能力並有較大通信需求的情況下。從這一意義上説,隨著通信能力的不斷增長,單位通信成本的不斷降低,增值業務和網際網路業務的不斷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包月制資費將在未來資費體系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關於電信資費的改革方向——
○楊培芳:我國應建立分級、多樣化的電信資費體系。
○陳仕俊:應當建立多樣化的資費形式,以適應市場的需要。
記者:如果電信資費實行包月制,對消費者來説是不是就真的實惠了呢?對中國電信來説有何利弊?我國應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適合各個消費階層的資費體系?
楊培芳:由於我國電信用戶的消費水準差別較大,對電信資費的接受能力也不同。包月制對那些在城市的高端用戶來説是具有較大的實惠性。而對那些低端用戶來説不僅不能體會到其實惠,還會額外地多支出一部分費用。實行包月制後高端用戶的通話量會明顯增加,這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因此對企業來説也不是件好事。
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單一的計費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我國應建立分級、多樣化的電信資費體系,首先在高端用戶和企業中試行包月制。在獲得廣泛支援後再向其他用戶推廣。其次,在低端用戶中仍然實行計次制資費方式。中國電信業資費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定價,擴大執行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的業務範圍,對已經形成充分競爭的電信業務,要把定價權交給市場和企業。多樣、多層次的資費體系有利平衡我國各個層次消費者,對電信企業逐步走向世界也有益。
陳仕俊:前已述及,包月制資費作為多樣化資費的一種形式,其實施是有條件的,對具備一定經濟能力並有較大通信需求的用戶確實會帶來實惠,對業務供給能力充足的企業的發展也是有利的。但是對通信需求量不大,或消費能力非常有限的低端用戶,以及業務供給能力不足的企業未必如此。這就是只按量收取通話費的行動電話預付費業務受到低端用戶歡迎,以及電信能力供不應求時期不宜採用包月制資費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考慮到我國用戶消費能力的不平衡性,不應把包月制資費作為惟一的資費形式,而是應當建立多樣化的資費形式。包月制畢竟只是資費形式的一種,很難完全取代其他資費形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發展方向來説,選擇什麼樣的資費形式,應盡可能交由企業根據市場需求來決定,政府應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干預,對有些重要基礎業務,特別是普遍服務業務,以及競爭不充分的業務,需要政府進行資費決策時,政府也應盡可能選擇多種資費形式,以適應市場的需要。
通信資訊報 2002年04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