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美國著名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經濟師，羅奇在華爾街具有相當影響力。2002年底，他因發表了一份名為《中國因素》的報告，被認為提出了“中國正在通過商品出口把自身的通貨緊縮轉向全球”的論點，從而引起了軒然大波。此後，一些日本財經界人士再三炒作這一説法，強調中國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籲請中國放棄現行匯率政策，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從而通過人民幣的升值來抵銷中國出口商品在價格方面的競爭力。

    對此，羅奇向本報記者表示，他並沒有指摘中國輸出了通貨緊縮。

    羅奇説，“我當時只是試圖説明全球面臨通貨緊縮的危險，即便這不是中國的錯誤，中國也需要做好被指摘的準備。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但是，我不是始作俑者，我只是一個信使。”他説，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他隨後發表的第二篇報告《停止攻擊中國》。羅奇表示，再發研究報告，並非因為他改變了立場，而是希望能更清楚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羅奇在回答本報記者問題時，認為近來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抨擊是“不公平”的。他稱，近來日本又將對中國的指責上升了一個高度，把中國作為日本通貨緊縮的替罪羊，並且不公平地攻擊人民幣政策。

    羅奇明確表示：“在我看來，中國並沒有從現在的人民幣政策中得到他們不應該得到的利益。”他説，這場對人民幣的指責，讓人費解。就在幾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全世界都認為人民幣要貶值，但是中國表現出了大國風範。然而現在，大家又要求人民幣升值，因為恐懼它的競爭力太強！但是，人民幣匯率穩定政策是中國經濟增長與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並且，摩根士丹利認為，只要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利，中國政府就應該保護現有政策，而不需要管那些無理的指責。

    羅奇補充説，當然，如果在將來，美元出現大幅度的貶值，這也意味著人民幣大幅貶值，中國的出口會大增。在這種情況下，再討論人民幣要不要升值才有意義。

    羅奇強調，中國的出口占世界份額很小，並沒有改變世界貿易和價格框架。相反，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高達40％的儲蓄率會逐漸轉化為消費和投資，這將是一個連續性的需求增長，對世界經濟而言，不是威脅，反而是巨大的機遇。那種對中國的指責將會非常危險，試圖在世界最需要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的時候，來打亂中國的經濟發展。對這種指責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制止。（《經濟日報》祝惠春）

    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師:中國媒體請別誤解我

    作為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師，羅奇在過去幾年裏十分關注中國。對中國經濟堅定不移的樂觀和對世界經濟的悲觀看法構成了其經濟評論的特色。但他本人非常不理解的是，近來他被某些媒體指摘為“中國輸出通縮論”的製造者。本報上期刊出了駐聯合國特派記者丁剛采寫的《全球通縮不能怪中國》的“獨家視點”，對此作了解釋。為有助於中國讀者更準確地理解他的觀點，羅奇先生新年前夕將其剛剛寫成的評論通過丁剛轉交本報編輯部，授權本報獨家全文刊出。

    5年間到訪中國20多次

    過去幾年裏,我對於中國經濟堅定不移的樂觀看法與我對世界經濟的悲觀觀點一起，成了我的一大特色。這種看法源自5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在那場危機中,亞洲那些引以為豪的成功者一個接一個地崩潰，從泰國到南韓，東亞的經濟增長奇跡破滅了。這一地區的經濟體伴隨著貨幣的大幅貶值，出現了近乎蕭條的收縮。但中國成功地抵禦住了亞洲經濟危機和社會騷亂的蔓延，屹立於東方而不倒。

    當時我的直覺是，中國將掌握著制止這場金融災難的鑰匙，不過那僅僅是一個預感。因為那之前我很少訪問中國，手頭幾乎沒有中國的第一手資料，我決定改變這種狀況。於是從1998年初以來，我成了中國的常客，其後5年間我到訪中國20多次。我的確被我的發現震驚了，很快我就明白，中國不會重走鄰國的老路。中國抵禦金融危機的辦法大膽而簡單，就是改革。在過去的5年中，中國政府對改革的堅定承諾，引領這個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義的宏觀政策：在1997年至1998年維持人民幣不貶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推行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抵禦因全球經濟不景氣而面臨下滑的風險。

    許多懷疑論者認為，在惡劣的全球經濟大氣候下，中國的改革步伐將會放慢，但中國的實際表現挑戰了上述説法。中國領導人進一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對積重難返的國企進行結構重組和改革。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推行一系列金融部門的改革計劃，不僅要清理整頓銀行系統，而且讓中國資本市場與國際接軌。雖然這些改革遠未完成，但關鍵是中國已步入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的軌道。我為自己的新著起了一個書名：《不一樣的中國》，就是為了強調中國對改革的承諾強度更大。過去5年間，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上也是少見的。中國的成就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將改寫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面貌。

    一夜之間忽然成了一名發難者

    成熟與睿智相伴而生。中國現在加倍努力並接受伴隨巨大經濟成就帶來的責任。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在充滿爭論的世界大舞臺上扮演一個更加積極和開放的角色。中國人要學會容忍批評，特別是來自朋友的建設性批評。對這一點，我在2002年10月訪華時深有感觸。行前我開始琢磨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最新發展態勢。10月17日《中國因素》的文章一發表，顯然引起了部分媒體的不安。

    我在文章中説，在全球經濟舉步維艱之際，中國經濟的成功故事將會遇到一種不同尋常的反應。我並不贊成這種反應，但我認為，當世界經濟陷入停滯之時，中國很可能被指摘為全球通貨緊縮的罪魁禍首。我還提醒中國，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環境下，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將使中國龐大的製造業出口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我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當對上述的不利反應做好準備，並加倍刺激內需。這對於控制本國有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至關重要，同時也將為缺乏動力的世界經濟提供新的增長源。重要的是，我希望中國能放眼世界，正確看待全球對中國取得令人炫目的經濟發展成就的反應。

    2002年10月末在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忽然意識到自己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名發難者——一名帶頭指摘中國應當為世界當前存在的一些主要經濟問題負責的外國經濟學家。但這完全違背了我的初衷。我只是想向中國提出警告，即國際輿論的風向可能會對中國不利。現在回想起來，這正是我的錯誤所在。美國人有一句俗話，叫“不斬來使”。在這個事件中，資訊和信使的名譽很快被玷污。全球輿論的確向我預料的方向發展——但不是因為我提出了這個觀點，而是因為處於困境中的世界希望找一隻“替罪羊”。

    對中國的誤解可追溯到13世紀

    在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重大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上，我一直試圖澄清自己的觀點(參見我于2002年12月13日發表的文章《停止抨擊中國》)。我曾經指出，日本和美國沒有為自身的問題承擔責任。中國與日本的通貨緊縮困境毫不相干，也不應為美國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受到指摘。由於日本改革的失敗，使其面臨的經濟狀況是泡沫破滅後長達13年的不景氣。而缺少家庭儲蓄的美國經濟則過分依賴外國資本，美國只有通過購買外國商品才能獲得資本——即使不從中國進口，也會從其他國家進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美國國內的購買力而言，從中國進口廉價商品能夠給美國帶來從其他貿易夥伴那裏得不到的意外收穫。

    對於這些教訓，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西方依然抱有誤解中國的成見。這正是我早先寫的有關中國文章的主題，我發現一些有趣的研究表明，對中國的誤解可以一直追溯到13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參見我在1999年4月21日發表的文章《中國的藝術風格》，收錄于《不一樣的中國》)。但中國人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的確做得不盡如人意：在中國正逐步走上整個亞洲和世界的領導舞臺時，她必須願意聆聽並回答各種形式的批評，特別是那些來自朋友的建設性意見。只有中國日臻成熟並歡迎所有批評之時，才是中國真正成功之際。

    最後我想説的是，從國際社會得到批評和反饋是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它們形成一種有力的信號機制，可以驅使中國在通向經濟繁榮之路時進行矯正或再矯正。正因為如此，它賦予了這場爭論對於一個國家走向強盛的更深刻含義。中國人沒有必要害怕這些非議，也不必事事加以反駁。中國正在融入全球市場經濟和迅速發展的世界金融市場之中，中國必須學會把這些非議當作改變自己命運的積極動力。因為睿智和老練是任何一個國家走向成熟所必須具備的素質。(《環球時報》史蒂芬羅奇/文 周德武 薛昊劍/譯)

    中國網綜合消息 200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