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仔細揣摩一下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的發言,並不難發現人們對正在擴大的城市貧困群體的關切。從兩會開幕到現在,包括朱總理本人在內,許多代表、委員都對“扶弱救貧”發出疾呼,一些來自基層的代表還介紹了發生在當地的不幸事件,朱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裏也出現了“弱勢群體”這個詞。這説明,人們已經意識到城市貧困問題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
按國務院扶貧辦公佈的數字,我國現有農村貧困人口3000萬,但是城市貧困人口有多少始終沒有一個公認的數字。據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給國務院一份材料,表明2000年6月份實際處於城鎮低保線以下的人口是1382萬,而當時領取城鎮低保費的只有303萬人,也就是説,兩年前全國至少有1000萬城裏人過著衣食無著的日子。
但是,這只是能被國家“保”起來的那部分,而且是底線,事實上城鎮低保線在實際執行時控制得非常嚴格。比如:有的地方規定,凡是女方帶有金首飾的家庭,凡是家裏有電視、電冰箱等電器的家庭,凡是居委會反映經常吃葷的家庭,均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中央企業職工家庭的生活保障,地方政府不管;集體企業職工家庭不在低保範圍之內;等等。這樣就把許多應該救助、而政府無力救助的對象排斥在城鎮低保線以外。
1992年全國總工會通過對5萬名職工的調查,得出全國貧困職工家庭人口數超過2000萬人。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根據他們的有關調查推算,中國城鎮居民有近5000萬貧困人口。專家提出,如果不以戶口為標準,而以實際生活區域為標準,這個數字還要更大一些。
導致城市貧困或赤貧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研究表明,目前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的增長速度擴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與最低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長速度擴大;財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向少數富人集中。作實證研究的學者提醒説,在我國,傳統的分配格局已被打破,新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20世紀50年代曾經被視為社會中堅力量的産業工人、農民,他們的實際生活水準已經滑落到社會最底層。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並不等於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大,老百姓能夠認同,比如高科技人員的合法收入。應該説,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民收入的平均水準著實有了大的提高,居民絕對收入也是水漲船高,這一點從每年都在增加的儲蓄額上就能看出來,問題出在相對收入的下降,即相當一部分人獲取的遠遠高於財政工資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前者是體制外收入如行業壟斷,後者是法制外收入如貪污腐敗。這才是引致社會不公、群眾不滿的原因。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民航職工的每人平均年收入為2.6萬元,相信這是個人人看了之後都會咂舌搖頭的數字,因為據內部人透露,某大航空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個人的年終獎一次性就有20萬。2.6萬,何其寡也!
至於靠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非法經營、利用政策空子謀私利,獲得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人群,更是形成了一個利用制度不健全而暴富的特殊利益集團。
無可否認,在經濟轉軌時期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社會波動,幾年前在理論界爭論不休的“改革代價論”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為先見之明。顯然,那些落寞的城鎮下崗職工和失業者,肯定不是改革的受益者,他們在大的社會變動中被淘汰出局,原因可能很複雜,但國家和政府是否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呢?經濟改革真的需要將一部分人的利益作為成本沉沒掉嗎?
我們看到了中央政府的態度。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擴大國內需求,首先必須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再次強調了“兩個確保”,要求“任何地方都不得發生新的拖欠。”他特別講到今年將“強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貧困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中央政府從戰略決策的高度解決城市貧民的生活問題是明智的,這等於給這部分人先吃了顆定心丸。
我們願意相信,數以千萬計城市窮人都能找到新的生路,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中國經濟時報》 2002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