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領域的“台灣化”活動，是伴隨“台獨”勢力鼓吹推動“台灣獨立建國”，力圖從文化教育領域“去中國化”而産生和發展的。以1997年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事件為標誌，教育領域的“台灣化”正式進入台灣當局公開落實推動的階段。在李登輝與“台獨”勢力同流合污下，“教育台灣化”在2000年台灣政黨首次輪替後，又成為台灣當局推行“漸進式台獨”的主要內容。
教育領域的“漸進式台獨”涉及到教育範疇內的各個領域，其中最主要者莫過於教科書、教學語言和戶外教學設施等方面的“台灣化”改造。
一、“教育內容的台灣化”
教育內容，即“課程”，是指學校給學生傳授的知識和技能、灌輸的思想和觀點以及培養習慣和行為等的總和。教科書是教學內容的主要載體和依據，是實現一定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對教科書內容進行改革是推進“教育台灣化”的起點。
一是改革教科書編纂體制，為“台獨”教科書的發行大開方便之門。國民黨當局退臺後，對島內教科書的編撰長期採用“統編制”，即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出版。然而，上世紀80年代末後，在李登輝推行“台灣化”、“本土化”的口號下，民間教育改革運動蓬勃興起，部分極具“本土意識”的民間教改團體和“台獨”勢力極力攻擊現行教科書以中國意識為主體內容、“太中國化”，並成立“教科書改造聯盟”壓迫當局徹底改革教科書的編纂體制；在民進黨“立委”的推動下，“立法院”也頻頻通過提案，要求全面開放“審定本”教科書。
迫於各方壓力，臺當局不得不表示，教科書將逐步分階段分科採行審定制，開放民間書商參與。1994年10月13日，“教育部”表示中學教科書“審定本”將以漸進方式開放。1996年，“國立編譯館”開始退出國小教科書市場。1997年4月，“教育部”著手研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啟動課程革新；旋即又成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發展專案小組”，著手研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從該年9月始，“國編館”逐年開放國小教科書審定本市場。2000年6月，“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出臺，明確規定九年一貫國民中小學學生課本可以由民間編纂，但必須報“教育部”或委託機關“國立編譯館”審定。據此，教科書的“國定”編輯制度被打破，“教科書”開始走向“一綱多本”階段。開放民間編纂教科書的閘門一開，無疑為台灣分裂勢力推動教材內容的台灣化提供了方便，隨後臺當局教育主管部門陸續審定了多個民間編纂的教科書版本。為進一步規範教科書的編纂，2003年1月，臺當局又公佈部分課程綱要及刪除了2000年課程綱要中的“暫行”二字，預計于2004學年度一至九年級全面實施。
二是推動“鄉土教育”，強行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台灣歷史、地理、社會、人文、風俗等教育。擬訂鄉土教材和加強鄉土教育，是“教育本土化”的一個重要內容。鄉土教育在早期一直被作為“教育鬆綁”的內容而列入臺當局的“教改會”咨議報告。
教給兒童鄉土教材，使兒童認識鄉土和培養熱愛鄉土的觀念，這本無可厚非。20世紀90年代以前，國民黨當局本著“以俗教實則民不偷”、“以鄉之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的古訓，就一直比較重視台灣的鄉土教育。1956至1959年，相繼編輯出版了《台南市鄉土教材》、《屏東縣鄉土教材》、《苗栗縣鄉土文化》，包括史學家連橫撰寫的《台灣通史》，都可以稱作很好的鄉土教材。1976年，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也曾指示，“為宣揚台灣先烈賢士的民族精神和奮鬥史績，‘教育部’應速編台灣史籍”。自此以後，台灣各級學校的教科書中均有鄉土教育的部分，鄉土教育活動在島內也從未停止過。而且，自1970年起，由台灣省文獻會與台北市文獻會主辦的“史績源流研究會”，每年寒暑假都舉辦各項研討會；台南縣編制的“南縣之旅”、台北市頒發的《加強鄉土教材教育實施要點》、台北縣編寫的“我的故鄉——台北縣”等活動，這些都説明瞭兩蔣時代對臺鄉土教學的重視。
然而，伴隨李登輝推行“本土化”和“兩個中國”的分裂路線，“鄉土教育”成為“台獨”分裂勢力推動教科書內容改革的重要訴求。儘管自1993年度起，台灣教育當局公佈修訂的“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規定國小課程自三年級起增列“鄉土教學活動”，國中一年級增列“認識台灣”、“鄉土藝術活動”課。但“台獨”分子對此並不滿意，並在台灣報刊媒體發動“鄉土教學”的論戰活動，一時間輿論認為“仿佛所有的知識、學問都寄託在鄉土教育上，學校的人力、物財力也都投資在鄉土教育上”。在各種壓力下，1993年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和“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相繼成立了“本土語言教材專案小組”與“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專案小組”，以蒐集資料研擬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本土語言教材。1994年8月，“教育部長”表示未來二、三年間將是推動教育改革的重要時程，1996學年度將強調鄉土教學，小學每週會有兩小時進行鄉土教學。同年10月，臺“教育部”修訂發佈“國民中學認識台灣課程標準”，台灣本土歷史列入國中正式教學科目。1996年5月，李登輝稱“過去國民黨太強調大陸的歷史文化，要讓新生一代了解台灣”，提出了推動“鄉土教育”的方向。1997年，國中認識台灣課程正式啟動。在李登輝的指示下，臺“教育部”決定在中學開設《認識台灣》新課程，並於1997年2月編輯出版《認識台灣》教科書——《地理篇》、《歷史篇》、《社會篇》。
民進黨上臺後，台灣當局推動“鄉土教育”更加全面而深入。2001年3月底，臺當局公佈了“本土化教育”政策，規定從2001年8月新學年開始，九年一貫教育推行“鄉土教學”，將《認識台灣》作為教學範本，從中學推廣至小學。2002年，臺成立“本土教育委員會”，作為規劃本土教育的機制，全面審視國中小九年一貫新課程中的“本土教育”內容，並了解“認識台灣”等本土課程是否已放入新課程，催促加快教材內容的“台灣化”。同年12月，臺“教育部”舉行九年一貫課程審議委員會議，決定新的課程綱要中語文及社會領域的課程目標與理念內容中“鄉土文學”將修改成“台灣文學”、“閩南文化”則改成“台灣文化”，而通稱的“漢字”將改成中性的“文字”；國中小課程正式綱要中“台灣史”內容往後延伸到國中階段，明確規範“認識台灣”等台灣相關教材應納入國中課程，國小高年級課程則改以教授台灣重要人、事、物為主，而國中小領域中的台灣教材比重，預估將可較原訂比例增加約一半，以落實加強學生對台灣的正確認知與認同。該綱要已于2003年1月公佈、將於2004學年正式實施。
陳水扁當局推動教學內容“台灣化”的觸角，還延伸到學生軍訓和軍校課程的設置上。2002年11月，部分民進黨“立委”就曾舉行記者會，要求高中以上的軍訓課程應增加“公民防衛”等課程；一些激進“台獨”分子甚至認為，面對“對岸中國發展超限戰等新戰爭思維”，“國家安全”規劃課程應確立“民主和平、主權獨立、公義福祉”作為台灣的“國家目標”，在“公民防衛規劃”中強化學生“對國家的認同”。為加強對軍隊的思想控制，實現“軍隊課程的本土化”，2002年4月，民進黨和“臺聯黨”22位“立委”連署在“立法院”通過提案，“要求‘國防部’把‘國史館’編的《台灣“主權”論述》、《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等記述‘台灣五十年來奮鬥歷史’的系列書籍加入軍隊‘莒光日教學’，甚至列為軍校的必修課程。”
二、教學語言的“去中國化”
教學語言的“去中國化”是伴隨李登輝推行的“本土化”政策而産生的，是“鄉土教育”推動的直接結果。
（一）動搖“國語”的官方地位。語言是構成文化的關鍵要素之一。在一些極端“本土派”看來，以北京話作為共同語言是“大中國沙文主義作祟的結果”，因而他們公開鼓吹應以“臺語”代替北京話作為台灣的“官方”共同語言。為打破“國語”的唯一“官方語言”地位，一些極具“本土色彩”的社團如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哥城臺語基督教會、育德文教基金會、台中臺語演講會等陸續産生，甚至出現了以“臺語”為教育語言的“台灣文化學院”、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台灣文學系等。
然而，由於國民黨當局的語言政策是在以“統一語言”、“國語政策”不變的前提下，以選修方式開放“母語”，因此“國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的地位較長時間內並未發生動搖。然而，2000年民進黨上臺後，這一狀況迅速發生了變化。2000年6月，臺“教育部”即廢除了“國語推行委員會”，改為“本國語文字工作推展委員會”。2002年3月，“臺聯黨”“立委”提案要求將“臺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不久，臺“教育部長”黃榮村表示，為配合“鄉土母語”教學的推行，將在三年內針對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等各種“國家語言”提出“部版”統一文字與拼音系統，作為各語言文字化的建議版本和“官方語言”政策的選擇參考依據。同時，擬將目前的“國語文推動委員會”改組為“國家語文發展委員會”，華語、閩南語、客家話和原住民語未來所謂的“國家語文”將包括，並列為該委員會的工作重點。2003年2月12日，為配合“通用拼音方案”的公佈實施，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宣佈，廢止施行已數十年的“國語推行辦法”，“國語不再是島內的共通語言”，未來電視、電臺、電影等也將全力推廣“閩南語”予以配合。
（二）推動“臺語（閩南語）”方言教學。李登輝上臺後，在語言教育上逐步推行以閩南語等“台灣話”為主的政策。1993年臺當局正式宣佈將實行“雙語教學”。新修訂的國小課程標準決定，從1996年開始三年級至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一科，其中包括鄉土語言教學。是年8月，“廣播電視法”有關電視及廣播電臺限制“臺語”節目時間的條款正式廢除。但由於臺當局仍堅持“國語政策”，因此當時積極推行“母語教學”的全部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包括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台南縣和高雄縣，所謂的“母語教學”實際上是指“不禁止母語”，並沒有配套的推行“母語教學”的語言計劃。
2000年，根據台灣教育當局頒發的台灣中小學九年一貫制課程暫行綱要，從2001年8月1日開始，台灣所有實行九年一貫制課程的中小學一至六年將專設“鄉土語言課”，用台灣的地方方言，也就是閩南話講課，臺當局將之稱為“母語教學”。2002年8月，“行政院”核備“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正式確定將採行“通用拼音方案”，國中小學語言教學雖不強制使用“通用拼音”，但臺“教育部國民教育司”隨即表示，“將修訂鄉土課程綱要，原來一年級教音標拼寫，改為四年級後才教，小學前三年以聽和説為主”。10月，“教育部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就做出決議，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提前實施鄉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的音標符號系統教學。而每學年舉行的“全臺鄉土歌謠比賽”，在小學“鄉土語言教學”中仍發揮著積極作用。
（三）改變拼音系統。台灣的中文譯音問題即拼音方案之爭問題由來已久。台灣長期沿用1918年公佈的注音符號。然而，1996年，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籌設“亞太營運中心”，統一中文譯音開始浮出水面。1999年初，“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提出“中文譯音統一規定”草案，以“國語注音符號二式”作為統一的方法，但遭到學界和翻譯界的普遍反彈。1999年7月，“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決議中文音譯採用中文拼音，立即引發10余名民進黨執政縣市長的反對。在此壓力下，“行政院”被迫行文“教育部”針對執行細節再研究。
陳水扁上臺後，出於“台獨”意識形態的考慮，著手推行一套適用於“臺語”的“通用拼音”。2000年10月7日，臺“教育部國語推動委員會”正式公佈“中文譯音統一規定”草案，確定以台灣本土研製的“通用拼音”取代“中文拼音”。雖然民進黨當局為之極力辯護，但這一方案仍立即遭致各界的強烈抨擊。10月31日，迫於壓力，臺“教育部長”曾志朗作出“建議採用中文拼音方案”的決議，並送交“行政院”，且同時附上“國語會”建議使用“通用拼音”意見。然而，“教育部”的意見迅速遭到了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反彈，且由於“行政院”對此作出“退案處理”，“拼音方案”再度引發了激烈爭議。由於各界意見不統一，該案最終被擱置。但2002年8月，在各方意見未統一下，臺“行政院”強行核備了“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正式確定將採行“教育部”建議的“通用拼音方案”，自此台灣地區的地名、姓名等將以“通用拼音”為準。
（四）鼓勵籌設“台灣文學系或研究所”。與“鄉土教育”和“母語教學”相配套的是“臺文係（所）”的設立。1996年8月，臺“教育部長”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已核準新竹師範學院和台南師範學院于1997年度分別招收“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和“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此前還核定新竹師院成立台灣語文研究所，以配合台南師院“台灣語言教學研究所”辦理在職教師從事本土化教育進修工作。2000年9月，臺“教育部”以提供師資等政策性措施鼓勵公立大學成立“台灣文學系所”，以配合“鄉土語言教學”，隨後包括清華大學、台北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和成功大學相繼提出申請增設台灣文學系所博士班、碩士班或大學部。2002年，台南師範學院將已成立的“鄉土文化研究所”正名為“台灣文化研究所”。
三、社會教育機構的“台灣化”
社會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它是以作為課堂教育的輔助設施而獨立存在的。所謂社會教育，主要是指學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設施對青少年、兒童和成人進行的各種教育活動。社會教育實施的主要途徑包括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文化出版、電影院、劇院、廣播電臺、電視臺等機構。近年來，為適應“‘台獨化’鄉土教學”的需要，一些極具“本土色彩”的社會教育機構和戶外教學設施紛紛設立，逐漸發展成為“凸顯獨特台灣文化，並作為台灣人逐步認同台灣文化的憑藉”。
一是宣揚“台灣意識”的博物館的設立。博物館是蒐集、保存、研究、展覽有關歷史文化、科學等史料文物的機構，是後人了解在地歷史文化的主要途徑之一。在台灣，博物館是作為社會教育活動場所而設置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如火如荼的“本土化”活動，極大地促進了台灣博物館數量和類型上的長足進展。高雄市立美術館（1994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1997年）、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屏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南永康，正在積極籌備中），以及著重社區認同、凝聚社區意識的“社區博物館”，如以彰顯地方産業為訴求的鶯歌陶瓷博物館、坪林茶葉博物館、清水韭黃産業文化館、玉井芒果産業文化資訊館、白河蓮花産業博物館等；以特殊的自然或人文景觀為訴求的北投溫泉博物館、台南縣菜寮溪化石館、高雄縣甲仙化石館、宜蘭縣蘭陽博物館等等，加上縣立文化中心附屬博物館，紛紛設立，形成了多元綻放的局面。它們通過舉辦教學性展覽、展覽室現場演説和重新調整文物布展等多種多樣的活動，已成為研究台灣“本土文化”、學生戶外教學的重要場所。
民進黨上臺後，在臺“文建會”的直接主導下，加快了各種極具“台灣本土”特色的專業博物館的成立步伐。2000年，臺當局“文建會”接管了“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預定2006年建成，其負責人聲稱該館“未來就是代表台灣，猶如故宮代表中華文化一般的同等角色”。同年，“故宮博物院”院長杜正勝上任後即表示要重新調整文物布展方式，將“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分隔開來。2002年1月，創立50餘年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開始改隸“國家史料館”，更名為“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將“在既有基礎上，結合地主文史團體，扮演重建台灣文化的角色”，從而將“台灣地方文獻提升為國史地位”。同年7月，歷經11年籌備、具有“台灣本土之最”的“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在東台灣正式開館營運。儘管如此，一些“台獨”勢力仍然建議，當局應從速籌設“台灣音樂博物館”、“台灣美術博物館”、“台灣電影博物館”、“台灣戲劇博物館”，以保存瀕絕的台灣本土文化藝術資料。
二是推動“地方文化館”活動，充實校外教學設施。為推行“本土化”的需要，台灣當局積極鼓勵成立以研究各地“鄉土民性”為主要內容的民間自發性的文史工作室和社區發展組織，通過寓教于休閒的方式，落實地方文化紮根工作，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1992年，在李登輝指示下，臺當局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1994年，臺“文建會”正式實施“社區總體營造”及辦理“地方文史社團基礎工作研習計劃”等各項執行計劃。1996年“文建會”訂定“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補助地方文史工作處理要點”，加上此前通過的“社區總體營造獎助須知”等，對地方文史工作室的補助或獎勵加以規範。在臺當局的鼓勵措施下，“地方文史室”以每年超過30個的速度成長。這些設施“既能增進當地民眾休閒品質，也是活的鄉土教材”。
民進黨上臺後，繼承了李登輝的“社區總體營造”計劃，由“文建會”主導，在地方文史工作室的基礎上，重點扶持“地方文化館”項目建設，以蒐集整合各鄉鎮現有歷史、文化、藝術、觀光、生態資源，建立“鄉土文化”據點。2001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人才培育計劃，分別在台灣北、中、南、東四處，各舉辦一梯次的“社區文史記錄種籽工作坊”，通過文史工作者辦講座和實際田野操作來推動文化基層紮根。2002年，臺當局“行政院”宣佈實施“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將於未來六年投入325億經費進行活化鄉村社區組織，活化地方文化活動等方案。“文建會”將“地方生活文化館”作為年度重要施政計劃，並舉辦“文化論壇——地方文化館系列講座”，希望通過設立具有創意特色的“地方文化館”，將原有以縣市政府所在地的核心生活圈重新規劃，更往基層紮根。臺“文建會主委”陳鬱秀就表示，“希望各地的生活文化館紮根計劃，未來能成為認識台灣文化的重要基地。”
三是允許設立鼓吹“台灣主體性”的出版機構、電子媒體等。圖書出版等大眾傳媒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教育渠道，由於其能提供學生立體的知識和豐富的資料，可對學生的“基本定向或特殊意見發揮直接或間接的雙重影響”。
在圖書出版方面，隨著“政治解嚴”和“本土化”的推行，台灣當局于1999年初廢止了出版法及其相關法規，使“本土圖書出版業”獲得了突破性進展。標榜“本土特色和台灣精神”的“前衛出版社”成為較具規模的“本土文化”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台灣文史叢書”、“新台灣文庫”、“台灣研究叢書”、與“台灣教授協會”合作出版“教授論壇叢書”，2000年因出版《台灣論》更“名聲大噪”。其關係企業“草根出版公司”則是另一個“本土文學”出版重鎮。此外，望春風出版社、南天書局、玉山社也是有明顯“本土色彩”的出版社。在李登輝“本土化”政策的影響下，過去一些較中立的出版公司也開始注重“本土特色”作品的出版活動。在報刊方面，一些宣揚“台灣化”的“本土”雜誌報紙也紛紛出現，其中較具影響的有《自由時報》、《民眾日報》、《台灣日報》、《新台灣週刊》等，它們通過開闢專刊等方式，刊登“導向性言論”。
在電臺和電視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民進黨主導下，涌現了大批彰顯本土的“地下電臺”，並逼迫當局開放電波頻道，最終民進黨或親民進黨的人士獲得了18家電臺的許可，它們幾乎全部用“臺語”廣播。而且，迫於民間要求開放電視頻道的壓力，臺當局于1998年新開了主要播報“本土節目”為主的“公共電視臺”，原有的各大電視臺也因應“本土化”、“台灣化”，增開了“臺語新聞”或“臺語節目”。此外，90年代後，台灣電影不論是從創作還是從電影對白上都更傾向於“台灣化”。標榜“本土性”的電影人如吳念真、小野等，以“非常台灣”的方式，以電影這一載體呈現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台灣面貌，形成一股“台灣新電影”的熱潮。新開的網站更越來越多地充斥著“台灣”、“本土化”的氣息，成為傳播“本土文化”的重要渠道。
（本文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中國網2003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