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格平 現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諮詢委員會委員。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代表，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環保局局長。主要著作有《世界環境問題的發展》、《中國環境問題及對策》、《困難與選擇》、《我們需要一場變革》等。1987年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質獎章”；1992年獲聯合國環境大獎；1999年獲日本旭硝子基金會“藍色星球獎”。
國家應改變國民生産總值按GDP統計的方法
記者：您對即將過去的20世紀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得失如何評價？
曲格平：回顧20世紀，中國和世界的總體發展道路大體一致。在取得經濟成就的同時，也留下許多創傷。20世紀，特別是後20年，中國由貧窮落後逐漸走向繁榮富強，但生態環境也出現了急劇惡化的局面。
記者：對這种經濟發展，環境惡化的局面，您認為整個社會的認知程度如何？
曲格平：我認為人們的這種認知程度不是非常高。我一直主張國家應該改變國民生産總值按GDP統計的方法，因為這種統計方法沒有扣除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是一種不真實的統計。目前一些發達國家已開始用新的統計方法，就是包括生態統計在內的統計。在計算國民生産總值時，要扣除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破壞的損失。中國也應朝這個方向轉變。可以實行兩本賬：一本按傳統的GDP法計算，供與國際比較用；一本包括生態環境的統計，供國內用，特別是供各級政府領導用。如果實行這種統計，會使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各級領導人大吃一驚。因為很高的國民生産總值，扣除掉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破壞損失後會大大減少，人們將認識到，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再推行下去了。
環保工作要在新世紀抓住三大機遇
記者：人類即將跨入21世紀，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我們面臨著經濟、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新形勢，這既是難得的機遇，也存在一定風險。您認為應該怎樣抓住機遇，化解風險，才能使我們的經濟及各項事業得到快速發展？
曲格平：這是新世紀對我們的考驗。我認為我們有三大機遇：第一個機遇是，要在發展迴圈經濟中，推動我國環保事業的發展。迴圈經濟就是把清潔生産和廢棄物的綜合利用融為一體的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産品———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經濟，對資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廢物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導致了許多自然資源的短缺與枯竭，並釀成了災難性環境污染後果。迴圈經濟倡導的則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迴圈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織成一個資源———産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覆迴圈流動的過程。只有放錯了地方的資源，而沒有真正的廢棄物。在西方國家，迴圈經濟已經成為一股潮流和趨勢，有些國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進。以德國為例，在GDP增長兩倍多的情況下，主要污染物卻減少了近75％，收到了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雙贏”的結果。
發展知識經濟和迴圈經濟，是世紀之交全球經濟呈現出的兩大新態勢。中國必須緊緊跟蹤這一新的動向，才有可能發揮後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用資訊技術和綠色技術改造傳統産業，使我國經濟和社會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記者：您認為中國加入WTO，會對我國環境保護工作有何影響？
曲格平：我認為這是中國面臨的第二個機遇。調整經濟結構是控制污染、改善環境的最有效方法。原西德在70年代利用結構調整解決了多年來困擾的環境污染問題。日本也是在70年代利用結構調整，將污染比較嚴重的行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取得了經濟迅速增長和環境品質改善的雙贏結果。美國從70年代以來的結構調整，也在經濟與環境領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過入世的機遇，我國可以大力進行結構調整，將低效益、重污染、高消耗、高污染等傳統工業淘汰出局，替代以高新技術産業。
農業造成的面污染源（簡稱面源，亦稱非點污染源，是污染源的一種類型）是一個環境難題。入世後，農業産品稅要減，對小麥、粟米、稻米及棉花要開放市場，這就使一些不具備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土地密集型農産品沒有比較優勢，勢必會導致糧食大量進口。這就意味著減少農業用地，減少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減少白色污染，有助於解決農業面污染源問題。
第三個機遇是如何在高速度的城市化進程中有預見地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城市化是一個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必須經歷的階段。只有當大多數人口由農村轉入城市，這個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才可以説基本完成。而中國至今遠未完成這一階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出現了一個高峰階段，城市人口已由1978年的1．7億增長到1998年的3．7億，20年間增加了兩億人，形成了一批特大城市和一大批中小城市和城鎮，在沿海和中部地區形成了數個城市密集的城市群和城市帶。但從城市化進程來看，産業結構不合理、佈局不當的問題仍然比較普遍，不少城市缺乏遠見，追求短期産值增長，盲目發展高消耗、高污染的工業，缺乏合理的規劃佈局，在城區竟然建立了許多工廠特別是污染嚴重的工廠，加上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後，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這種産業結構不合理和佈局不合理問題，絕非短期的補救性治理措施所能解決的，要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
今後10年中，中國城市人口有可能再翻一番，所以必須及早抓好城市産業結構和佈局的規劃。
中國環境保護工作出現重大轉折
記者：即便有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教訓在前，我們還是陷入了這一怪圈。到了本世紀末，我國的水污染、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已經嚴峻到了一個非常危急的地步。在新的世紀裏，對中國的生態環境普遍的看法是會繼續惡化。您對此有何評價？
曲格平：現在環境界、經濟界普遍對中國環境問題憂慮重重。對此，我從來不是一個樂觀的人，但我還是看好下世紀的前景。
記者：一個月前，您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曾説：“我國的水污染問題在普遍加劇，水污染使僅有的水源逐漸不能使用。這種局面特別緊迫。如不能採取有效措施，中國因此將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曲格平：環境的好壞不能看一時一事。我認為，從20世紀最後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出現了重大轉折。生態環境本身沒有發生重大轉折，但政策出現了重大轉折。首先，我們開始以可持續發展戰略指導國民經濟發展。以前我們一直實行的是高投入、高消耗的發展戰略，現在我們拋棄了它，選擇了可持續發展。這是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了不起的轉折。第二，1998年大洪水之後，中央及時總結教訓，做出了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的決策。第三，九五期間，對國民經濟實行戰略調整，對高污染、原料性企業進行關停並轉，關停速度是從來沒有過的。第四，我國實行了對大江大河、重點工程的治理。第五，實行了“一控雙達標”。
歷史的經驗證明，國民經濟調整是會對環境保護産生巨大影響的。在20世紀，雖然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但能有這樣的思路與做法，是很了不起的。我講的這幾條，是長遠的。如果這個不變，我堅信中國的環境是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的。
記者：您認為下個世紀，中國在環境保護領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曲格平：目前大政方針都有了，但一定要具體化，要抓落實。依法行政的能力弱是我們一直存在的問題。目前我們的主要方面都是有法可依的，但執法的力量和強度還不夠。
中國青年報2000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