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西行出陽關，經樓蘭，至天竺，２０００年前“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齊漸欲齊”的古絲綢之路，水土肥美，駝鈴陣陣。

    對此，一代又一代敦煌人以水為榮，以綠洲為榮。而直到近年來，腳下濕地地下水的泉眼漸漸停止“呼吸”，與沙漠戈壁四面相擁的敦煌人有些驚呆了。

    挖７０米也難見水影

    “南方人的印象，總以為西北缺水，但敦煌的水原本不是個問題。”本月１２日傍晚，記者來到故城後，見到的一位土生土長的敦煌人，４０多歲的計程車司機李師傅頗有些自豪地向記者侃著敦煌的過去。

    他有個實在的描述：“你拿把鐵鍬對地面掄上幾下，准保滲出些水，若要鑽井，也就５、６米，但那是我小時候的事兒，現在挖到７０多米，水影兒能見難説。”

    在敦煌市區，記者看到不少由紅磚砌成的一個個貌似神秘的獨立小平房，房門緊鎖，一根拳頭般粗細的水管破墻而出。李師傅告知，裏面就是水井，因為這些年打井採水難，一般就把原有乾涸的水井加深，並由人專門看守。

    儘管水井水位並不是驟然下降，但當李師傅家住敦煌市郊李家墩的那口鑽了９０米仍不出水的井被迫擱置時，出資鑿井的居民們硬是被怔呆了。

    在井口旁記者看到，用於鑿井的工具七零八落的躺在四週，沒有任何濕跡的砂石散落一地，湊上去往下一瞅，黑洞洞的，挺深，扔塊石頭，不聞水聲。

    而鄰近另一口井的居民告訴記者，這口開鑿了２０多年，深度達７０米，建有２０米高水塔抽水的井５、６年前就忽大忽小直至斷水，後來加深到１００米，才僅能供應數百畝棉花地的灌溉，更別説生活用了。

    據記者從敦煌市環境監測站了解到，在敦煌，大大小小的水井有２２００多口，但可發揮效益的僅有１０００口左右，已報廢井佔了打井總數的５３％，而就在這些有效水井中，有良好水源的也就只是６７．９％。

    “濕地”名不副實

    濕地，即沼澤，沙漠地區生命之源，在敦煌，２６個濕地曾經星羅棋佈地分佈在各個區域，使得這片綠洲得以在沙漠戈壁中汲取養料和水分。

    敦煌市環境監測站站長張治國指著辦公室的水泥地説道：“十幾年前，這裡就是濕地。”但現在，它們大多為沙石所取代，僅存３個煢煢孑立———位於敦煌市郊的南泉、南湖渥洼池以及緊鄰羅布泊的灣窯墩。

    在驅車奔赴南湖渥洼池途中，兩旁戈壁灘天地一線，一馬平川。“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絲綢古道意境曆盡千年恒故。張治國告訴記者，大漠中真正的“濕地”猶如草原上的沼澤，車輛根本是無法進入的，但如今只是在豐水期的春夏之交能名副其實。記者看到，兩旁戈壁灘上星星點點的“駱駝刺”仿佛在追溯著曾經的水豐草肥。

    大約行駛了１小時後，渥洼池終於顯現在記者眼前，儘管面積不大，但在茫茫大漠中的一潭清水還是著實令人興奮，由於沒有過多的人為破壞，河灘旁的高地上至今殘留著地下水滲出後沖刷的痕跡，在渥洼池四週，候鳥、白羊、驢群悠然信步。水，意味著生命，在這裡它們如此的貼近。

    據了解，南湖渥洼池與另外兩個“濕地”已被敦煌申請為自然保護區，儘管這樣，以往“濕地”的本來面貌———水草相擁，候鳥成群也不能終年常見了。

    胖胖的“月牙泉”“月虧”了

    對於這一切，被譽為“天下第一泉”的敦煌珍貴自然遺産———“月牙泉”同樣未能倖免。

    據介紹，“月牙泉”由河流滲入地下後，在地勢低窪處補給滲出而形成泉水體系，這處被中外專家稱為“塞外風光一絕”的自然奇觀“沙山環泉，泉映沙山”，千年來不被流沙所掩。

    “近年，‘月牙泉’水位每年下降２０至３０公分，水深由原來的平均９米到目前的２米不到，面積更由１０余畝降至８畝，這已是事實。”鳴沙山月牙泉管理處祁建瑞痛心地説。

    １９８６年，有關部門曾專門在泉水旁斥資修建水池，將池水人工灌入以抬高泉水水位，但由於違背了“月牙泉”由底部泉眼向上涌水的原理，雖然暫時抬高了水位，卻堵死泉眼，使其由“月牙曉澈”變成了死水一潭，在日蒸發量極高的敦煌，無異給泉水尋了條“死路”，因而被迫終止。今年６月，甘肅水利專家們在論證基礎上，為“月牙泉”在高處堆了個池子，通過１６米的落差，將水先行滲入地下後，在泉底回滲冒出，才使得漸成“新月”的泉水少許“復盈”。

    “然而，就是夾雜了‘人工’意義的‘自然奇觀’面臨消失的危險也並非危言聳聽。”一位參與泉水拯救工作的水利專家這樣説道。

    瘋狂挖井是罪魁禍首

    井越挖越深，濕地越來越幹昭示著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道理：地下水越降越少。

    於是便有了一種説法，瘋狂挖井，惡性超采地下水，造成敦煌地下水資源日漸枯竭。

    但目睹該地區取水數十年過程的水電局局長馬玉成道出了隱情：“敦煌人鑿井取水始於１９６８年的那場罕見的大旱，政府號召居民鑿井抗旱，然而，這在當時只是特殊情況下的應急措施。之後，人們認識到必須將河水積蓄，以備不時之需。１９６８年後，位於敦煌上游的安西縣在疏勒河上建立了雙塔水庫，進行大壩截流蓄水，灌溉安西縣。１９７１年，敦煌本地也在黨河建造黨河水庫截流，在春季放水灌溉本地農田。

    “建造水庫為的是有計劃地分配水流，卻忽略了當地一個重要的水資源形成因素———地下水全部是由地面河水滲入而形成，若地面河水流量大幅減少，甚至沒有，在蒸發量遠遠高於降雨量的敦煌，地下水逐年下降是必然的。原本流經敦煌的疏勒河沒到這兒便幹了，加上黨河截流，居民們便不得不紛紛鑿井取水，這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地下水資源的空缺速度，形成惡性“多米諾骨牌”效應。

    到１９８１年底，該市就累計水井２０８８眼，此後一段時間則以每年近２０眼增加，而每年乾涸的報廢井也在２０眼左右，且大部分井佈局和深淺搭配不合理，有的井距只有百米之遙。

    樓蘭第二?

    事實的情況還遠不止這些，地下水漸趨枯竭正開始給這座故城造成實質性的破壞，記者看到，不少水井四週的沙土已經下陷。據環境監測站張治國站長介紹，敦煌地下水形成了以人口聚居地為主的漏斗區，面積達近百平方公里，由於地質鬆軟，海拔較之四面沙漠戈壁略低，流沙已以每年２米速度推進。

    儘管這已成現實，儘管遊人如織的這座文化名城仍舊在荒漠戈壁中散發著“小江南”的魅力，但人們還記得這樣一個現實———３００公里外的樓蘭古國在漢代繁盛一時，其委身之地的羅布泊因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著作《遊移的湖》而聞名。孕育過敦煌兒女的疏勒河向西注入羅布泊，這裡水量豐沛，但到了上個世紀６０年代乾涸情況日益嚴重，１９７２年湖水面積縮小到了零，變成一片黃沙。

     《新聞晨報》 2001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