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環境”和“保護”這兩個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詞是曲格平把它們組合在一起的。

    環保改變他的命運

    北京人民大會堂南側，一間樸素而雅致的辦公室裏，筆者聆聽了中國第一任國家環保局局長、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委員曲格平的心聲：“其實我個人的生活很平淡，而整個中國的環保事業卻波瀾壯闊。應該説，是環保事業給我的人生增添了光彩和樂趣。”

    “1972年，中國正處於十年動亂的旋渦中，誰也沒有想到周恩來總理會派出一位中國政府代表團去參加那次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

    “當時整個國家幾乎都處於無政府狀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沿，人們對於環境問題基本上是陌生的，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卻派出第一個大型代表團去參加世界首次人類環境會議，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奇跡。”

    ——這個奇跡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這個人正是曲格平。

    曲格平説，那時的中國甚至連環境問題的科學定義都搞不清。理論上，大家都把環境問題當作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産物，認為和中國的關係不大。在那次環境會議上，中國代表更多關注的是和美國的政治鬥爭，對美國在越戰中一系列對環境的破壞進行了揭露和抨擊，對國際社會面臨的諸多環境問題卻了解不多。

    “實事求是的講，我們是在對環境問題這一命題的內涵和外延都很不清楚的情況下與人家展開辯論的。比如什麼是‘酸雨’，比如對於建立全球環境監測的提議，再如關於人口控制問題……”

    未曾料想，短短10天的會議卻給中國事回了一個嶄新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思想：環境保護。

    在對會議情況進行總結時，與會代表們驚異地發現：當時中國所理解的環境問題和世界所談論的環境問題並不一樣——中國認為環境問題只是局部的工業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而世界談論的卻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氣圈、森林生態系統等“大環境”、“大問題”；在對環境問題嚴重程度的認識上，斯德哥爾摩大會也讓中國人出了一身冷汗。

    第一次把環境和保護組合成新詞

    回國後，與會代表們把大會列舉的環境問題與中國的現實一對照，忽然發現在很多方面中國環境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原來並不亞於資本主義國家。海洋、湖泊、森林、天空……很多原來認為沒有問題的領域，卻在一夜之間成了大問題。原來認為只是局部和部門的問題，卻一夜之間成為了全國性的、必須從發展戰略和總體全局上採取措施才能解決的問題。

    曲格平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世界環保會議啟開他心靈的這扇窗，從此他闖入了一個全新而神聖的事業——開創和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之路。

    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中國，人們只知道“環境衛生”和“環衛工人”，卻並不知道還有環境保護這一概念。對環境問題進行預防和治理，到底應該怎麼稱呼，專家們的意見很不一致。最後，曲格平在充分聽取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建議就照英文直譯過來，叫“環境保護”。

    這是中國人在歷史上第一次把“環境”和“保護”這兩個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片語合在一起。

    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大會經過數年的籌備，起草了《人類環境宣言》，出版了赫赫有名的專著《只有一個地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出了呼籲：保護環境、拯救地球！但是在斯德哥爾摩親耳聽到這一時代最強音的曲格平所面臨的，即是對環境保護還處於朦朧認識狀態的中國。他説：我們只能一切從頭開始。

    若非周總理，中國環保事業要晚起步10年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援下，中國首次以國務院名義召開了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曲格平回憶説，在會前擬定的主題文件中，對那次大會定下了這樣的調子：環境保護是關係到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議社會主義、關係到鞏固工農聯盟、關係到保護人民健康的大事，應該引起各級領導部門的充分重視。國務院第一次環境保護大會實際上是在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的直接推動下召開的，它的功績在於認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從此，環境保護在中國被正式列入議事日程，中國的環保事業終於蹣跚起步了。

    “僅1972年到1974年的兩年間，周恩來關於這方面的講話就達32次之多。”曲格平深情地回憶道，“根據總理指示，在第一次環保會議期間，還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過一個關於環境保護的萬人大會，各部門的負責人都到會聽取有關專家的介紹。如此高規格的會議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這充分反映了周總理遠見卓識和宏大氣魄。”

    曲格平説，如果沒有周總理的重視和支援，中國的環保事業也許要晚起步10年。“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不到兩年時間裏，中國就完成了從對環境保護的確切含義都搞不清到把環境保護工作正式列入國家議事日程的過渡，完成了從把環境問題當作是資本主義産物到公開承認自己環境問題的過渡……”

    對於這一點，曲格平感到特別激動。他提到1996年中國政府一舉關閉幾萬家污染嚴重的工廠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壓力時説：“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具有如此的勇氣，也沒有哪個國家和政府能夠做得到！”

    走中國特色的環保之路

    1976年，曲格平來到了內羅畢，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首任代表。在那裏，他如饑似渴地查閱發達國家保護環境的資料，思考著中國的環保之路究竟如何走。

    工業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比如曾經煙霧瀰漫的霧都倫敦，70年代後再沒有發生過煙霧事件；泰晤士河一度被稱為“臭水溝”，萊茵河曾被稱為“歐洲下水道”，但後來它們都相繼變清；就連有“公害列島”之稱的日本，許多河流和城市的環境狀況也都有明顯改善……

    曲格平注意到，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鉅額資金和人民健康為代價的。在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薄弱的中國，這條“先污染、後治理”的道路能行得通嗎？經過認真研究和反覆思考，曲格平得出結論：中國不能冒這個險，中國應該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之路。

    今天，人們對“有中國特色”這樣的思想早已爛熟于胸，可是在當時中國的環保事業剛剛興起不久的情況下，看到和指出這一道路需要何等的遠見和卓識。

    1983年，全國第二次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召開。在這次大會上，“環境保護”被正式列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環保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這距“環境保護”這一概念被引入中國只有10年多時間。

    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走有中國特色的環保之路”的思想以會議文件的形式確定下來。同時，會議還總結了10年來的經驗，制訂了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明確提出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及強化環境管理”等三大政策體系，使“有中國特色的環保之路”這一精闢的思想有了具體的行動指南。

    曲格平指出，如果説第一次會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解決了對環保工作的認識問題，那麼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則是解決了“做什麼”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曲格平親自領導和參與下制訂的“誰污染、誰治理”這一政策，把許多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思想糅合到中國的環保工作中。在全國推行的八項環保制度中，有一半是從市場經濟中借鑒來的。這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下不能不説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

    80年代初期的中國，“市場經濟”還是一個敏感而危險的禁區。也正因為如此，在今天他才可以自豪地説：“在我國逐步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環境保護領域是走在了前列的。”

    “中華環保世紀行”成為中國環保的主題活動

    還是在任國家環保局局長的時候，曲格平就有這樣的想法：通過新聞媒介，用輿論工具向破壞環境、破壞生態、浪費資源的行為宣戰，讓環境意識深入到各級領導和全體人民的心中。1993年，曲格平調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委員會主任，他開始著手實施這一醞釀已久的想法，這就是後來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開展實施的“中華環保世紀行”。

     “中華環保世紀行”的想法一齣臺，立即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援和各新聞媒體的響應。

    “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在1993年啟動，當年的主題是“向環境污染宣戰”，次年的主題是“維護生態平衡”，第三年的主題是“珍惜自然資源”，其後是“保護生命之水”、“保護資源，永續利用”等等。

    曲格平回憶説，“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一開始就一炮打響，抓了很多典型，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稱讚，有很多外國使館都來詢問有關情況，對中國如此聲勢浩大的環保舉措表示欽佩。曲格平説：“這一活動的開展，不但在國內普及了環保意識，而且在國際上也為中國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形象，成為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取得進步的一種表現。”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剛剛過去不久，曲格平作為當時第一位應邀出訪的部級幹部，赴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保護臭氧層部分環境部長會議。

    會議時間到了，曲格平最後一個走進大廳，這時整個會場靜極了，曲格平正在走向自己的坐席時，多年的國際同行和老朋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大會主持人托爾巴博士來到曲格平身邊，熱烈地擁抱了他並爽朗地介紹説：曲先生，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他就是擁有12億人口的世界上最大國家的環境部長。托爾巴博士説，他剛剛訪問過中國，這個國家的環境管理給世界提供了一個好榜樣，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別國學習；而曲先生是領導環保的重要人物，我們對他的貢獻表示敬意。

    掌聲再次響起來，並且久久地回蕩在會議大廳裏，曲格平的眼睛不由得濕潤了。在那次大會上，曲格平還被選為大會副主席，他發言的許多觀點，被直接列入會議最後通過的文件中。

    在曲格平的環保生涯中，有著太多的第一：他是中國第一位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代表；他是中國第一任國家環保局局長；他是中國第一位由國際組織為其出版英文專著的政策部長；他也是中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委員……

    在崇高的榮譽面前，曲格平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國環保事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他引用屈原的話説：“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 北子 ）

    千龍新聞網200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