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德國大選前兩三天,許多人還不敢輕易下結論。在今年夏天前,觀察家們似乎還一致認為,反對黨是贏定了,施羅德沒戲!但沒想到一場嚴重水災,加上施羅德強硬的對美立場,竟使得進入倒計時的大選發生了戲劇般的變化。執政聯盟突然峰迴路轉,民意測驗顯示,施羅德的支援率上升。但形勢仍不明朗。直到9月20日,在國際上享譽甚高的英國《金融時報》也在感嘆:這是德國1945年以來最難預測的一次大選,文章的題目也很有意思,叫“拼到最後”。
經濟一直是今年德國大選的焦點話題。兩大黨在大選中沒有拉開很大距離,實際上也反映出一個問題——選民太難選擇。大多數選民對施羅德所謂“紅綠”政府不滿,但他們對反對黨能否振興經濟也缺乏足夠信心。有一點大家是一致的,無論聯邦總理府的新主人是誰,經濟都是其面臨的最重要也是最頭疼的問題。當施羅德得知其獲勝後,他對慶祝勝利的人們説,今後還會有難過的日子。
經濟是施羅德連任期間面臨的最大問題
説來也怪,作為歐盟最大的國家,德國經濟一直被看作是歐盟經濟的火車頭,但近年來德國經濟卻令人非常失望。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德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落後於歐洲其他大國。去年(2001年)後兩個季度德國經濟已處於衰退,全年增長僅為0.6%,為歐盟15國倒數第一。據分析,今年形勢不會改善。甚至有預測還將降至0.25%。正如德國羅蘭貝格戰略諮詢公司負責人羅蘭 貝格爾所指出的,“歐洲最大和過去最具活力的經濟實體失去了其對歐洲和世界所起的火車頭作用。”法國《論壇報》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德國已成為歐洲的病兒”。
經濟停滯在德國造成了龐大的失業隊伍。1998年秋施羅德戰勝歐洲政壇“不倒翁”科爾上臺執政時,許諾要到2002年大選時將失業人數減至350萬人以下。無情的事實是,他沒有兌現這一諾言,失業人數不減反增。目前已超過400萬,而且這一數字仍在毫不留情地繼續攀升。經濟一派衰敗景象:商業投資大幅下降,市場需求不旺,零售貿易和建設工業處於危機之中。銀行倒閉比去年增加了25%,將達到創記錄的4萬,60萬人將因此失去工作。據國際管理髮展研究所統計,2002年德國的全球競爭力在49國中排在第15位。
這一切使施羅德十分難堪。這也正是為何在今年8月底之前反對黨一直領先社民黨的最重要原因。為了改變不利形勢,在大選最後階段推出改革德國勞工市場的哈茨計劃。這份計劃因該委員會主席皮特 哈茨而得名。這份計劃建議將領取失業金的時間由現在的32個月縮短到12個月,聲稱三年內將失業人口減少一半,這個數字被一些行家們稱為是“天方夜譚”。另外能否真正在政策和法律上落實和落實後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還是一個未知數。
聯盟黨候選人施托伊貝爾抓住這一點不放鬆,要求選民“換馬”,給他領導的黨一個扭轉形勢的機會。由於他擔任州長的巴伐利亞洲經濟確實是德國最好的,他宣稱如果他大選勝出,他將德國經濟搞得和巴伐利亞洲一樣出色。
但到目前為止,德國國內頗有爭議的問題卻並不是經濟發展活力的喪失,而是由此引發的高失業率。事實上,德國最需要的是改革經濟。顯然,失業人口增大是結果,而不是問題的原因。
德國經濟究竟出什麼問題了?
人們最常用以證明歐洲僵化的例子就是勞動力市場。以法國為例。面對高失業率,前政府的反應不是減少、而是增加法規——實行每週35小時工作制。但德國勞動力市場僵化的程度要超過世界上所有工業化國家。德國西部工業勞動力成本在世界上所有工業化國家中也是最高的。多年來,德國在歐洲經濟增長率排名錶上位居最後,在社會公共福利稅排名錶上卻名列榜首。在德國,創造一個就業機會的成本對於僱主來説是很高的。據世界經濟研究所編纂的數據,一個汽車裝配工人每個月一般可以掙得3160馬克。但是為了繳納稅款和社會保障基金以及僱主對這兩項費用的繳款,他的老闆必須另外支付3240馬克。在歐洲社會福利國家中重要的是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這方面進步最大的國家創造的新的工作崗位最多,這並不是偶然的。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意味著必須減少僱主對社會福利的支出。
但令許多分析家們失望的是,在大選中兩位競爭者卻沒有表現出進行徹底改革的勇氣。施托伊貝爾承諾對高收入者的稅收減到40%、減少債務和赤字以及政府公開開支,但同時提出要增加兒童福利、增加對東部德國以及醫院、學校和防務開支。而施羅德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主要不是由於他提出了令選民信服的經濟改革戰略,而是他巧妙地將選民的注意力從經濟問題轉移開來。兩個候選人都不願意提出大幅減少社會福利的主張,擔心失去選民。
大選結束了,新政府會積極迎接經濟挑戰嗎?德國能否實現自我改革,形成具有活力的經濟,提高現有的增長率呢?或者像一些經濟學家建議的那樣,採取英美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即所謂“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而放棄德國自身“萊茵模式”或“社會市場”資本主義。有人認為,隨著共産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正被搬進博物館,另一種分歧即兩種有著很大不同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分歧正在逐漸形成。而且德國又一次成為了主要的戰場。
看來德國領導人必須在經濟活力和社會保障之間作出選擇。 一位英國學者認為,每一次我們討論德國的問題時,缺乏靈活性總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話題。但是也許靈活性最缺乏的地方並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兩個最大的政黨——社民黨和基民盟都致力於維護“社會市場”。到目前為止,所有擺脫德國戰後的合作資本主義模式的努力都遭到了失敗。據説只有右翼小黨——自民黨一貫主張對德國經濟做大手術。英國《金融時報》得出的結論是,也許還需要4年經濟下降,才會使使更多的德國人意識到他們國家的經濟需要進行大的調整和改革。
新政府最棘手的外交問題是對美關係
9月22日的德國大選,之所以引起許多人的關注,並非像一些媒體所説的僅僅因為這是德國21世紀的第一次全國大選。其中一個令人們對大選結果感興趣的具體原因是,德國政府對美國“倒薩”行動的態度。
德國是美國二戰以來最忠誠的盟友之一,但隨著美國對伊拉克態度的日益強硬,施羅德政府唱的反調也愈益升高。施羅德多次説,如果他大選獲勝連任,即使美國得到聯合國授權,德國也不會向美國提供一槍一彈的幫助。施羅德在德國《總彙報》9月19日刊登的訪談錄中説,伊拉克既然已經接受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因此軍事打擊已經沒有必要,“是多餘的”,“我們的目標不是通過武力推翻伊拉克政權。沒有人喜歡這個政權。我們必須實現該政權從其內部被推翻這個目標”,德國將與聯合國一道繼續從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對伊拉克施加壓力。顯然,施羅德與美國布希政府在伊拉克問題上具有明顯分歧。
但需要指出的是,施托伊伯在大選中雖然沒有像施羅德那樣激烈地對美國唱反調,但也沒有明確地表示他當選後是否會出兵支援華盛頓武力“倒薩”行動。這就反映出了問題的實質,即德國人不願意對伊拉克開戰。施羅德看到了這一點,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施托伊伯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不敢公開表示支援美國,怕失去選票。
作為美國的盟國,無論任何人當選德國總理,都必須維護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但如果施托伊伯當選可能會容易與美國講和,把一切問題都推給上屆政府。但恰恰是施羅德再次當選。這就比較麻煩了。事實上很多人在大選期間就已經説,施羅德對美言論走得太遠了,一旦他當選,他會後悔的。但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為了適應選民的口味,他必須説選民想聽的話。大選結束了,修補緊張關係會成為首要外交任務。也許更多的是私下的,而不是公開的、電視上的。
首先,在大選中非常受人喜歡的綠黨領導人菲舍爾應該説還會繼續在新的紅綠聯合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綠黨對美國的許多政策幾乎可以説是充滿敵意的,特別在環保方面,戰爭問題等等方面。今後菲舍爾修復德美關係的工作很不輕鬆。估計,前司法部長由於將美國總統布希與希特勒相提並論,遭到美國嚴厲譴責,可能不會在新政府中擔任職務了。這可能會稱為改善德美關係的第一步。
但此次大選也給人們留下了許多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同時也許我們還可以説美國和德國的關係將永遠也不會恢復到過去那種狀態了。
為什麼如此多的德國人與美國的想法不同?為什麼德國人現在敢於公開對美國説不?
德國是歐盟15個成員中的老大,一直髮揮著“領導”作用。凡了解歐洲一體化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種説法,即“法德軸心”或“法德發動機”,也就是説在二戰後半個世紀的歐洲聯合中,德國和法國發揮了十分積極的或者叫“不可或缺”的領導和帶頭作用。德國統一後,德國在歐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一些重大的政策建議均是由德國倡議的。可以説,現在德國的一舉一動對歐盟的發展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德國對美國的態度實際上反映了整個歐盟對美國的態度。分歧不是僅僅德國和美國的分歧。反對美國單邊對伊拉克動武在英國實際上也是多數派。只不過德國採用了激烈的方式錶現了出來,法國特別是布萊爾的英國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如何處理對美關係,處理雙方的分歧,不僅是德國新政府的一項既緊迫由重要的課題,實際上也是所有歐洲國家政府的共同課題。
(馮仲平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
中國網2002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