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國務院扶貧辦公佈的數字，我國現有農村貧困人口3000萬，但是城市貧困人口有多少始終沒有一個公認的數字。據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給國務院一份材料，表明2000年6月份實際處於城鎮低保線以下的人口是1382萬，而當時領取城鎮低保費的只有303萬人，也就是説，兩年前全國至少有1000萬城裏人過著衣食無著的日子。

    但是，這只是能被國家“保”起來的那部分，而且是底線，事實上城鎮低保線在實際執行時控制得非常嚴格。比如：有的地方規定，凡是女方帶有金首飾的家庭，凡是家裏有電視、電冰箱等電器的家庭，凡是居委會反映經常吃葷的家庭，均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中央企業職工家庭的生活保障，地方政府不管；集體企業職工家庭不在低保範圍之內；等等。這樣就把許多應該救助、而政府無力救助的對象排斥在城鎮低保線以外。

    1992年全國總工會通過對5萬名職工的調查，得出全國貧困職工家庭人口數超過2000萬人。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根據他們的有關調查推算，中國城鎮居民有近5000萬貧困人口。專家提出，如果不以戶口為標準，而以實際生活區域為標準，這個數字還要更大一些。

    導致城市貧困或赤貧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研究表明，目前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的增長速度擴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與最低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長速度擴大；財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向少數富人集中。作實證研究的學者提醒説，在我國，傳統的分配格局已被打破，新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20世紀50年代曾經被視為社會中堅力量的産業工人、農民，他們的實際生活水準已經滑落到社會最底層。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並不等於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大，老百姓能夠認同，比如高科技人員的合法收入。應該説，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民收入的平均水準著實有了大的提高，居民絕對收入也是水漲船高，這一點從每年都在增加的儲蓄額上就能看出來，問題出在相對收入的下降，即相當一部分人獲取的遠遠高於財政工資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前者是體制外收入如行業壟斷，後者是法制外收入如貪污腐敗。這才是引致社會不公、群眾不滿的原因。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民航職工的每人平均年收入為2.6萬元，相信這是個人人看了之後都會咂舌搖頭的數字，因為據內部人透露，某大航空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個人的年終獎一次性就有20萬。2.6萬，何其寡也！

    至於靠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非法經營、利用政策空子謀私利，獲得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人群，更是形成了一個利用制度不健全而暴富的特殊利益集團。

    無可否認，在經濟轉軌時期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社會波動，幾年前在理論界爭論不休的“改革代價論”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為先見之明。顯然，那些落寞的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者，肯定不是改革的受益者，他們在大的社會變動中被淘汰出局，原因可能很複雜，但國家和政府是否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呢？經濟改革真的需要將一部分人的利益作為成本沉沒掉嗎？

    我們看到了中央政府的態度。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擴大國內需求，首先必須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再次強調了“兩個確保”，要求“任何地方都不得發生新的拖欠。”他特別講到今年將“強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貧困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中央政府從戰略決策的高度解決城市貧民的生活問題是明智的，這等於給這部分人先吃了顆定心丸。

    我們願意相信，數以千萬計城市窮人都能找到新的生路，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中國經濟時報》 200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