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學,幾流大學出版社?——百年校慶看名校出版社  

    復旦大學出版社的賀聖遂社長:“中國大學出版社與世界知名大學出版社的距離,以我看來,就像中國大學與牛津大學、康橋大學的距離一樣遠。”

    當歷史的時針指向西元2002年時,許多的中國知名高校迎來了自己一百歲的生日,比如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今年都是百年校慶。就像一年前的清華校慶和四年前的北大校慶一樣,這些名校的出版社出版了琳瑯滿目的校慶圖書,這給我們這樣一個契機:趁著校慶,看看出版社在當今大學中的功能,回顧大學出版社坎坷來時路,環視當下的發展,展望漫漫征程。我們的目光,聚焦在探尋這些大學出版社是否和自己依託的那些有些年頭的大學本身相匹配,在大學內部,大學出版社是否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圖書館一樣受到校方足夠的重視?

    一流大學的“臉”

    以剛剛慶祝完百年校慶的南京大學為例,該校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校慶紀念出版物”達20余本。細分起來,追憶南大百年創業史和愛國主義傳統的有《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大學百年實錄》、《金陵大學史》等;全方位呈現南大辦學輝煌的有《南京大學畫冊》等;《南京大學風光》、《百年南大老建築》等展示的是南大校園風光;深刻影響南大歷史進程的校長文集則有《郭影秋紀念文集》、《顧毓傳》、《匡亞明教育文選》、《曲欽岳教育文選》;談著名學者掌故的圖書涉及到丁光訓、吳健雄、孫叔平等。

    綜合起來,這些校慶圖書大多是挖掘大學已有文化和精神資源,為本校師生和社會各界人士了解大學的歷史沿革、學術名人、校園風情等服務,起到塑造學校品牌、展示學校形象的公關作用。即使是這種常識性的知識普及,仍然需要大學出版社認真對待,做淺了,願意掏錢收藏校慶圖書的也不會太多。可喜的是,技術手段的進步使得今天的大學出版社能推出光碟在內的多種出版物。南大今年出版的光碟就有《百年奮進,世紀輝煌》、《今日南大》,北大當時推出的紀念光碟是《學府滄桑,百年輝煌》。

    如今的讀者越來越挑剔,對於校慶圖書過多的歌功頌德,他們早已不感冒,他們喜歡的《老北大的故事》這樣的精品圖書對作者素養的要求也是相當高的。也只有這樣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校慶圖書,才能受到讀者追捧。而且越是有名的學校,借用該校名義出的校慶圖書也會越多。

    今年也是百年校慶的山西大學沒有自己的出版社,該校中文79級一位供職于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校友,兩年前就慷慨表示願意承擔母校校慶圖書的出版。

    雖然還有3年才是百年校慶,但是復旦大學出版社未雨綢繆,計劃出版的“復旦學人文庫”達60種,重點出版物有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朱維錚主編《中國史學史》等極具市場號召力的書。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啟示

    大學出版社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潮起潮落間,一些出版社的弊端也在顯露:誤解“高校出版社是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亂,甚至有大學出版社面臨生存危機。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成功的新銳出版社,將給我們不少啟示。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一位老教授説,如果不是衝著自己學校的赫赫聲名,許多教授是不會把書拿到他們學校出版社出的,他們比較看好人民大學出版社。人大出版社最近五年的發展確實異常迅猛,給人直逼北大、清華等名校出版社的氣勢。論資歷,人民大學的歷史從前身陜北公學算起也不過65年,1982年成立的出版社也不是最老的。但《經濟科學譯叢》、《工商管理經典譯叢》等大型系列叢書和法學、財政金融等系列教材的全面開花讓業界為之側目,他們甚至可以忽略教輔書而專著教材。人大出版社的成功經驗是無法在小的篇幅裏總結的,但從一些細節就可以窺見一斑:上下班實行打卡制度,策劃編輯和文字編輯既分工又配合……據説社長王霽可以因為一篇精彩的專業文章就“策反”其他社的編輯,在接受專業記者採訪的短時間裏就能發現對方出版方面的才能。業內人士分析,王霽已經超越了一個教授的角色,是相當成功的管理者,體現了一個大學出版社社長較高的綜合素質。

    人大出版社有它致勝的法寶,整個高校出版社行業也有帶共性的好的做法。校慶畢竟都是一時的,大學出版社的主要任務還是平時出版教材和學術著作。大學開設的課程就那麼多,要在教材市場佔據一定份額,必須緊密結合本校學科和人才優勢。

    武漢大學出版社近年有著驕人的業績,在尋找特色方面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該社張俊超副總編介紹,該社以前的主打是自考教材,但1998年教育部將自考教材項目重新收回去了。武大出版社經過一段時間的困境後,已經明確以法商為出版的中心。武漢大學的法學在全國法學專業中也是名列前茅,甚至在某些方面與北大旗鼓相當,該校的韓德培先生是享譽國內甚至海外的法學家。憑藉這些資源和人才優勢,武大出版社出版了李龍著《法理學》等一系列權威的法學教材,其中《國際私法》、《人權大辭典》分別榮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中國辭書獎。該社近年的版權引進也是從法學方面突破,目前主要是同英國合作,從卡文迪斯出版社引進了《媒體法》、《資訊技術法》、《法理學——從古希臘到後現代主義》等教材和專著。讓張俊超先生苦惱的是,有些學校出於私利,寧願用較差的教材也不用好的。這種學校本位主義或許只能隨著教材資訊發佈的日益透明和學生自選餘地的加大而改變。兩年前,老武大與其他幾所高校合併成新武大,三家出版社也隨之合併。在這期間,由於傳統主打自考教材項目被教育部收回,武大出版社的經濟效益有一定影響,新出版社也經歷了一段磨合期。對於九十年代紛紛合併的眾多高校,出版社的合併帶來的問題是有共性的。

    武大出版社雖然主攻法商,但商學方面似乎沒有法學順手,因為最近五年發展異常迅猛的人民大學出版社在經濟類教材方面積累了相當的實力,東北財大出版社社在這方面也不可小看。

    大學出版社成功抓住了學校特色,就能通過品牌效應搶佔更多的市場份額。今天,提起一些名校,我們基本上能立即聯想到該校拿手的教材,比如清華的電腦、浙江大學的英語、中山大學的管理、復旦大學的新聞。這,便是品牌的魔力,就像我們談起牛津大學出版社想到英語、説到康橋大學出版社想到歷史一樣。

    地緣優勢也可以轉化為學科特色。廈門與台灣毗鄰,與東南亞交往歷史久遠,又是經濟特區,所以廈大出版社的台灣研究獨佔熬頭。記者從廈門大學出版社蔣東明社長處了解到,該社《台灣研究叢書》廣受好評,近期準備出版百冊之巨的大型歷史文獻《台灣文獻彙刊》將是中國大陸首次推出的最為權威、最為珍貴、最為完整的關於台灣歷史的文獻圖書。

    當所有的條件都具備後,競爭是無法回避的,包括“入世”後境外大學出版社等文化傳媒機構的陸續涌入。

    路漫漫:追趕牛津、康橋大學出版社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各大學出版社普遍都有強烈的危機意識,都覺得中國大學出版社與牛津大學、康橋大學出版社差距相當大。復旦大學出版社的賀聖遂社長直言不諱:“中國大學出版社與世界知名大學出版社的距離,以我看來,就像中國大學與牛津大學、康橋大學的距離一樣遠(據説,國內幾所著名大學都很認真地論證過和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結論是我們和人家的差距至少有15年),而牛津大學、康橋大學對自己出版社的重視程度要比中國大學出版社在校內受到的重視大得多。”《出版參考》副總編伍旭升則認為,二者簡單對比不科學,我們真正對國外名牌大學出版社的品牌書了解多少還是個疑問,出版社是因大學而出名的。伍先生説中國大學出版社還處於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兼顧的調適期。賀社長的藥方是“注重品牌、注重學術;強化學術功能,減弱社會經濟功能”。據悉,武大社已就組建“中國高校出版航母”同高教社等交換意見,具體合作形式還在探索中。(燕舞)

    

    《中華讀書報》200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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