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住進了校外學生公寓的時候，他們自立能力欠缺等方面的問題便比較集中地表現出來。

    如今，高校後勤制度的改革給大學生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和良好的生活環境，而由於他們在中小學長期受到嚴密保護，使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缺乏享受這種自由的能力。因此，如何完善大學生的自身素質，鍛鍊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高校如何面對新的情況和問題，進行科學管理等，都是值得研究、探討的課題。

    9月初，隨著武漢地區最大的紫菘學生公寓建成並交付使用，華中科技大學1萬多名新生陸續入住公寓。加上當代、升升、宏坤等學生公寓，僅武漢地區就有近5萬名學生遷入公寓新居，佔新生總數的60％。

    這些學生公寓大多建在校外，由社會物業公司參與管理，與傳統的學生宿舍區別很大。種種關於大學生公寓如何建設、如何管理的意見和觀點，不僅把高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引向深入，也使我們對當代大學生的教育有了一個更新的認識。

    一人上學　全家護送

    日前，記者與幾位到北京高校報到的大學新生及其家長同乘一列火車。在我上鋪的孩子由其父親陪送進京，母親則隔著全封閉車窗用手機與孩子話別，孩子的外婆、姑姑和叔叔也都送到車站的站臺上。

    據了解，與往年相比，今年去外地上大學的新生幾乎都有家人護送，少則一人，多則二三人。

    睡在我對面中鋪的另一個孩子，一身名牌。一路上，孩子堅持不吃火車上的飯，説到了北京要吃比薩。他媽媽問我，兒子上的大學可有好一點的學生公寓？我問她，什麼標準叫好？她説，有衛生間、有電話的那種，交錢就是了。

    據悉，開學以來，走進大學的新生們驚喜地發現，迎接他們的是一套套配備有簡單傢具、浴室、衛生間、電話，甚至專用網路介面的公寓單元房。不少家長本來擔心嬌生慣養的孩子，到學校後會過不慣獨立生活，看到學校公寓的“裝備”後都松了口氣。

    統一熄燈　有人告狀

    “我們都是成年人了，不需要學校管這麼多，又是按時熄燈，又是定期檢查衛生，真麻煩。”在校外學生公寓，不止一名學生重復上述觀點。

    北京一所學生公寓的管理人員認為：“現在大學生的自律能力、協調能力不是強了，而是在逐年下降。以熄燈為例，有的學生向學校告狀説，晚上學習才有靈感，統一晚上11點熄燈壓抑個性。但真正由學生控制熄燈時間，他們多數又在玩電腦遊戲、玩牌，學習成績下滑，考試能給你考個不及格。”

    持續擴招之後，高校住宿壓力一年比一年重，校外學生公寓將是學校解決住宿問題的一個發展方向。既要保證學生人身安全、使其順利完成學業，又要尊重學生個性、使其健康成長，校外學生公寓如何實行開放式管理，成為一個令高校頭疼的問題。

    北京理工大學總務後勤部副主任李晉平説：“校外學生公寓一般條件都比較好，但學生公寓不光是住宿條件，更重要的是文化氛圍和課外活動，也就是我們所説的文化育人。因此，單純的物業管理不能管好學生公寓。”

    據介紹，北京理工大學校外有一處學生公寓，從1999年9月起，陸續入住了部分學生，今年600人的宿舍基本能住滿。在管理過程中，學校把校內學生公寓的管理模式有機地進行移植，嚴格校外公寓管理，收到了較好效果。李晉平説：“學校要保證學生的健康成長，就寧肯管得嚴一點，過一點。”

    開學僅半月　囊中已羞澀

    “誰能告訴我，我的錢到哪去了？”剛剛開學半個月，北京高校裏不少新生已囊中羞澀。

    小周是北京大學的一名新生。報完名後，家裏給了2000元生活費，本以為可以用上幾個月的，沒想到開學才一個多星期，錢包就開始“告急”。他很疑惑地説，錢稀裏糊塗地就沒了，想想自己也沒幹什麼。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靈玲也坦言，自己光是買電話卡就花了300元錢，再加上買衣服、買電腦、招待朋友等等，生活費已所剩無幾。本想向周圍的同學先借點渡過難關，可大家也已捉襟見肘。

    據了解，像小周和靈玲這樣的大學新生並不在少數。在採訪中記者發現，新生的支出主要集中在購物、上網、待客、遊玩，以及參加各種培訓班上。

    為了幫助學生理財，湖北某大學甚至規定，所有入住公寓的學生必須將零花錢存入附近的儲蓄所，學生取款由院繫領導或老師出具證明，每生每月消費不得超過500元。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秘書長黎陸昕認為，大學新生從高中時那種封閉的應試環境，突然進入到一個開放、新奇和陌生的環境，還沒有掌握生活費的使用方法和原則，不懂得什麼錢該花，什麼錢不該花，部分大學生的無序消費勢必影響其家庭的整體支出，同時也容易誘發大手大腳的習慣。

    黎陸昕強調，應該把花錢作為做人的一部分來教育。他建議教育部門應對高三學生的家長加強教育，包括教導孩子如何花錢，使之明白大學生活除了學習各種文化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

    心理和性教育是一大缺陷

    關於學生公寓的一個敏感話題就是男女生的交往，儘管傳統宿舍管理往往採取“堵”的方式，但還是有學生“出事”。

    談“性”色變的年代肯定過去了，這是記者就這一話題採訪大學生時最大的感受，但在採訪中反映出來的問題，卻讓記者無法輕鬆。

    對於新一代大學生而言，他們幾乎都是在“電視保姆”的身旁長大的，性，這一敏感字眼，就這樣良莠不分地一股腦兒砸向他們。

    對於愛情和婚姻，他們更注重體驗和享受愛情。“異性同居”已不僅僅是談論的話題，“門當戶對”早被他們拋到爪哇國去了。

    面對這些“早熟”的孩子，如何進行溝通、疏導和教育，採訪中沒有人能夠説出除了堵之外的一二三條意見，典型的態度是：一方面感慨“一代不如一代”；另一方面坐等亡羊補牢。

    據國外研究，進行性教育最重要的時期是3歲以前的幼童和14～15歲的青少年。然而我們的父母和老師們最重視的往往是青春期的性教育。但那是教育嗎？“一味地告訴你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就是不教你應該做什麼。”一位大二男生稱這種教育為“叮囑型”。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雲曉説，性教育並不只是性知識，它包括性知識、性道德、性法律和性美學等等。過去的中國是性禁錮的社會，現在充滿了性誘惑，在這樣一個時代又缺乏性教育，怎麼會沒有問題？

    童年期的延長給我們的教育管理者出了道難題。(張雙武、劉萬永、劉佳惠子)

    《中國青年報》 2001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