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刮著北風,北京城裏沙塵蔽日。小路騎車趕到約定地點。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從香港來京,晚上約了幾位新知舊友在城東的一家酒樓小聚。席間,朋友的一位舊友談起了她的兒子,説:“苦熬了十幾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可是沒讀到一半他就跑出來了,連文憑也不要了。他的一個同學,以高分考進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的電腦專業,只讀了一年也跑出來了。還有我老同學的兒子,在北京上大學,也在鬧著要退學。你説,這些年輕人是怎麼了?就是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想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憑啊……”
正説著,一位高個兒,梳著馬尾辮,穿著大紅T恤,背著黑色攝影包的年輕人推門進來。
“這是我兒子小路。”她馬上打住話頭,給大家介紹説。
小路朝大家微笑著點頭。因為是母親的老友請客,他坐下來便狼吞虎咽。母親心疼地看著他,低聲地問:“中午是不是又沒吃飯?我知道,給你的錢你都拿去買影碟了。”
分手時,小路母親悄悄跟我説:“他也許願意跟你談談,你問問,他是怎麼想的。”
這之後,我曾多次給小路打電話,都是他母親接的。他不是在忙著拍電影就是去法語班聽課或是去酒吧看電影會朋友。
不久前的一個深夜,我終於在電話那頭逮著了小路。他很痛快地答應和我聊聊。
“18歲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訴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上大學”
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學生,雖然初中畢業以幾分之差沒考上重點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滿腦子就想著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學。
我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不像我有些同學的父母那樣將考大學挂在嘴邊上,但是他們每一點細緻入微的關懷,每一句殷殷叮囑的話語,都能使我感覺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還有一位姐姐,她在國內讀了大學後,又留學日本,每逢談起她,爸爸媽媽總流露出掩飾不住的驕傲。那時,姐姐就是我的榜樣,姐姐走的路就是我應該走的路。
後來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齡人願不願意,上大學,這似乎是一條規定好了的路,在我們前面,已有無數師哥師姐從這條路上走過,在我們後面,還將有無數的師弟師妹從這條路上走過。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告訴我們,你們人生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考大學。只有考上大學才有出息,才會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學才能端上金飯碗。而對於父母們來説,那還是臉面和榮耀。
為了考上大學,雖然我沒有頭懸梁錐刺股,學習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歡英語課,可是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著頭皮背單詞,記句型,那些日子我背得昏天黑地。雖然下了這樣的苦功夫,後來進了大學,我對英語也沒熱愛起來。上課時,我不得不跟著老師的指揮棒走,因為老師告訴我們,只有跟著他走,才能考上大學。
記得上高中時,語文老師讓我們給課文分段,並寫出段落大意和課文的中心思想。我向來就對這種劃分段落,總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業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個人閱讀,會有一千種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麼可能只有一種答案。況且,劃分段落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怎麼可能只有一種劃分。我想,如果請文章的作者來做這樣的題,説不定也會做錯,因為,他絕對不會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動筆寫的。可是老師告訴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試時,必須按標準答案答題。
一次,化學老師給我們佈置課堂練習,我做錯了一道題。老師罰我回家後做100道化學題。其實這種懲罰在不少校園一直盛行,罰讀一百遍書的,抄寫一百遍課文的,罰去學校操場跑10圈的。老師也許是恨鐵不成鋼,可是,這種懲罰在學生心靈留下的陰影和傷痛也許會伴隨一生。
上小學3年級時,我愛上了攝影。開始,也就是拍拍風景照。後來,我進行了一種嘗試,就是將正活動著的人或動物拍成一組,我將這種反映連續動作的照片給同學看,同學説你這拍的有點像電影。我一下子很振奮,覺得拍電影也許並不是什麼難事。
雖然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後來我知道了,我的興趣和愛好其實早在小學時就開始潛伏在身上,只是為了考大學我閉目不見而已。因為上大學與玩攝影比起來,前者似乎實惠得多。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時,我還偷空騎自行車出去拍照。那時候,我甚至有一個很宏偉的拍攝計劃,我想將北京城裏的衚同都給拍下來,為正在不斷消失的衚同留下一份史照。我陸陸續續已經拍了不少衚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學習壓力終於使我不得不中斷拍攝計劃。
為了考上大學,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愛好,那是我對自己內心慾望的一次妥協。後來我才明白,那種慾望並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強加給我的,因為我並沒有想過:上大學以後呢?以後的路怎麼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實是糊裏糊塗過來的。我從來就沒有問過自己將來想幹什麼,從來沒有真正審視過自己。因為在那時,上大學似乎已成為我的終極目標。
這種隨波逐流,在我填報大學志願時可略見一斑。1997年,我參加了高考,總分超過了重點大學本科錄取分數線。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雖然我很想上電影學院,可是聽説電影學院不是重點大學便猶豫了。父母建議我報考上海一所重點大學,我很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於是,學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問我想學什麼專業,我將那所大學所有的專業都看了一遍,似乎沒什麼感興趣的,後來覺得自己化學還可以,就胡亂填報了“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當時我的感覺,就好像一場馬拉松比賽終於跑到了終點,我只知道自己是勝利者,其他我都不關心了。
“進了大學才發現我犯了一個錯誤,所學的並不是自己所熱愛的”
剛進大學時有一陣子興奮和新鮮。可不到一個月,這種感覺就沒有了,隨之而來的是沮喪、失望、苦悶和徬徨。
因為我發現,所學的並不是自己所熱愛的。我為自己錯誤的選擇而懊悔。最初,我也曾試圖説服自己幹一行愛一行,也曾嘗試著進入學習狀態,但是,我最終不能説服自己,如果幹了一輩子也不愛這一行怎麼辦?我為這個假設的結果不寒而慄。
不熱愛自己所學的專業,也就沒有了學習的熱情和動力。第一個學期我算是硬著頭皮撐過來了,各門功課勉強及格。可是到了第二個學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聽課了,同學去上課,我就躲在宿舍讀自己喜歡的書。那個階段我讀了很多書,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泰戈爾的、惠特曼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托爾斯泰的、錢鐘書的……有許多書都是原來我一直想讀而沒時間讀的。我還開始寫詩,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想當詩人,而是宣泄內心的苦悶。在當時,讀書和寫詩成了我緩解內心苦悶的一種手段。
那段時間我很徬徨,我不知道腳下的路該怎麼走。如果就此放棄,寒窗十幾年的努力將付之東流;如果不放棄,學一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是一種痛苦,也許會是終生痛苦。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電腦係一年級的S君(請原諒我不説出他的名字)。
S君來自青島,雖然他學的專業令許多人羨慕,可他自己並不喜歡,他喜歡的是音樂,他收藏了1000多張CD,書桌抽屜裏,衣服箱子裏裝的全是CD。自從進了大學,S君就很少去聽課,不是躺在床上聽CD,就是趴在桌子上作詞作曲。大一上學期,他每門功課都亮了紅燈。我沒有問過S君,他為什麼要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也許是父母武斷的決定,也許是陰差陽錯的無奈,也許是像我這樣糊裏糊塗進錯了門。因為在我的同學中,不少人就是這樣進來的。
如果在大學生中作一個“你所學的專業是你喜歡的嗎”的調查,也許會有一半人回答“不是”。因為當初,大多數人都將考上大學作為底線,而並非將志趣和愛好作為底線,不管是考前填報志願還是考後填報志願,都會有人為了能上大學而作出無奈的選擇。在我的同學中就有些人是因為“服從調劑”被調劑過來的,現在所學的專業與他本人報考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
如果這個調查結果成立,該是一件多麼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説,大學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學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不知有沒有人對大學生的就業去向進行過追蹤調查,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在幹本行?如果學了4年又幹別的去了,對於個人來説,辛辛苦苦拿到的文憑只不過是一塊敲門磚。可是對於教育資源本就短缺的國家來説,卻是一種極大的浪費。
認識S君後,我們常在一起唱歌、彈吉他、聊天,也傾訴各自心裏的苦悶,我們覺得,僅僅為了一張文憑在學校混下去,是浪費生命,不如離開學校去做自己感興趣的、喜歡做的事。
到那個時候我已經明白了,我之所以對所學的專業提不起興趣,是因為那個在兒時就潛伏著的夢甦醒了,攝影才是我最喜歡最熱愛的。
1998年5月,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態度堅決地提出要退學,並談了退學的種種理由,我説,我不願將生命耗費在我不感興趣的學習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給父母帶來怎樣的震驚和不安。
幾天后,母親從北京趕到上海。我以為母親一定會嚴厲地訓斥我,沒想到,她見到我後平靜地説,你不喜歡現在的專業,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不能不上大學。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在林陰道上一邊散步一邊交談,母親講了許多鼓勵我繼續上大學的話,她答應讓我轉校。
從不求人的父母,幾乎動用了他們所有的關係,上海另一所重點大學終於同意讓我轉到該校廣告專業。
雖然這並不是我喜歡的專業,但我不忍心傷害四處為我奔走的父親和母親。1998年9月,我作為該校98級新生入校學習。
“既然結論有了還是惟一的,還用得著學嗎?”
剛進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將4年學完,拿到本科文憑後再去幹自己喜歡幹的。
沒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堅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從哲學課開始的。
我對哲學一直懷有好感,如果沒有哲學家,人類也許還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學校開的哲學課卻讓人失望。單一、陳舊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學,使這門課變得索然無味。
哲學本是引發人思考的學問,本是思想火花的撞擊,可是我們的哲學教材卻已經將自認為正確的觀點和結論告訴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這樣一種現成的觀點和結論。考試時,你的回答也只能是一種標準答案。往往在考試前,老師就告訴我們哪些是重點,哪些內容應該背記,讓我們在教材上劃出來。沒有誰敢斗膽將自己的觀點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門課的學分。所以,就是一個學期不去聽課,只要考前背兩個晚上也一定能過。既然別人已經代替我思考了,我還需要有思想嗎?這樣的哲學課培養的只會是思想的懶漢。
這個世界一刻也沒停止過思考,每一個時代都有以思考為職業的哲學家。從古希臘哲學到現代哲學,從泰勒斯、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培根、笛卡爾、休謨、康得,到20世紀分析哲學家群體,在浩瀚無邊的思想海洋裏該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們的哲學課卻視而不見。這樣的哲學課只會使我們成為井底之蛙,思想神經萎縮。
大一上學期臨近期末考試時,老師讓我們寫一篇論文,我寫的題目是“哲學的末路”,探討的是哲學的危機和困境。幾天后,老師找我談話,説:“你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最後評價你的還是考試,如果考試時你這樣答題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答題時,你必須按標準答案做。”當時我心裏就很悲哀,不知是為老師,還是為自己。既然結論和觀點都是現成的,而且還被規定為是惟一的,還用得著我去學嗎,還用得著我去思考嗎?從這以後,哲學課我基本上不去聽了。
“這一切都讓我失望,這就是我十幾年寒窗苦讀夢寐以求的大學嗎?”
大一下學期開了現代詩歌課。這本是我很喜歡的一門課,可是聽了幾課後,我再也不想去聽了。詩是心靈與心靈的對話,是思想與思想的握手,詩是一種意境,是一種飄忽不定的感覺和瞬間的頓悟。可是老師卻將詩進行硬性切割,一首完整的詩被肢解得七零八碎,而且不管什麼類型的詩都要歸納出個一二三,都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這種教學常讓我有一種強姦詩意的感覺。它使本來很豐滿很動人的詩,變成了丟肉失血的骨架。蒼白的骨架,又談何美感。
記得有一次,老師給我們講馮至的詩。馮至的愛情詩我讀過一些,他的詩一般比較柔婉並略含感傷。可是老師在講馮至的詩時,卻大談馮至在寫詩時是如何如何想的,他為什麼會這麼想。詩人當時想了什麼,誰知道啊?除非詩人自己來説明。
那個學期還開了現代文學課。這門課應該是能講得很生動的一門課。可是老師講起來卻味同嚼蠟。聽課的後果是,失去了看這些作品的興趣。
當然,也不是每門課都講得不好。大二上學期開的廣告創意課就講得不錯。講這門課的老師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廣告人,他講課的方法是一種聊天式,他會用他智慧的火花撞擊你,使你與他一起互動。他會用一種既輕鬆而又充滿睿智的語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覺地張開幻想的翅膀。但是,這樣的老師在大學裏確實太少了。
這一切都讓我失望,這就是我十幾年寒窗苦讀夢寐以求的大學嗎?我來這裡求知,可是我又學到了什麼呢?有的老師十幾年講一本教材,有的專業甚至還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課本。電腦硬體和軟體技術的升級更新,已經在以“月”和“日”計,可是我們使用的電腦教材還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還來自周圍的環境。我有一位同學,每天都過著機械、刻板的生活,專業課不怎麼上心,卻拼命在學外語。我問他學了外語以後幹什麼,他回答説:“出國”,我又問,“你出國以後幹什麼?”他一臉茫然。在大學裏,像這樣的同學為數不少。還有一些同學終日無所事事,經常蹺課到校外泡網吧,在網上聊天玩遊戲,因為他們太空虛太無聊。
為了使自己不至沉淪迷失,我開始自學有關攝影的理論書籍,我參加校學生劇社,演話劇、舞臺劇和小品,我還參加各種社會公益活動,為盲童錄音製作歷史故事和中外名著。
到了大二上學期,愛好音樂的S君已義無反顧地退學回了青島,快樂地做著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問自己,僅僅為了一張文憑付出4年時光值得嗎?雖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認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傷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遲遲不能下決心。
也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老師將經常曠課的學生名單交到了學校,那上面就有我。有關領導找我們談話,讓寫個檢查保證以後不曠課。其他同學都寫了,只有我沒有寫。我想,我該下決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許我會失去今天的激情。
去年2月,我去學校辦了退學手續。
“離開大學後我活得充實和快樂,父親説他最欣賞的是這一年裏的我”
感謝父母,他們平靜地接受了我退學的事實,使我沒有太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他們每個月給我200元零花錢,他們説,這條路是你自己選擇的,希望你走好。
我將父母每個月給我的200元零花錢幾乎都花在買影碟上,那些日子,我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優秀的大片和藝術片我反覆看,分析和研究各種鏡頭的使用。除了看電影,其他的時間幾乎都放在閱讀有關電影攝像、電影導演的書籍上。
去年4月,一位朋友告訴我,北京電影學院後面有一家黃亭子酒吧,每週六、週日放電影,在那裏看電影的大都是一些電影愛好者。從這以後,黃亭子酒吧幾乎成了我每個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裏,不但能看到在電影院難以看到的歐洲藝術片、亞洲的新電影,還能看到很多獨立電影、紀錄片、留學生短片、“實踐社”社員的DV作品。“實踐社”是一個由喜歡看電影和拍電影的年輕人組成的民間組織。
北京城裏還有幾處放電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東門的“雕刻時光”酒吧,北大西門的EveryDay酒吧,中央美院附近的“風向標”酒吧等。不過,我去得最多的還是黃亭子酒吧。因為那裏沒有最低消費,常常不用花錢就能看一下午電影。在那裏,我認識了許多像我一樣做著電影夢的年輕人。
去年4月,我隨父母去日本探親時帶回了一台小型數位錄影機。拿著這臺錄影機,我急不可奈地開始了嘗試,急不可奈地要將自己的電影理念用鏡頭語言表達出來。
我的處女作是一部實驗片。講的是兩個年輕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機關上班,每天都過著機械、呆板卻很平穩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似乎將甲變成了一個中規中矩、四平八穩的人。乙是做音樂的,喝酒、打架,有點玩世不恭。可是這兩個有著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內心卻有著幾乎相同的苦悶和壓抑。我將兩個人同時表現在一個畫面上,螢幕一分為二,這一半講這個人的故事,那一半講那個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給圈內人看,有人説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黃亭子酒吧看電影,有人將電話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位電影發燒友,説他寫了一個劇本,想請我做攝影。這是一部19分鐘的故事片。故事情節很簡單,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復一日地重復著相同的生活,為了排遣苦悶,每天下班了便去泡酒吧。一天,當他百無聊賴地隨手翻閱酒吧的留言簿時,發現了一位女大學生的日記,那是對遠在國外留學的男友的刻骨銘心的思戀。從此後,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簿上讀到女孩留下的日記,日曆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一天,男人又來到酒吧,可是這天留言簿上沒有女孩的日記,有人看見她坐在街邊哭泣。拍完後,我們拿到黃亭子酒吧放映。
去年國慶節,我一天都沒休息,日夜趕拍一部新影片。劇本寫的是一個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局的故事,通過一對青年在戀愛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尋找,表達了人們對於愛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採用雙鏡頭相疊的手法,強烈地營造出一個或虛或實的意境。白天,我背著錄影機乘公共汽車從一個外景點趕到另一個外景點,晚上進行剪輯,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後,我們拿到北大、清華和三味書屋放映,受到歡迎,網上還出現了評論文章。
前不久,我與一位朋友合拍的一個短片,獲得了數位專題片優秀獎。這個短片還被推薦參加紐約短片節,最近,我們已得到了入圍通知。
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過的,可是卻過得充實和快樂,每一次創作的過程都是一次神秘的遊歷,充滿了探索、困惑和喜悅。那天,父親笑著説,他最欣賞的是這一年裏的我。其實,在這23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賞的也是這一年裏的自己。
目前,我正在學習法語,我想去歐洲學習電影攝影或電影導演。可是我一定會回來,因為,我想拍的東西是中國的。
“學習的自由是一種基本權利。成功的標準應是人生的幸福圓滿”
在北京理工大學,我向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楊東平研究員講起了小路和他同學的故事。楊東平告訴我,近年來,大中學生退學的案例時有所聞,似有增多之勢。
據了解,相當多的在校大學生並不喜歡所學的專業,在有些學科高達三至四成。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大學資源短缺,大部分學生的第一選擇是考上一個大學,而個人興趣則被降到了最低點。這種無奈的現實,使許多人不得不學習和從事自己並不喜歡的專業。這種對個人興趣和愛好的壓抑,其實是對個性和創造性的扼殺。
楊東平説,學習的自由是人的一種基本權利,人有權去學習自己所喜愛的專業,有權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式。過去在計劃體制下,人的這種權利被剝奪了,個人選擇的自由被取消了。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大學生轉係轉專業的自由重新出現,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在高達數萬元的轉係轉專業費用面前,大部分學生仍望而卻步。要使學生擁有更多的學習的自由,一是要繼續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和培養能力;二是要進一步改革教育教學制度,增加學制的彈性、靈活性和學生的選擇性,給學生提供更大的選擇和發展的空間。只有充分尊重、張揚人的個性,使人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從而使學習成為一件樂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這種熱愛正是創新的心理基礎和動力。
楊東平説他在與一些大學生的交談中發現,不少學生走進大學後有一種失落感,這在重點大學的優秀學生中更為突出。他説,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往傳統的延續,死記硬背、考試中心、讀死書、死讀書、理論脫離實際、教學內容和方法陳舊落後等現象十分普遍,而我們長期提倡的啟髮式、討論式的教學,以及國外那種以解決問題為主、鼓勵不同見解、極具挑戰性的研究型學習基本還沒有確立。這種工廠化的、大規模培養標準件的人才培養方式,對那些具有創造潛質的優秀學生是一種傷害。但教育教學的改革艱巨複雜,其過程往往比較緩慢。在目前高校教學尚未大面積改善的情況下,他認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為學生留下更多的時間,給他們自我發展的空間。大學本科教育應該更強調基礎性、通用性和綜合性。大學之大,原本意味著廣博、綜合,自由開放,應在大學的範圍內確立自己的學習領域,而不應將學生的知識和視野局限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專業領域之內。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的名言之一,是告誡新生不要説自己是某某學院的學生,每一個進入哈佛的學生都是哈佛大學的學生。
小路在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逃出了大學,可是不少大學生雖然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卻只能硬著頭皮堅持著。楊東平説,雖然我們都明白學力不一定等於學歷,能力不一定等於文憑,但在當前這種重學歷、重資格的社會環境中,在現行體制之外的自我發展,無疑極其艱巨、充滿風險,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實力、具有創造性潛質、個性比較發展的人才敢嘗試。他們在對愈演愈烈的惟學歷、惟文憑的世俗風氣發起挑戰,他們同時也在挑戰世俗的“成功”觀念———成功並非等同於成名成家(否則就意味著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註定是失敗者),更不意味著獲得許多高級標簽的“包裝”。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狀態,提高人的生活品質,使人獲得圓滿幸福的人生。
雖然小路沒有大學文憑,可是如果他在獲得自由、獲得快樂的同時,不斷進取並最終自我實現,以自己的創造和所熱愛的職業服務於社會,誰又能説這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生呢?
近日,我接到小路母親的電子郵件:
説實話,這一年裏他很努力、很辛苦。我與他父親同感。很欣賞這一年裏的他。現在經常有地方來電話或電子郵件請他拍東西,但是為要學外語,爭取出去學習自己愛好的電影,他毅然忍痛割愛。從前他不喜歡外語,現在自覺學習;他以前痛苦抑制愛好慾望,現在自覺抑制。從中我們真正感到電影對他的重要,理解他説過的電影將成為他的生命的含義。同時也看到他的成熟。現在才意識到退學對他來説是一種積極追求的開始。現在我們後悔自己沒能早一點從世俗中走出來,沒能早一點給他以更多的支援。我們也已經不會在乎人家如何看我們,不會在乎臉面問題。
有朋友對我説:“他敢於放棄重點大學的輝煌,一定會創造更大的輝煌。”我想輝煌不在於名利,而在於人要有目標,在於對目標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對父母而言,又有什麼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實、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文中“小路”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200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