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公開審理原告吉林省北方生化藥品經銷公司(下稱北方生化)與北京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曉慶公司)《火燒阿房宮》隨片廣告協議糾紛一案。當時，長春市中法第十審判庭內座無虛席，許多人是為了一睹劉曉慶的風采而來的。

    不過，那一天，曉慶沒有來。當時為此案來長的有曉慶公司的總經理靖軍和《火》劇總發行人王建中，而出庭坐在被告席上的則是靖軍和一位律師。近4年過去了，此案還未完結。

    1月15日，吉林省高法開庭，審理此案的上訴案，上訴人是曉慶公司，北方生化是被上訴人，而旁聽此案審理的則只有本報記者一人。

    近4年的光陰，磨蝕了人們對此案的熱情，而且世事也發生了許多改變。當庭，省吳太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説明：原北方生化已成為該公司了。而曉慶那一面也發生了世人皆知的變化，王建中與劉曉慶反目被媒體炒得沸沸颺颺。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當天的法庭上，吳太集團方面出示了一份王建中1月14日傳真過來的《關於〈火燒阿房宮〉隨片廣告客戶監播協調會會議紀要的證明材料》，令記者有眼界大開之感。

    王建中是這樣證明的：1997年10月27日，我作為40集電視連續劇《火燒阿房宮》總發行人向當時的10家隨片廣告客戶發出了會議通知：定於1997年10月29日在北京重慶飯店報到開會。10月30日晚參加劉曉慶生日及《火》劇在北京首播活動，10月31日上午在北京重慶飯店開會，此次會議的實際目的是向隨片廣告客戶通報情況及追要欠款(這一情況，在我寫的《我把劉曉慶送上法庭》一書中有詳細記載)：整個會議由我安排並主持召開，會議結束後並無會議紀要。

    1998年2月，“感康”公司狀告曉慶公司，接到起訴書後，在劉曉慶授意下，我經手搞了這個“會議紀要”，然後，由我親自去找了四位當時參會的人員在“紀要”上簽字。本材料證明：一、當時沒有原始的會議紀要。二、這個“會議紀要”是後來補做的。我對我證明材料上的內容和事實承擔法律責任。

    關於王建中證明的劉曉慶在北方生化起訴曉慶公司之後，劉曉慶讓他補做的這份《會議紀要》，曉慶公司一直在此案中作為重要證據使用。在上訴狀中，曉慶公司還幾次提到《會議紀要》，如：“根據《會議紀要》的約定，如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對電視臺在播出過程中有少播、漏播、刪減廣告現象，應立即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將在24小時內調查、解決。被上訴人派代表參加了該監播會，並且沒有提出異議”。“被上訴人從未向上訴人反映過廣告有少播、漏播、刪減等現象”，截至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之時，被上訴人從未向上訴人反映過此類問題。“根據《會議紀要》的約定，如果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對電視臺的播出産生爭議，應以各電視臺提供的廣告播出回執為準，基於雙方約定，各電視臺的廣告播出回執應作為認定上訴人是否完全、適當地履行合同的有效證據。”

    在法庭上，對於王建中的這份證據，曉慶公司方面的兩位代理人——靖軍和一位律師認為，此《證明材料》證明：當時開會了，並且有一個首播。但他們不認為《會議紀要》是後來補做的。同時，他們還認為，由於王建中和劉曉慶已生矛盾，這就涉及此證據怎麼用的問題。

    而吳太集團認為，可以找到4個在此《會議紀要》上簽字的廣告客戶代表作證。

    在法庭上，雙方爭議的另一個焦點是，在北方生化與曉慶公司于1997年5月30日簽訂的協議第12條後半部分“注”為手寫。北方生化所持的協議上寫的是：“如發現一家廣告價位低於本協議(15秒)，北方生化可以拒絕付款”。而曉慶公司所持協議上寫明：“如發現一家廣告價位低於本協議(同樣時段)，北方生化可以拒絕付款(15秒)。”因曉慶公司與通化金馬公司簽訂的隨片廣告協議約定，播放15秒的宣傳費為370萬元，低於與北方生化所約定的380萬元。據此，一審法院認為，北方生化不應再給付第一份協議剩餘的266萬元廣告費。具有戲劇性的是，當時代表曉慶公司在協議上簽字的是王建中。

    在法庭上，曉慶公司認為，通化金馬是在廣告的正數第3條，沒有加價，北方生化的廣告在倒數第一條，有加價，所以他們不在同一時段上。

    而吳太集團代理人邢福濤認為，當時中國廣告市場上根本無“時段”一説，是他代表公司簽的協議，他根本不知道有此説法，打了近4年官司，對方又聲稱有了“時段”的説法，這與當年簽協議時的情況不符。

    該案15日合議庭審理了一天，當庭未作判決。

    《娛樂無限》200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