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種建議並不新鮮。早在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頒布之際，就有人提出過類似建議。據專家們説，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生育逆淘汰現象”曾經在學術界引起廣泛討論，類似觀點在一定範圍內頗有影響。那麼難道真如俗語所説

    “龍生龍，鳳生鳳”嗎？難道生育的口子為高學歷的人開就能提高全民素質嗎？

    生育的口子要為“高素質”者開？

    據近日南京《服務導報》報道，日前，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們正在審議《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草案)》。其中委員們建議將生育政策進行微調，為博士、碩士這類高素質的人開個口子，使這些人可以生二胎，借此來提高人口素質。而對那些文化層次較低的社會階層特別是農民則更進一步控制人口的增長。

    記者查閱了6月19日的《揚子晚報》，上面報道説19日上午，江蘇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分組審議《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用立法的形式明確規範了群眾關心的生育政策。然而在所有條件中並沒有所謂的允許高學歷人多生孩子的規定。也就是説，所報道的委員提出的建議並未納入到草案中去。

    7月3日，記者電話聯繫了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有關工作人員，詢問今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會否進行類似調整，她對此表示否定。該工作人員表示，計劃生育的基本原則國家已經確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允許生育第二胎各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調，然而不太可能用所謂高學歷來對人群進行劃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高學歷人的孩子不一定具有高素質。看看清華這樣的學校，就有很多優秀的學生出生於農村。”

    為高學歷開口子的三個理由

    儘管該建議目前還沒有成為政策，但還是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贊同者不少，反對者更多。綜合起來，贊同為高學歷在生育方面提供“優惠”政策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幾條：

    -學歷高的人能優生

    學歷高的人生出的孩子素質普遍也會較高，這種觀點在記者採訪的對象中頗有市場。在朝陽區某事業單位工作的孟女士大學本科畢業，她認為雖然不是絕對的，但高學歷的人普遍素質的確要高於低學歷的人。因此“生出的孩子智力也應該比較高。更重要的是，高學歷的母親懂得怎麼教育孩子”。

    -高學歷意味著高收入，能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條件

    在我國，“腦體倒挂”現象已經得到改變。根據前不久國家有關機構進行的一次調查，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基本和學歷高低成正比。基於此現象，不少人認為孩子如果出生在高知家庭，就意味著會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照顧。

    “一項政策的制定更多地需要科學和理性，而不能有太多的感情色彩。高學歷人群畢竟在當今社會普遍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較好的經濟條件，這些就可以保證新生人口具備基本的教育條件和良好的成長環境，這也可以減輕國家和社會的負擔，確實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一位名為“纓子”的網友説，減少一些貧困母親，減少一些失學兒童，將是家庭之福、社會之福。同情弱勢群體是應該的，然而相比于同情來，去除貧困的根源更為重要。適當放寬城市高學歷人群的生育，對未來國家發展有利。

    -救急不救貧，對貧困地區應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

    “為什麼要高素質的有錢人去養活一群沒文化的超生人員？可以救急，不能救窮！窮，有外界因素，更有自身原因，對貧困地區就是要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網友“求實”發表評論説，現在有些貧困地區多生超生，只生不養，只養不教，人口素質越來越低。“全國都應實行江蘇委員的建議，這對於提高民族人口品質非常有效。”

    在某醫院工作的李醫生説，在北京他經常看到一些外地民工牽一個、抱一個、背上再背一個。“生一大堆孩子，自己卻又養不起。給國家以及那些嚴格遵守計劃生育政策的人造成了極大負擔，這是極不公平的。因此必須對貧困地區人口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

    反對特殊優待的四個理由

    相比起贊同之聲來，記者聽到更多的是反對之詞。

    -龍未必生龍

    “古今中外，真正意義上的一些傑出人物大多數都是出身貧寒！”這種觀點在網上佔了大多數。網友們認為，高學歷並不代表高素質，何況目前靠關係拿個學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其次，高素質的人生出的孩子未必也是高素質。

    正如網友“XXX”所説：“那些博士，碩士中有一大部分不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嗎？博士、碩士、甚至院士的子女不也有犯罪的嗎？不也有為國家造成危害的嗎？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讓誰生不讓誰生的問題，而是如何加強教育普及化，如何提高現有人口素質的問題，如果我國的所有農民子弟都能享受到城市人所有的教學水準，肯定能夠出現許多袁隆平似的科學家。”

    -變種“高貴血統論”，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一個民主的社會不應該這樣，這是對人類數千年追求的平等的否定，是倒退。”在某知名外企工作的魯先生是碩士，有一個兩歲半的兒子。他認為，這是一種歧視政策，社會上不應該出現“高貴血統”這個概念，它違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則，將會帶來不可預料的負面影響。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佟新博士認為，母親素質高與孩子素質高的確存在正相關關係，然而不能為此出現歧視性政策，這會剝奪一些人的基本權利。“學歷高並不意味著要擁有更多的權利。”

    網友“螞蟻姑娘”則認為，這樣生出來的孩子會被打上烙印，就像和古時代的階級一樣。那樣的社會令人恐懼。“中國現如今高層大部分來自農村，如果拒絕了我們的根本，沒有保持開放的接受形態，那麼我們的社會能走得了多遠很難説清。”

    -可操作性不強

    “即使給了碩士、博士這個權利，他們都不一定會用。”在東三環附近某寫字樓工作的李女士擁有碩士學位，丈夫已在某名牌大學博士後出站，他們有一個5歲的兒子。她明確告訴記者，即使有這種政策，她也不想再要第二個孩子。“首先，自己沒有精力。作為職業女性，在孩子教育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相對較少。其次，中國經濟不發達，即使是高學歷人群，他們大部分的經濟條件也頂多能保證一個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優生之後更要優育，所以我只求品質，不求數量。”李女士還告訴記者，在她周圍，因為主客觀原因晚要孩子甚至不要孩子的高學歷者不在少數。“不願意生的還是不會生，而想生的仍然會千方百計地超生。因此，這個政策實際上操作性不強。”

    去年12月份，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在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五屆二次全國理事會上向媒體表示，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生育率已經很低，一些地方已經實現了人口負增長；但是在農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生育水準還比較高，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還比較大，不少貧困地區“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

    -治標不治本

    在記者採訪過程中，眾多采訪對象都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十多億人口，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才三千多萬人，碩士博士更是鳳毛麟角。因此讓他們多生孩子治標不治本。

    在西城區某雜誌社工作的程先生説，目前中國人口已經過剩，如果經濟不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業不能實現現代化，農村“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的觀念就不會轉變。這種情況下，高學歷的人多生孩子無疑會進一步增加人口，這不僅有悖于減少人口數量的政策，對於提高高素質人口所佔比例的作用也不大。“少數高學歷的人畢竟生不過絕大多數文憑不高的人。何況你根本不能保證高知人群生下來的一定是高素質。所以還不如創造條件，通過教育將眾多出身並不‘高貴’的人轉變成高素質。”

    從安徽來北京打工的小徐夫婦已有一個女兒，他母親希望再生一個男孩，然而他妻子瞞著父母偷偷到醫院做了結紮手術。“再生一個，我拿什麼養？我媽生了這麼多孩子根本沒什麼用。”在記者採訪中，發現不少外來打工者結婚年齡與在農村的同齡人相比有所推遲。他們説，現在到外面打工的人越來越多，想得開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即使第一個孩子是女兒也不再想要第二個，要第三個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見，多生少生，關鍵是生育觀念的改變。

    特殊化、“血統論”不應該存在

    7月4日，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蔣副教授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説，讓高學歷的人多生孩子這個觀點並不新鮮。它類似于二戰期間德國一些學者提出的“人口優生論”。該論點後來成為納粹推行種族主義政策的依據，並因此使得人口學專業臭名昭著，在當地的研究停滯了將近四五十年。“研究表明，母親文化程度高對子女的優生優育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沒有任何科學研究能證明，在遺傳上父母文化程度與子女智商有確定關係。一個人的能力、優秀程度更多是後天培養的。中國提高人口素質不是一蹴而就的，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曾經出臺過政策，規定具有大學文化水準以上的婦女可以生第二胎，政府給予補助，文化水準低的則不允許多生。到了80年代，由於人口下降，於是又採取鼓勵生育政策，但是文化水準高的還是不願意生育。”蔣副教授説，80年代中國國內不少學者在討論“人口逆淘汰”即高素質人生育少、低素質人生育多現象。“然而這是一個複雜、敏感的問題。如果出臺的話，這種政策往往容易成為歧視性政策，成為一部分群體歧視另外一部分群體的工具，引起社會動蕩。”

    “明明是歧視性觀點，卻能在中國長期流行，並且出現在人大常委的建議中，這本身就令人費解。”在西城區某雜誌社工作的程先生認為，此觀點跟現在出現的排外現象、歧視民工以及地域之爭等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它們都是根據所謂‘血統’、出生區域來劃分人群並給予不同待遇。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出現‘貴族’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這種‘貴族’應該靠自然的經濟關係來維持，不應該出現在國家政策以及媒體的宣傳之中。否則這種提倡就會産生或者進一步強化精英意識，使他們享受更多的特權。這在民主國家不應該出現。”（小伊）

    千龍新聞網 2002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