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９日傍晚，廈門國際會展酒店一間面朝大海的會議室，一場討論會正在緊張地進行。此時，大海對面一衣帶水的金門島上已經華燈初上，沒有人注意到會議比原定時間已經延長了約４０分鐘。

在這場由商務部條法司組織的研討會上，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國家工商總局、各地商務主管部門的官員，以及法學專家、律師界、企業界人士就《公司法》修訂進行著討論。

會上，有關學者對現行《公司法》在“資本制度”上存在的根本性弊端提出了除舊立新的建議。而整場會上備受關注的是商務部條法司有關官員提出的７條“對《公司法》修改的看法”，此舉被外界視為商務部對新《公司法》修訂內容的一次吹風。觀察人士指出，預計新《公司法》將對註冊資本的最低限額、法人登記的經營範圍限制、股份公司的設立，以及有關外商投資企業、創業投資公司等內容作出重大修改和調整，對中國社會經濟將産生深遠影響。

會後本報記者從商務部官員處獲悉，新《公司法》最快將在１０月份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商法權威追問信用基礎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博導趙旭東教授是此次會議的學界代表，他的另一身份是中國法學會商法研究會副會長。趙在會上對現行《公司法》註冊資本以及相關規則提出了反對意見，並指責過往的制度會限制社會經濟的發展。

趙旭東説，《公司法》主要包括“資本制度”和“治理制度”兩大主題，但我們在“資本制度”的規則制定上有很大的問題——重資本輕資産。這主要來源於一個錯誤的認識，即認為“公司的信用基礎是資本”。趙指出，事實上，“資本”並不能保護債權人的權利，只有公司的實際“資産”才具有債務清償能力。

“在實踐中，註冊資本到位的真實性很難追究，這一點已經無法保證債權人的權利。”趙旭東説，“並且，現實中一些公司的實際資産已經低於註冊資本，也可能為零甚至為負數。”

趙指出，現行《公司法》對公司註冊的最低資本額、股東出資方式、出資比例結構、增資減資、股票的議價發行、資本退出等問題作出了過多限制。如法定出資形式只有５種（即貨幣、以及實物、工業産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記者注），把股權、債權、勞務、信譽等出資方式擋在了門外。

“為什麼現行的《公司法》會做出這些限制呢？”趙旭東説，“因為立法者想保護交易安全和債權人的利益。但事實上，這些規則不但不能勝任這個目標，反而付出了很高的成本和代價。”

趙旭東説，我們現行《公司法》把勞務、專利技術等出資方式擋在門外，就是認為這些資本不具備債務清償能力，這種做法影響了經濟的活躍和發展。趙説，出資方式問題，法律不應做出太多規定，“而應成為股東自己的安排，如在最需要技術的企業，哪怕技術佔８０％～９０％的股份，只要股東自己願意，也應當給予承認”。

趙提出，新《公司法》應當“放棄過分苛嚴但又不合理的規則”，從“資本信用”向“資産信用”轉變，建立一套“資産信用”基礎上的規則。

“因此，應當同時嚴格‘資産制度’，對資産的流向進行嚴格的監管。”趙旭東説，“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建立嚴格的公司財務會計制度。此外，還應當建立資産的資訊制度，因為債權人的利益保障依靠法人財産的公開。”

趙旭東還建議新《公司法》降低甚至完全放棄公司註冊的最低出資額限制。“至少應當像相關外資企業立法那樣，從法定資本制向授權資本制、分期繳納制轉變。事實上，我們對待外企的做法也恰好證明，公司信用與註冊資本的多少無關。”

商務部官員提出新法修改看法

研討會上，商務部條法司官員對與會專家的意見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並不失時機地“拋磚引玉”。會議接近尾聲時，條法司溫先濤處長抑或為了表示對專家意見的回報，直陳現行《公司法》的局限性，並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

這位官員説，當時的《公司法》參照了羅馬尼亞等國家的制度，有明顯的東歐國家烙印。“１９９３年通過之後，１９９４年實施時就面臨要修改。”

他還表示，原《公司法》的規定使得中國自然人無法成為外資企業股東，這其實是對國民待遇的“褻瀆”，制約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前不久，溫家寶總理要求審查各種阻礙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法規，我們第一個就提出了這一點。”

最引人注意的是該官員在做這項“總結性發言”時，提出了７項對《公司法》修改的看法。他認為，首先，公司在工商部門做法人登記時，應該“不提經營範圍的概念”。

他認為原《公司法》第１２條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投資，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産的５０％。這一條“應當刪除”。

原第１３０條規定，股份的發行實行同股同權的原則，“應該改為增設優先股，增加這些股票的決策權，這樣也有利於引進外資”。

原條款規定（第１９５條——記者注），清算期間，公司不得開展新的經營活動，“這一條也不合適，因為並非所有的清算都意味著公司有問題或必須破産，有些公司根本不能停工，一停工將帶來嚴重的損失。這一條將應當改為由清算組自行決定。”

修改法要把創業投資企業等類型的公司考慮進去，“以前立法時主要考慮生産、貿易為主的企業，對增資、減資要求過高，沒有考慮這類資本的退出”。

原法規第１８條把“三資”企業排除在外，只將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納入該法，新《公司法》應當統一考慮。

最後一點是第７７條，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必須經過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批准，“這一條應當取消。”

研討會後的懸念

會議結束時，有關人員提出了股東出資不實和出資不到位等問題的責任追問。會議最後定格在“揭開公司面紗”這個“世界性”話題之上。

在公司法中，“股東僅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原則。然而，一些控股股東常以“有限責任”為保護傘而逃避責任和債務，而股東和債權人則蒙受損失。鋻於此，西方國家開始否定公司股東的有限責任，要求他們為公司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就是所謂“揭開公司的面紗”，已為世界各國公司法普遍接受。

而在我國，現行《公司法》對此尚未做出防範，“有限責任”制度將出資人的責任與企業或公司的責任嚴重分離。此前，公司法的修改委員會主任張曉森律師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對於“揭開公司面紗”問題，新法規條文體現了此方面的考慮，但是究竟要怎麼揭開、多大程度的揭開，“我認為草案中還不夠清晰和明確。”有關人員告知，之所以規定得比較模糊，也是為了給法院相對大的自由裁量權。但有人提出質疑，這種給出相對大的自由裁量權更適宜於英美法係的判例法，對於中國，操作性很成問題。從而成為此次研討會後留給人們的一個懸念。（江海波）

《中國經營報》  200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