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是B型肝炎，呂文靜(後)從出生就加入了這個隊伍。這導致她只剩了表姐一個玩伴。

何紅美展示自己的診斷書，她患有B型肝炎和血吸蟲病

這是一個B型肝炎肆虐的村莊，出生在此地的李昌平為此在新書《我向百姓説實話》中發出呼籲：“救救我的鄉親，我願意用一生償還！”

中央領導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關注讓“B型肝炎村”看見了希望，但一切美好的設想和計劃還有待踏踏實實地貫徹。

B型肝炎：令人痛心的“興旺”

從湖北省監利縣城出發，一番顛簸之後，棄車從舟，小船沿洪湖邊最大的人工河道螺山幹渠逶迤前行。

讓人驚訝的是，興旺村周圍幾乎沒有別的廣告，映入眼簾最多的是電線桿上、墻壁上血紅大字的B型肝炎治療廣告——某某護肝片、著名專家B型肝炎大會診……一切都在提示，這裡是B型肝炎肆虐的地方。

從1999年開始的三四年間，興旺村已經先後有12個青壯年死於B型肝炎和肝癌。在興旺村2組，全村235口人中只有勞動力113人，而死於肝病的人中，30—45歲的有6個；45—60歲的6人。

B型肝炎，已經成為興旺村最大的威脅。

興旺村是個主要依靠水路交通的閉塞村莊，在1949年以前，是洪湖的湖心。

幾個墩臺是湖中的小島，在農業學大寨圍湖造田後，這裡慢慢蛻變為洪湖河網中最為低窪的人群聚居地。人為的改變，阻塞了原來暢通的河渠，興旺村民，開始和魚蝦、雞鴨等等一起，吃喝拉撒全在那幾乎滯留不動的水中。

B型肝炎陸續奪去青壯年的生命，讓人們感到生活環境有些不對勁。2003年春天，終於有媒體將農民的困境和恐懼傳播到高層那裏。

2003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興旺村開天闢地的熱鬧，來自北京、湖北省、荊州市及縣裏的各路行政官員和技術官員抵達這裡，對B型肝炎村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村主任、支書徐祖保感慨地説：村子的人命真的“關乎天”了！

隨著一份國家領導人批示的文件的層層下達，被B型肝炎病毒嚴重困擾的村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儘管還有很多現實難題需要解決，但村民們還是感覺到越來越多的希望。

2003年5月23日，在中央領導及湖北省委、省政府領導的關注下，聯合調查組出據了一份專家提供的調查報告。

根據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中醫學院以及荊州市、監利縣有關單位專家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所公佈的數據，在興旺村總共檢查的876人中，陽性(含表抗陽性、大、小三陽)40人，陽性率為4.56%；其中興旺二組檢查53戶211人，有B型肝炎病史的家庭有21戶。陽性率為10.86%。“與全國10%的平均帶病毒率相當。”

報告説，興旺村二組死亡的12人，主要是死於肝癌、肺癌和晚期肝腹水、肝硬化、急性黃疸性肝炎等。“這可能與當地飲用水水質惡劣等因素有關。”

但興旺村的徐祖保主任和當地一位政府官員認為，真實情況比這份報告更嚴重。“一些有病的人根本不想暴露自己，早就跑了。”

按照當地官員和醫療工作者保守的估計，在B型肝炎傳染嚴重的二組，B型肝炎帶病率可能已經達到60%，或者更多。

一潭死水裏的惡性迴圈

2004年1月7日淩晨6時，擁有1711口人的興旺村還處在寧靜之中，按照當地的習慣，早飯的時間在上午10時左右。

早上7時左右，興旺村的寧靜被嘎嘎叫的鴨子打破。300多戶村民的幾千隻鴨子紛紛跳進水溝水塘裏。

隨後，村民們開始陸續起床，機船的馬達聲響起，在通往周河集鎮的河道裏，舢板和機船比肩而行，村民們大聲地説著話。一天的日用品需要在這個時候去採購。

在籠子裏下過蛋的鴨子們開始在水里拉屎。

此刻，村民們把積攢了一個晚上的屎尿也陸續從屋子裏掂出來，傾倒到水港。當然，全村比孩子人數還多的狗的排泄物，也被人清到水裏。

上午10時左右，家家戶戶炊煙嫋嫋。掌管家務的婦女們提著桶從水塘溝港裏取水，在廚房裏，渾濁的水直接舀進鍋裏，沸騰，煮飯。

自從興旺村由湖心變成陸地之後，這種傳統一直保留。

但是B型肝炎讓農民對這樣的習慣産生了強烈質疑：水到底是不是傳染的途徑？

“漂白粉、明礬這些東西，在我們這裡哪會用得上！”村裏一位大姐指著自己家屋後的水塘説，“我們就吃這水，直接吃！”

屋後的垃圾一直堆到水塘邊，綿綿細雨中，門前污濁的水流到水塘內。

溝港中，一個挖掘船正挖淤泥，後面的水港一片渾濁，淤泥的臭味隨著雨絲迎面吹來。

“我吃著這水就覺得臭！根本和外面的自來水不一樣！”一位在長沙打工回到興旺村二組、染著黃頭髮的小夥子説，“我已經不習慣這樣的水了。”

興旺村有一條水路與外界相連，這些溝港的水可以變為活水。但是由於興旺村的地勢比較低，螺山幹渠(與興旺村一堤之隔)的水位要在汛期上漲，為了防止倒灌，每年3月份的時候，與外界相連的水路的閘門就要關閉，一直關到10月份。在這段時間內，經過漫長炎熱的夏季蒸焙，興旺村已經處於一片死水中，“這段時間，水開始發綠，咕嘟咕嘟冒泡！”徐祖保説。

更讓徐祖保難過的是，每到雨季，只要降雨100到200毫米，整個興旺村就一片汪洋，死魚、死牲畜、糞便、垃圾都迅速地從暗處漂到河道內，“一片白色！”他説。“可是還要吃。”

有些比較殷實的家庭，實在吃不下這裡的水，自己建了壓把井，井深約20米。

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從壓把井流出的清澈的水竟然無法飲用，清水的含銅量很大，達不到飲用標準。

“上次聯合調查組來二組的時候，揭開鍋，裏面的飯全是黑色！還不如吃臟水。”二組的村民只好放棄清澈的水，繼續飲用溝港、水塘裏的臟水。

湖北省衛生廳文件(鄂衛生文【2003】51號)報告説：興旺村二組生産生活飲用水源老林長河上、中、下段以及農戶壓把井的5個飲水區域的CODcr化需氧量、氨氮和溶解氧均超標，興旺村老林長河已不能作為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

興旺村的“B型肝炎後遺症”

現實條件需要改善，而徐祖保更擔憂的是“B型肝炎後遺症”。

徐祖保説，興旺村就是因為B型肝炎而無法興旺，農民生産發展的錢全部被B型肝炎奪去了！

興旺村2002年每人平均收入800元，2003年僅僅有500元。

因為B型肝炎，興旺村很多勞動力能力弱化，生産資金短缺，很多農戶無法投入再生産；因為B型肝炎，興旺村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被清退回來；因為B型肝炎，二組私人債務每戶平均至少在2萬元以上，合計在100萬元之上。同時，二組村民還欠公家的錢數十萬元。

興旺村，目前欠政府債務170萬元。

興旺二組呂海平、呂遙平、呂黃平的母親，四個兒子現在僅僅剩下黃平一個人，其他兒子都因肝病先後去世。呂黃平又有“大三陽”。現在她住在一個破舊不堪的土質房子裏。

老人根本沒有生活來源，做些鱔魚毫(注：逮鱔魚的工具)賣，維持生活。“一個毫賣幾毛錢吧。”

當她向人們展示自己的“作品”時，70多歲的老人家被泥地滑得四腳朝天倒在地上，村子的年輕人發出了輕輕的笑聲。

老人沒有回頭，站起來，拍拍沾滿泥土的屁股，眼淚一下子無聲地流淌了滿臉。

何紅美的丈夫呂海平去世後，她惟一多起來的就是七八萬元的債務和在監利縣城上高中的兒子每年的學雜費。

對患有B型肝炎並越來越嚴重的她來説，生活下去的基礎是什麼，都不知道。

何紅美在2002年，吃了700多元錢的藥；2003年，沒有吃過一片藥。

2003年，何紅美種了3畝水稻，收了2000斤稻穀，賣了1000斤谷，共計430元。

現在能支撐這個家的是遠在珠海打工的大女兒、二女兒。大女兒從15歲就出去打工了，今年19歲，整整4年。

何紅美説小兒子上高三一年需要9000元。她顯然在誇大這種數據，她企圖通過這種誇大的困苦，得到一些來自政府和好人的幫助。

呂神旺的妻子和兒子正在吃早飯，B型肝炎奪取丈夫33歲生命的時候，她才29歲，目前她又是血吸蟲病患者。

在呂神旺家門的墻壁上，貼著A4紙的“B型肝炎防治知識問答”。“如果‘上面’早貼這個，村子裏能有這麼多病人嗎？可惜神旺看不到了！”呂的遺孀嘆口氣説。

目前的興旺村，最興旺的地方是“李天廟”。廟內香火旺盛，村主任説，“我不想阻止他們，儘管我是無神論的共産黨員。”

他解釋説，村裏人有錢治B型肝炎的時候，還能夠支援一段時間，後來錢少了，就只好來燒香禱告了。

等待接續的資金鏈

2003年3月24日，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就興旺村B型肝炎得病率高的狀況進行了報道，引起中央、湖北省的重視。中央、湖北組派聯合調查組對興旺村的B型肝炎狀況進行調查，要求改善興旺村的水環境，對興旺村進行改水、改廁，並撥專門款項。

2004年初，記者在興旺村看到了各級政府的公文和中央、湖北省高級官員的批文：省專家組建議：縣鄉各級政府應對類似興旺村這樣的貧困村制定優惠政策；有關部門要保證村民有廁所，有衛生清潔水；有關部門加強普及防病治病常識；健全三級預防保健網路……

2003年3月25日，中央電視臺報道的第二天，監利縣委書記杜在新主持召開現場會，專題研究興旺村的情況。明確指出“確保年底前讓村民吃上衛生放心水”。此外由財政支援，解決興旺村行路難問題。

可是，截至2004年1月7日，興旺村實現的目標是：82米深、花費4萬元的深水井已經完成，但是配套資金不到位，興旺村仍然沒有喝到衛生水。

那口已經打好的井(82米，水質符合標準)建在興旺小學教學點的一個角落裏，被封著，上面連著水管，再沒有其他配套設備，雖然現在可以從裏面抽水出來，但是只能滿足周圍幾戶。村主任告訴我們，目前村裏只拿到5萬元的改水資金，其中4萬元用來打井，“根本不夠，還要建泡曬池、機房、水塔！”因為這項資金，徐祖保已經兩次去省城，五次去市裏，去縣裏不計其數。

如果村民喝到衛生水的所有資金30余萬元不能到位的話，興旺村只能望井興嘆。

改廁資金應該到位10萬元，但是到了2004年初，僅僅到位5000元。

值得樂觀的是，興旺村已經有了一堆堆紅磚。興旺村二組，很多農戶家的外面都可以看到散落的紅色磚頭和沙子——在一座正在興建的廁所前，主人興奮地告訴我們，政府出了錢後，他自己要貼點，在裏邊再建一個洗澡池，估計需要800元左右。“建好後，環境肯定會好很多！”

“很多材料錢和泥瓦匠的工錢都欠著，現在年關將近，誰還願意欠錢！而且當初省上撥款是對整個興旺村的，現在只能重點給二組了！”村主任説。

在二組一家較殷實的屋內，剛剛用白色瓷磚鑲嵌好的廁所還有些潮濕，乳白的洗漱盆，蹲便器，主人花費了不少的資金。女主人笑著説，“就等來自來水了！”在記者採訪過程中，縣職能部門又落實了包括實物在內的1萬元投入。村主任、支書徐祖保還是有些失望———本來想把“欠”二組的3萬多元都拿到手的。而據徐祖保所知，省有關部門下撥的相關資金10萬元已經到達縣裏。

不過，讓徐高興的是，政府仍然為村子裏提供了1000份的B型肝炎疫苗。0-7歲兒童都得到了接種。

他不滿足這個，他希望當地村民儘快改變混吃混用的習慣；政府對村民衛生常識教育缺失已久的課也需儘快補上。

“沒有這些，再多的疫苗也沒用。”徐説。

醫療困局：無法麻醉的現實

興旺村原屬於監利縣周河鄉，2001年，周河鄉在欠下天文數字的債務而無法運作後合併到現在的汴河鎮———當地老百姓稱之為“鄉破産了”。

原周河鄉擁有的公共衛生機構破産關閉後，被民營老闆建成了紡織廠。

周河鄉公共醫療機構的喪失，促成了個體診所的成立。現在整個周河行政責任區的集鎮上，有5家診所。“我們根本沒有接過一個B型肝炎病人，也不賣治療B型肝炎的藥物，沒有人敢在熟人這麼多的地方買藥。”一個個體醫生説。

談到以前的公共衛生機構，他説當時醫院裏設備很齊全，有B超、X光等。

據監利縣誌載，1991年周河鄉衛生院門診30501人次，住院2024人次，業務收入20萬。

興旺村只有一個鄉村醫生張作奉，他只是負責醫治頭疼腦熱之類的病。

在村診所的房間裏，墻上挂了一行各種病情求診人員的檔案記錄。張作奉説，村裏即使有人得了B型肝炎，也不會來這裡醫治，“怕別人知道，這裡也沒有條件！……”

離興旺村40多分鐘車程之外的是汴河鎮衛生院。2002年8月開始，汴河鎮衛生院無法運作關閉4個月，從2002年11月17日開始改制，實行承包，成立經濟合作實體，重新開張。

即使如此，醫院仍然步履維艱。

據該院辦公室主任鄭德斌介紹，汴河鎮衛生院雖然“承包”，但依然要承擔政府職能———疾病預防。2003年鎮政府預算對鎮衛生院公共衛生的投入為9萬元，到目前只到位5000元。SARS期間，汴河鎮投入2800元，院方支出3萬元。10月份，衛生部專家組織的“查早期胃癌”的檢查中，鎮裏支出500元，院方支出不下5000元。

“缺口部分，就成為醫院的虧損。改制之後，本來是為了甩包袱，但是現在又背上了更重的包袱！”鄭德斌説。

本來地方財政的8%應該投入公共衛生建設，但是汴河鎮6萬人口，一年投入9萬元，平均每人1.5元———這筆資金，也因為政府機構運轉資金赤字而無法到位。

興旺村目前財政虧損170萬元，有欠政府的，有欠高利貸主的。

“農民需要最基本的醫療保障。”汴河鎮徐幼青副鎮長説，他是被媒體曝光後的興旺村復興計劃的主要負責幹部。

農村，需要龐大資金和良好的醫療體制，B型肝炎已經讓興旺村無法經受更大的負擔。

從醫30年、“負責衛生防疫”的興旺村衛生室的張作奉醫生感慨地説：“農村還是搞合作醫療體制好！”説完他笑了：“我真是瞎説，農民這麼多……”

2004年1月7日，當記者離開興旺村的時候，村裏傳來一陣陣鞭炮聲。

徐祖保興奮地告訴我們，這是興旺二組農曆羊年惟一的喜事———一個新郎娶妻。2004年1月8日，他們家要擺喜酒。幾個方桌已經放在房外的空地裏。要知道，興旺村在數年的時間裏，沒有喜慶的鞭炮。

“她這新郎也得了B型肝炎……”徐祖保説。2004年的興旺村，到處存在著沒有改變的現實呈現的隱患。

所幸的是，政府正在作艱難而漫長的努力。政府拯救興旺村的藍圖和計劃，需要踏踏實實地實現。

呂又平在船上等待，呂黃平在地上等待。當地政府也在渴望著。(江華 曹海東)

《南方週末》  200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