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工作實在難找

    從２月２０日至２１日，本社將推出“走近民工”專欄，播發記者于春節期間深入民工采寫的稿件，反映民工的喜怒哀樂和打工中的種種境遇，以期喚起社會對民工的關注和關愛。

    “我們那兒下雪了嗎？”：寧夏小保姆申燕的家鄉情結

    小保姆申燕有個習慣，她總是只看半截天氣預報。

    她默默地站在那兒——當銀川市的天氣預報在新聞聯播後出現，臉開工上有了陰晴變化：“噢！好！我們那兒下雪了！”或者，默默地抽身離去，最多嘟囔一句：“又是大晴天，莊稼幹死了！”

    這半截天氣預報一看完，她立即忙上了手裏的家務活，不再繼續看下去。

    寧夏，是申燕的家鄉。

    其實申燕的家並不在銀川市，在距銀川幾百里開外的西海固地區。只是在電視上，她無法找到寧夏彭陽縣那個小小的縣城，更無法找到距縣城還有近一小時車程的小村子。於是，她關心銀川，在電視上抽象為一點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遊子心中具象的家園。

    １８歲的申燕來到北京已經１年半了，她到北京的過程充滿了戲劇性。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７日中午，初中畢業、因家庭困難沒有繼續升學的申燕正在家中乾農活，她的五叔隔著溝喊她，北京有個記者來採訪，想找個保姆到北京帶孩子。

    申燕顧不上換衣服，趿拉著一雙鞋就飛跑過去，她實在是太想出去打工了。一個小時後，申燕含著眼淚跟著北京的記者阿姨坐上了汽車，離開了從未離開過的家。

    到北京的第二天，記者阿姨給了她一大堆衣服，讓她換著穿。女孩子高興地疊著衣服，而後，她怯怯地與阿姨商量：“我能不能把從家裏穿出來的褲子寄回去？因為——我１２歲的妹妹，沒有褲子穿！”

    西海固地區是全國著名的貧困地區，它的貧困主要是因為水。在西海固地區，只要降水量達到３００毫米，咋也是一個豐收年。通常這個數字只有百十毫米，而大地的蒸發量卻達到了近２０００毫米，申燕的父母、弟妹，就在這樣一片土地上艱難生存著。從乾渴的土地上走出去的打工妹自自然然地關心家鄉的降水量。她知道，天氣形勢圖中標誌著降水的雲朵，意味著西海固農民家家戶戶的倉滿囤流。

    勞動力市場外等待工作機會的民工

    申燕明白家裏窮。這個懂事的姑娘，在離家３個月後，給家裏寄去了第一筆收入——９４０元，解了家裏的大急：西海固地區半年多滴雨未落，申燕家的地裏幾乎絕了收。開春時播下的３袋小麥種子只收回了不到５袋糧食，在申燕寄錢回家的前夕，家中斷了糧。

    申燕在離開家鄉之前，從沒有見過水龍頭。在北京，她在短短的時間內學會了使用煤氣和各种家用電器。只是，她會不知不覺中拿北京的一切與家鄉相比，與阿姨在外邊吃一頓飯的飯費，夠交弟弟妹妹一學期的學費；看著阿姨家吃飯挑東挑西的弟弟，她會想起自己７歲的小弟弟，他做夢也沒有夢過這麼多好吃的！

    在申燕眼裏，貧困的意義是多重的：它表明沒有錢買種子，沒有錢給弟妹買新衣服，代表著一天三頓吃馬鈴薯燉面——加上點油，那就是改善生活；意味著在她離家時，媽媽追上來，往她手裏塞的３塊錢，那是家裏最後的３塊錢呀，拿走了它，家裏就沒有一分錢了！而在北京阿姨的眼裏，貧困，不但限制了生活水準，更多地體現在眼界的受限。就拿一件小事來説：申燕到北京後，經常因為穿衣服的薄厚受到批評，２０多度的氣溫下，申燕仍然穿著羽絨服！後來阿姨才知道，申燕之所以在大熱的天兒穿棉襖，是因為在西海固的家裏，從來沒有足夠的衣服讓這個姑娘隨季節替換！貧窮，甚至讓人的感覺器官遲鈍了。

    貧窮，讓申燕走出了西海固；貧窮，也讓申燕決心改變西海固的家鄉面貌。申燕不亂花一分錢，她把所有的錢都寄給了家裏；與此同時，北京的阿姨也給她家寄衣服，寄學習用品，寄種子……在申燕和她的北京阿姨努力下，申燕的家開始有了變化。去年，家裏在附近的河岸上，打了一眼幾十米深的井，買了水泵。這口井和水泵，略略解開了申燕的愁水心結，從此，無論天氣是否乾旱，申燕家至少可以保證幾塊地的收成。

    這個剛成年的女孩子規劃著家庭發展的藍圖：每年種上一些樹，果子可以賣，果樹幾年就可以成林；養兔、養蜂……申燕也在努力改變著自己。她在工作之餘看書，時而也摸摸電腦，還練字。當她一筆一劃地按字帖寫字時，就像是在描繪自己和家鄉的未來。當然，申燕還是會用心地瞄一眼天氣預報，知道她心思的阿姨也會衝她喊一聲：“你家那兒下雪了！”

    苦，但快樂著：體驗搬家工的艱辛

    新春剛過，一批批民工從家鄉趕回北京，開始了又一年的打工歷程。然而，有一批民工沒有回家團聚，依然為節日的北京勞作著。

    華燈初上，大年二十九晚，記者登上椿樹搬家公司的一輛廂式大貨車。司機老徐是這個５人搬家小組的組長，他説：“大拆遷使許多人搬新家過新年的夢想成為現實，年前活特別忙……”説話間，老徐的手機響了。“看，又有活來了。”關上電話，他略顯疲憊的臉上綻開了燦爛的笑容。

    晚７點，貨車準時到達北京琉璃廠西街一條狹長的衚同口。寒風嗖嗖地吹著，衚同裏行人稀少，搬運工任玉林和他的同事借著手電筒的亮光，摸索著來到了西北園衚同３０號——董師傅的家。院子裏很淩亂，老董已在衚同裏生活了６０多年，今晚，他的家將搬往石景山。

    近２００斤的大冰箱、裝滿書的大箱子、２９英寸的大彩電……老徐説：“這趟活不輕鬆，大書箱幾乎是最難對付的東西，眼前這２０多個書箱，每個足有２００斤。”就在衚同裏的鄰居們紛紛前來與老董話別的時候，搬家開始了。笨重的傢具一個人難以背起，一台大彩電需要幾個人幫忙才能扛到背上，身體被深深地壓彎。

    這條衚同足有４０多米長，搬家工背著沉重的傢俱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鋪著碎方磚的路面上，一米多寬的衚同裏時而有騎車的路人經過，肩扛手提的工人們還要停下來自覺地給行人讓道。不到一個小時，原本寬敞的車廂已滿滿噹噹塞滿了７０多件傢具、紙箱。

    “上車！”話不多的老任一聲招呼後，就勢坐在了車廂尾部的紙箱上，悶燥的車廂裏隨即飄出了濃濃的煙草味，因為要坐人，廂式車廂的後車門並沒有完全關嚴，留出了一道寬寬的縫隙，既可透風，又能望見車外的風景。

    凜冽的西北風呼呼地吹透了小夥子們單薄的工作服。衣服穿得太厚，既不方便上下樓搬傢具，出汗後又容易感冒，所以幹搬家行當的人幾乎無論冬夏，都衣著單薄。

    卡車行駛在節日氣氛濃厚的西二環路上，道路兩邊都挂起了絢爛的綵燈。透過路燈，老任看見車後一輛紅色富康車裏，一家人正興高采烈地清點著剛採購來的年貨，小孩子則忘情地吃著什麼。老任又狠抽了口香煙，吐出濃濃的煙霧。今天因為活多，老任和同事們忙得只吃了一頓早飯，此時早已饑腸轆轆。

    “過年了，想回趟家也不容易啊……”任玉林嘆了口氣，掰著手指給記者算起了回家的開銷。從北京到重慶的硬座火車票漲價後是１８１元，從重慶到縣城的長途車票是８０元，下車後還要再走１個多小時的路程。“這路費也不賤啊！”

    搬一次家，老任和他的兄弟們每人能掙８元，一個月下來可拿到６００多元，這筆收入與一般的京城搬家公司比屬中上等。老任每月只給自己留２００元，剩下的錢攢足兩個月就全部寄回家。談起孩子，老任眼中閃著淚花。前年回了趟家的任玉林一直把全家福的照片揣在枕頭底下，睡覺前要仔細看看。“為了他們娘倆，再苦再累也值得！”

    來北京３年多了，任玉林還一直不知道天安門是什麼樣子。上次搬家公司的卡車經過前三門，他遠遠地望到了天安門的黃色檐頂，高興了好長時間。“我們平時不敢隨便出門，害怕檢查暫住證。其實，我們一到北京就辦齊了各種務工手續，可不知怎麼的，還是不願出門。什麼時候讓我的娃子來北京看看該多好。”

    晚上９時，卡車停在了京西一棟高層塔樓前。望著高樓裏的點點橙色燈光，老任悠悠地説：“北京真好，可不是我們的！”

    “呸”老任朝掌心裏吐了口吐沫，呼地扛起了一個大紙箱，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樓……

    離鄉的日子——與民工同行四千里

    四川盆地，天府之國，每年都有數百萬農民從這裡啟程，到遠方都市去尋找自己的夢想。重慶是川東民工出川的第一站。２月１７日，等著購票的民工把重慶火車站前的廣場擠得滿滿噹噹。

    １６歲的打工仔

    熊建明、熊建平兄弟倆提著三個鼓鼓囊囊的編織袋，來到候車室，等著乘坐Ｔ１０次列車去北京打工。

    當天早上６點鐘，他們就坐上了從家鄉鄰水開住重慶的長途客車。鄰水屬於四川廣安，全縣９３萬人口中有８０多萬農民，１７萬人常年在外打工。

    建明只有２３歲，但已到廣東、福建、上海打過工。去年下半年以來，他一直在北京通州的一個建築工地上軋鋼筋。

    弟弟建平１６歲了，去年７月初中畢業，就一直在家呆著。家裏供他上高中有些困難。再説，成績不好，怕錢白花了。家裏田地也不多，用不著他去種地。半年裏，他無所事事。所以家裏決定讓建平跟哥哥到北京去打工。

    正月初五，全家人送他倆去縣城。母親一路不停地叮嚀。父親提著行李，沒説什麼。聽説北京很冷，父母讓建平帶了一條８斤重的棉被。

    第一次出遠門，建平收拾得十分精神，深藍色的西服配一雙白球鞋。建明對他這身打扮十分不滿：“打工不是走親戚。工地上要穿我們這種衣服。”並自豪地扯了扯自己穿的牛仔茄克，“它既經磨，又便宜。”

    列車很擠，建明將編織袋放在過道上。不時有人從兄弟倆身邊擠過。建平儘量往裏靠，坐著的人又使勁往外推。建明泰然處之，説：“幾年前到廣東的火車，連廁所都上不了。”

    建明食指少了一節

    火車啟動了，建明講起他打工的故事：“打工仔最怕拿不到錢了。前年去廣東打工，到年底了，老闆‘打滾兒’不給工錢。最後幾十個人一起找他，才拿到部分工錢。他不給，我們也沒辦法。老闆要收拾打工仔，還不是想怎麼捏就怎麼捏？”

    建明右手食指少了一節，那是去年在上海一家塑膠廠打工時被機器絞的。“我爸聽到音訊時，人都軟了。他怕我年紀輕輕就殘廢了。打工仔最怕受工傷。”

    軋鋼筋是重體力活兒，不需要技術，也沒有大危險，但稍不小心手也會受些小傷。“不過用膠布一纏，保證沒事。”建明怕建平擔待不起，打算到北京後給他換一個工種。“如果不行，那只有我們兩兄弟搭班，好相互照顧。”

    建平安靜地聽哥哥説話。在他旁邊的硬座上，三位返校大學生正興奮地交流著各自學校的趣事。

    “打工是家裏唯一的希望”

    天色漸暗。建明拿出一袋煮雞蛋，兄弟倆一起吃起來。“自家帶的，好吃又不花錢。”

    建明説，在農村，家裏一年的開銷很大。開春要買化肥和種子，添小豬崽兒。還有説不清的各種稅費，一年算下來，每個人得交一二百元。如果家裏有一兩個上學的，日子就更艱難了。家鄉每人平均只有三分田、四分土，糧食剛好敷嘴巴，周圍又沒有什麼廠礦，只好出去打工。“打工是家裏唯一的希望。”

    去年鄰水縣有１０多萬人在全國各地打工，他們給家鄉帶來６億多元的收入，是全縣財政收入的１０倍。

    建明家去年用他寄回的錢在院子裏打了一口水井。建明還想將房子修好，再修一個廁所、洗澡間。“等房子修好了，我們倆再打幾年工，掙萬把塊錢，想把家裏的稻田改成魚塘養魚。聽説科學養魚比一般養魚的産量要高幾倍，到時還得學點科學。”

    晚上十點，嘈雜的車廂漸漸安靜。建平靠在哥哥背上，朦朧睡去。

    “喂，有票嗎？”

    窗外的樓房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列車經過一天一夜、長達二千公里的漫長旅程，終於到了北京西站。

    站臺上站滿了接站的人。建明背起一個大編織袋，建平提著兩個小編織袋，穿過接站的人群，向北京西站出口走去。

    在驗票口的大鐵門前，幾位車站的工作人員一字排開，每人守住一個出口認真驗票。初次出遠門的建平沒理會這些，提著口袋低頭直往前走，被一位車站工作人員一把攔住：“喂，有票嗎？”建明趕緊追上去，把兩張車票遞過去。

    過了最後一關，兄弟倆沿著弧形臺階向地面走去。人流中，建平提著兩個口袋，顯得有些笨拙，一腳踩錯，差點摔了一跤。這時，建明騰出一隻手，提走一個口袋。

    正午的陽光十分眩目。兄弟倆瞇縫著眼睛，在公共汽車站牌前看了一下，向汽車走去。

    漫長的旅程結束了，但建明兄弟的打工生活才剛剛開始。他們在早春時節萌生的夢想，何時能夠實現呢？

    帶著夢，去打工

    對於來自甘肅平涼農村的景軍來説，春節是想家、忙碌的日子。他在北京一家遞送公司打工。春節那幾天，他沒有回到千里之外的家鄉，依然像往常那樣騎著三輪車挨家挨戶送奶送報。景軍幹現在這份工已有三四年。無論遇到多大風、多大雨，他心中的夢想都不曾熄滅。

    “每人都有夢想。我想再在北京幹四五年，幹出一番事業來。”説這話的時候，２３歲的景軍坐在他地下室的宿舍。他住的是公司集體宿舍，４名同宿捨得夥伴分別來自河南、山東農村。

    景軍的夢想很簡單也很實際，那就是在北京開個賣貨的小門市。“作為外地人想在北京立足挺難的，但我不信外地人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農村人憑自己的勞動在北京就待不下去”，景軍的身上透著西北人特有的單純和倔犟。他一邊翻著手中的名人傳記《足音》一邊説：“我想從書中找出別人是怎麼成功的。”在他的床頭，擺放著《三國演義》、《Ｐhotoshop入門》等文學、電腦書籍。

    有了夢想，景軍不覺得艱辛的生活有多苦。他花了２０元錢養了十尾金魚。五彩的金魚為陰冷的宿舍添了些許暖意。

    比景軍小３歲的張偉偉，在同一家公司做財務工作。她的父親在山東老家開餐館，家中生活比較寬裕。去年，她從中專畢業便到北京打工。張偉偉的想法是：到北京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讀個電腦專業的大專。

    她告訴記者：“北京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學習和發展的機會都比較多。父母還認為北京的社會治安好，我到這裡打工讓他們放心。”張偉偉現在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她最大的樂趣就是努力把每一份統計表格做得精確無誤，工作之餘除了鑽研電腦知識外還四處尋找培訓學校。

    和未婚的景軍、張偉偉相比，已婚並育有一子的范義霞的夢想完全出於無私的母愛。２９歲的范義霞來自河南汝州農村，一年前辭去民辦教師同丈夫一道在北京掙錢謀生，她５歲的兒子留在家鄉讀書。來北京時，范義霞盤算著在北京生活安穩後，把兒子接到北京讀書，讓他盡可能多地接觸城市文明。

    除夕夜，沒能回家的范義霞聽到電話另一端兒子稚氣地問“媽媽什麼時候回家”時，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新華社 2002-02-21（鄒聲文 朱玉 李術峰 翟偉 王熾 呂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