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刮著北風，北京城裏沙塵蔽日。小路騎車趕到約定地點。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從香港來京，晚上約了幾位新知舊友在城東的一家酒樓小聚。席間，朋友的一位舊友談起了她的兒子，説：“苦熬了十幾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可是沒讀到一半他就跑出來了，連文憑也不要了。他的一個同學，以高分考進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的電腦專業，只讀了一年也跑出來了。還有我老同學的兒子，在北京上大學，也在鬧著要退學。你説，這些年輕人是怎麼了？就是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想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憑啊……”
正説著，一位高個兒，梳著馬尾辮，穿著大紅T恤，背著黑色攝影包的年輕人推門進來。
“這是我兒子小路。”她馬上打住話頭，給大家介紹説。
小路朝大家微笑著點頭。因為是母親的老友請客，他坐下來便狼吞虎咽。母親心疼地看著他，低聲地問：“中午是不是又沒吃飯？我知道，給你的錢你都拿去買影碟了。”
分手時，小路母親悄悄跟我説：“他也許願意跟你談談，你問問，他是怎麼想的。”
這之後，我曾多次給小路打電話，都是他母親接的。他不是在忙著拍電影就是去法語班聽課或是去酒吧看電影會朋友。
不久前的一個深夜，我終於在電話那頭逮著了小路。他很痛快地答應和我聊聊。
“18歲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訴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上大學”
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學生，雖然初中畢業以幾分之差沒考上重點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滿腦子就想著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學。
我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不像我有些同學的父母那樣將考大學挂在嘴邊上，但是他們每一點細緻入微的關懷，每一句殷殷叮囑的話語，都能使我感覺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還有一位姐姐，她在國內讀了大學後，又留學日本，每逢談起她，爸爸媽媽總流露出掩飾不住的驕傲。那時，姐姐就是我的榜樣，姐姐走的路就是我應該走的路。
後來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齡人願不願意，上大學，這似乎是一條規定好了的路，在我們前面，已有無數師哥師姐從這條路上走過，在我們後面，還將有無數的師弟師妹從這條路上走過。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告訴我們，你們人生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考大學。只有考上大學才有出息，才會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學才能端上金飯碗。而對於父母們來説，那還是臉面和榮耀。
為了考上大學，雖然我沒有頭懸梁錐刺股，學習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歡英語課，可是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著頭皮背單詞，記句型，那些日子我背得昏天黑地。雖然下了這樣的苦功夫，後來進了大學，我對英語也沒熱愛起來。上課時，我不得不跟著老師的指揮棒走，因為老師告訴我們，只有跟著他走，才能考上大學。
記得上高中時，語文老師讓我們給課文分段，並寫出段落大意和課文的中心思想。我向來就對這種劃分段落，總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業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個人閱讀，會有一千種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麼可能只有一種答案。況且，劃分段落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怎麼可能只有一種劃分。我想，如果請文章的作者來做這樣的題，説不定也會做錯，因為，他絕對不會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動筆寫的。可是老師告訴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試時，必須按標準答案答題。
一次，化學老師給我們佈置課堂練習，我做錯了一道題。老師罰我回家後做100道化學題。其實這種懲罰在不少校園一直盛行，罰讀一百遍書的，抄寫一百遍課文的，罰去學校操場跑10圈的。老師也許是恨鐵不成鋼，可是，這種懲罰在學生心靈留下的陰影和傷痛也許會伴隨一生。
上小學3年級時，我愛上了攝影。開始，也就是拍拍風景照。後來，我進行了一種嘗試，就是將正活動著的人或動物拍成一組，我將這種反映連續動作的照片給同學看，同學説你這拍的有點像電影。我一下子很振奮，覺得拍電影也許並不是什麼難事。
雖然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後來我知道了，我的興趣和愛好其實早在小學時就開始潛伏在身上，只是為了考大學我閉目不見而已。因為上大學與玩攝影比起來，前者似乎實惠得多。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時，我還偷空騎自行車出去拍照。那時候，我甚至有一個很宏偉的拍攝計劃，我想將北京城裏的衚同都給拍下來，為正在不斷消失的衚同留下一份史照。我陸陸續續已經拍了不少衚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學習壓力終於使我不得不中斷拍攝計劃。
為了考上大學，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愛好，那是我對自己內心慾望的一次妥協。後來我才明白，那種慾望並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強加給我的，因為我並沒有想過：上大學以後呢？以後的路怎麼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實是糊裏糊塗過來的。我從來就沒有問過自己將來想幹什麼，從來沒有真正審視過自己。因為在那時，上大學似乎已成為我的終極目標。
這種隨波逐流，在我填報大學志願時可略見一斑。1997年，我參加了高考，總分超過了重點大學本科錄取分數線。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雖然我很想上電影學院，可是聽説電影學院不是重點大學便猶豫了。父母建議我報考上海一所重點大學，我很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於是，學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問我想學什麼專業，我將那所大學所有的專業都看了一遍，似乎沒什麼感興趣的，後來覺得自己化學還可以，就胡亂填報了“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當時我的感覺，就好像一場馬拉松比賽終於跑到了終點，我只知道自己是勝利者，其他我都不關心了。
“進了大學才發現我犯了一個錯誤，所學的並不是自己所熱愛的”
剛進大學時有一陣子興奮和新鮮。可不到一個月，這種感覺就沒有了，隨之而來的是沮喪、失望、苦悶和徬徨。
因為我發現，所學的並不是自己所熱愛的。我為自己錯誤的選擇而懊悔。最初，我也曾試圖説服自己幹一行愛一行，也曾嘗試著進入學習狀態，但是，我最終不能説服自己，如果幹了一輩子也不愛這一行怎麼辦？我為這個假設的結果不寒而慄。
不熱愛自己所學的專業，也就沒有了學習的熱情和動力。第一個學期我算是硬著頭皮撐過來了，各門功課勉強及格。可是到了第二個學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聽課了，同學去上課，我就躲在宿舍讀自己喜歡的書。那個階段我讀了很多書，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泰戈爾的、惠特曼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托爾斯泰的、錢鐘書的……有許多書都是原來我一直想讀而沒時間讀的。我還開始寫詩，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想當詩人，而是宣泄內心的苦悶。在當時，讀書和寫詩成了我緩解內心苦悶的一種手段。
那段時間我很徬徨，我不知道腳下的路該怎麼走。如果就此放棄，寒窗十幾年的努力將付之東流；如果不放棄，學一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是一種痛苦，也許會是終生痛苦。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電腦係一年級的S君（請原諒我不説出他的名字）。
S君來自青島，雖然他學的專業令許多人羨慕，可他自己並不喜歡，他喜歡的是音樂，他收藏了1000多張CD，書桌抽屜裏，衣服箱子裏裝的全是CD。自從進了大學，S君就很少去聽課，不是躺在床上聽CD，就是趴在桌子上作詞作曲。大一上學期，他每門功課都亮了紅燈。我沒有問過S君，他為什麼要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也許是父母武斷的決定，也許是陰差陽錯的無奈，也許是像我這樣糊裏糊塗進錯了門。因為在我的同學中，不少人就是這樣進來的。
如果在大學生中作一個“你所學的專業是你喜歡的嗎”的調查，也許會有一半人回答“不是”。因為當初，大多數人都將考上大學作為底線，而並非將志趣和愛好作為底線，不管是考前填報志願還是考後填報志願，都會有人為了能上大學而作出無奈的選擇。在我的同學中就有些人是因為“服從調劑”被調劑過來的，現在所學的專業與他本人報考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
如果這個調查結果成立，該是一件多麼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説，大學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學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不知有沒有人對大學生的就業去向進行過追蹤調查，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在幹本行？如果學了4年又幹別的去了，對於個人來説，辛辛苦苦拿到的文憑只不過是一塊敲門磚。可是對於教育資源本就短缺的國家來説，卻是一種極大的浪費。
認識S君後，我們常在一起唱歌、彈吉他、聊天，也傾訴各自心裏的苦悶，我們覺得，僅僅為了一張文憑在學校混下去，是浪費生命，不如離開學校去做自己感興趣的、喜歡做的事。
到那個時候我已經明白了，我之所以對所學的專業提不起興趣，是因為那個在兒時就潛伏著的夢甦醒了，攝影才是我最喜歡最熱愛的。
1998年5月，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態度堅決地提出要退學，並談了退學的種種理由，我説，我不願將生命耗費在我不感興趣的學習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給父母帶來怎樣的震驚和不安。
幾天后，母親從北京趕到上海。我以為母親一定會嚴厲地訓斥我，沒想到，她見到我後平靜地説，你不喜歡現在的專業，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不能不上大學。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在林陰道上一邊散步一邊交談，母親講了許多鼓勵我繼續上大學的話，她答應讓我轉校。
從不求人的父母，幾乎動用了他們所有的關係，上海另一所重點大學終於同意讓我轉到該校廣告專業。
雖然這並不是我喜歡的專業，但我不忍心傷害四處為我奔走的父親和母親。1998年9月，我作為該校98級新生入校學習。
“既然結論有了還是惟一的，還用得著學嗎？”
剛進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將4年學完，拿到本科文憑後再去幹自己喜歡幹的。
沒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堅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從哲學課開始的。
我對哲學一直懷有好感，如果沒有哲學家，人類也許還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學校開的哲學課卻讓人失望。單一、陳舊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學，使這門課變得索然無味。
哲學本是引發人思考的學問，本是思想火花的撞擊，可是我們的哲學教材卻已經將自認為正確的觀點和結論告訴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這樣一種現成的觀點和結論。考試時，你的回答也只能是一種標準答案。往往在考試前，老師就告訴我們哪些是重點，哪些內容應該背記，讓我們在教材上劃出來。沒有誰敢斗膽將自己的觀點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門課的學分。所以，就是一個學期不去聽課，只要考前背兩個晚上也一定能過。既然別人已經代替我思考了，我還需要有思想嗎？這樣的哲學課培養的只會是思想的懶漢。
這個世界一刻也沒停止過思考，每一個時代都有以思考為職業的哲學家。從古希臘哲學到現代哲學，從泰勒斯、蘇格拉底、亞裏士多德、培根、笛卡爾、休謨、康得，到20世紀分析哲學家群體，在浩瀚無邊的思想海洋裏該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們的哲學課卻視而不見。這樣的哲學課只會使我們成為井底之蛙，思想神經萎縮。
大一上學期臨近期末考試時，老師讓我們寫一篇論文，我寫的題目是“哲學的末路”，探討的是哲學的危機和困境。幾天后，老師找我談話，説：“你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最後評價你的還是考試，如果考試時你這樣答題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答題時，你必須按標準答案做。”當時我心裏就很悲哀，不知是為老師，還是為自己。既然結論和觀點都是現成的，而且還被規定為是惟一的，還用得著我去學嗎，還用得著我去思考嗎？從這以後，哲學課我基本上不去聽了。
“這一切都讓我失望，這就是我十幾年寒窗苦讀夢寐以求的大學嗎？”
大一下學期開了現代詩歌課。這本是我很喜歡的一門課，可是聽了幾課後，我再也不想去聽了。詩是心靈與心靈的對話，是思想與思想的握手，詩是一種意境，是一種飄忽不定的感覺和瞬間的頓悟。可是老師卻將詩進行硬性切割，一首完整的詩被肢解得七零八碎，而且不管什麼類型的詩都要歸納出個一二三，都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這種教學常讓我有一種強姦詩意的感覺。它使本來很豐滿很動人的詩，變成了丟肉失血的骨架。蒼白的骨架，又談何美感。
記得有一次，老師給我們講馮至的詩。馮至的愛情詩我讀過一些，他的詩一般比較柔婉並略含感傷。可是老師在講馮至的詩時，卻大談馮至在寫詩時是如何如何想的，他為什麼會這麼想。詩人當時想了什麼，誰知道啊？除非詩人自己來説明。
那個學期還開了現代文學課。這門課應該是能講得很生動的一門課。可是老師講起來卻味同嚼蠟。聽課的後果是，失去了看這些作品的興趣。
當然，也不是每門課都講得不好。大二上學期開的廣告創意課就講得不錯。講這門課的老師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廣告人，他講課的方法是一種聊天式，他會用他智慧的火花撞擊你，使你與他一起互動。他會用一種既輕鬆而又充滿睿智的語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覺地張開幻想的翅膀。但是，這樣的老師在大學裏確實太少了。
這一切都讓我失望，這就是我十幾年寒窗苦讀夢寐以求的大學嗎？我來這裡求知，可是我又學到了什麼呢？有的老師十幾年講一本教材，有的專業甚至還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課本。電腦硬體和軟體技術的升級更新，已經在以“月”和“日”計，可是我們使用的電腦教材還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還來自周圍的環境。我有一位同學，每天都過著機械、刻板的生活，專業課不怎麼上心，卻拼命在學外語。我問他學了外語以後幹什麼，他回答説：“出國”，我又問，“你出國以後幹什麼？”他一臉茫然。在大學裏，像這樣的同學為數不少。還有一些同學終日無所事事，經常蹺課到校外泡網吧，在網上聊天玩遊戲，因為他們太空虛太無聊。
為了使自己不至沉淪迷失，我開始自學有關攝影的理論書籍，我參加校學生劇社，演話劇、舞臺劇和小品，我還參加各種社會公益活動，為盲童錄音製作歷史故事和中外名著。
到了大二上學期，愛好音樂的S君已義無反顧地退學回了青島，快樂地做著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問自己，僅僅為了一張文憑付出4年時光值得嗎？雖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認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傷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遲遲不能下決心。
也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老師將經常曠課的學生名單交到了學校，那上面就有我。有關領導找我們談話，讓寫個檢查保證以後不曠課。其他同學都寫了，只有我沒有寫。我想，我該下決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許我會失去今天的激情。
去年2月，我去學校辦了退學手續。
“離開大學後我活得充實和快樂，父親説他最欣賞的是這一年裏的我”
感謝父母，他們平靜地接受了我退學的事實，使我沒有太大的心理負擔和壓力。他們每個月給我200元零花錢，他們説，這條路是你自己選擇的，希望你走好。
我將父母每個月給我的200元零花錢幾乎都花在買影碟上，那些日子，我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優秀的大片和藝術片我反覆看，分析和研究各種鏡頭的使用。除了看電影，其他的時間幾乎都放在閱讀有關電影攝像、電影導演的書籍上。
去年4月，一位朋友告訴我，北京電影學院後面有一家黃亭子酒吧，每週六、週日放電影，在那裏看電影的大都是一些電影愛好者。從這以後，黃亭子酒吧幾乎成了我每個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裏，不但能看到在電影院難以看到的歐洲藝術片、亞洲的新電影，還能看到很多獨立電影、紀錄片、留學生短片、“實踐社”社員的DV作品。“實踐社”是一個由喜歡看電影和拍電影的年輕人組成的民間組織。
北京城裏還有幾處放電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東門的“雕刻時光”酒吧，北大西門的EveryDay酒吧，中央美院附近的“風向標”酒吧等。不過，我去得最多的還是黃亭子酒吧。因為那裏沒有最低消費，常常不用花錢就能看一下午電影。在那裏，我認識了許多像我一樣做著電影夢的年輕人。
去年4月，我隨父母去日本探親時帶回了一台小型數位錄影機。拿著這臺錄影機，我急不可奈地開始了嘗試，急不可奈地要將自己的電影理念用鏡頭語言表達出來。
我的處女作是一部實驗片。講的是兩個年輕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機關上班，每天都過著機械、呆板卻很平穩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似乎將甲變成了一個中規中矩、四平八穩的人。乙是做音樂的，喝酒、打架，有點玩世不恭。可是這兩個有著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內心卻有著幾乎相同的苦悶和壓抑。我將兩個人同時表現在一個畫面上，螢幕一分為二，這一半講這個人的故事，那一半講那個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給圈內人看，有人説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黃亭子酒吧看電影，有人將電話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位電影發燒友，説他寫了一個劇本，想請我做攝影。這是一部19分鐘的故事片。故事情節很簡單，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復一日地重復著相同的生活，為了排遣苦悶，每天下班了便去泡酒吧。一天，當他百無聊賴地隨手翻閱酒吧的留言簿時，發現了一位女大學生的日記，那是對遠在國外留學的男友的刻骨銘心的思戀。從此後，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簿上讀到女孩留下的日記，日曆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一天，男人又來到酒吧，可是這天留言簿上沒有女孩的日記，有人看見她坐在街邊哭泣。拍完後，我們拿到黃亭子酒吧放映。
去年國慶節，我一天都沒休息，日夜趕拍一部新影片。劇本寫的是一個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局的故事，通過一對青年在戀愛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尋找，表達了人們對於愛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採用雙鏡頭相疊的手法，強烈地營造出一個或虛或實的意境。白天，我背著錄影機乘公共汽車從一個外景點趕到另一個外景點，晚上進行剪輯，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後，我們拿到北大、清華和三味書屋放映，受到歡迎，網上還出現了評論文章。
前不久，我與一位朋友合拍的一個短片，獲得了數位專題片優秀獎。這個短片還被推薦參加紐約短片節，最近，我們已得到了入圍通知。
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過的，可是卻過得充實和快樂，每一次創作的過程都是一次神秘的遊歷，充滿了探索、困惑和喜悅。那天，父親笑著説，他最欣賞的是這一年裏的我。其實，在這23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賞的也是這一年裏的自己。
目前，我正在學習法語，我想去歐洲學習電影攝影或電影導演。可是我一定會回來，因為，我想拍的東西是中國的。
“學習的自由是一種基本權利。成功的標準應是人生的幸福圓滿”
在北京理工大學，我向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楊東平研究員講起了小路和他同學的故事。楊東平告訴我，近年來，大中學生退學的案例時有所聞，似有增多之勢。
據了解，相當多的在校大學生並不喜歡所學的專業，在有些學科高達三至四成。他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大學資源短缺，大部分學生的第一選擇是考上一個大學，而個人興趣則被降到了最低點。這種無奈的現實，使許多人不得不學習和從事自己並不喜歡的專業。這種對個人興趣和愛好的壓抑，其實是對個性和創造性的扼殺。
楊東平説，學習的自由是人的一種基本權利，人有權去學習自己所喜愛的專業，有權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式。過去在計劃體制下，人的這種權利被剝奪了，個人選擇的自由被取消了。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大學生轉係轉專業的自由重新出現，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在高達數萬元的轉係轉專業費用面前，大部分學生仍望而卻步。要使學生擁有更多的學習的自由，一是要繼續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和培養能力；二是要進一步改革教育教學制度，增加學制的彈性、靈活性和學生的選擇性，給學生提供更大的選擇和發展的空間。只有充分尊重、張揚人的個性，使人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從而使學習成為一件樂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這種熱愛正是創新的心理基礎和動力。
楊東平説他在與一些大學生的交談中發現，不少學生走進大學後有一種失落感，這在重點大學的優秀學生中更為突出。他説，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往傳統的延續，死記硬背、考試中心、讀死書、死讀書、理論脫離實際、教學內容和方法陳舊落後等現象十分普遍，而我們長期提倡的啟髮式、討論式的教學，以及國外那種以解決問題為主、鼓勵不同見解、極具挑戰性的研究型學習基本還沒有確立。這種工廠化的、大規模培養標準件的人才培養方式，對那些具有創造潛質的優秀學生是一種傷害。但教育教學的改革艱巨複雜，其過程往往比較緩慢。在目前高校教學尚未大面積改善的情況下，他認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為學生留下更多的時間，給他們自我發展的空間。大學本科教育應該更強調基礎性、通用性和綜合性。大學之大，原本意味著廣博、綜合，自由開放，應在大學的範圍內確立自己的學習領域，而不應將學生的知識和視野局限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專業領域之內。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的名言之一，是告誡新生不要説自己是某某學院的學生，每一個進入哈佛的學生都是哈佛大學的學生。
小路在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逃出了大學，可是不少大學生雖然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卻只能硬著頭皮堅持著。楊東平説，雖然我們都明白學力不一定等於學歷，能力不一定等於文憑，但在當前這種重學歷、重資格的社會環境中，在現行體制之外的自我發展，無疑極其艱巨、充滿風險，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實力、具有創造性潛質、個性比較發展的人才敢嘗試。他們在對愈演愈烈的惟學歷、惟文憑的世俗風氣發起挑戰，他們同時也在挑戰世俗的“成功”觀念———成功並非等同於成名成家（否則就意味著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註定是失敗者），更不意味著獲得許多高級標簽的“包裝”。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狀態，提高人的生活品質，使人獲得圓滿幸福的人生。
雖然小路沒有大學文憑，可是如果他在獲得自由、獲得快樂的同時，不斷進取並最終自我實現，以自己的創造和所熱愛的職業服務於社會，誰又能説這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生呢？
近日，我接到小路母親的電子郵件：
説實話，這一年裏他很努力、很辛苦。我與他父親同感。很欣賞這一年裏的他。現在經常有地方來電話或電子郵件請他拍東西，但是為要學外語，爭取出去學習自己愛好的電影，他毅然忍痛割愛。從前他不喜歡外語，現在自覺學習；他以前痛苦抑制愛好慾望，現在自覺抑制。從中我們真正感到電影對他的重要，理解他説過的電影將成為他的生命的含義。同時也看到他的成熟。現在才意識到退學對他來説是一種積極追求的開始。現在我們後悔自己沒能早一點從世俗中走出來，沒能早一點給他以更多的支援。我們也已經不會在乎人家如何看我們，不會在乎臉面問題。
有朋友對我説：“他敢於放棄重點大學的輝煌，一定會創造更大的輝煌。”我想輝煌不在於名利，而在於人要有目標，在於對目標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對父母而言，又有什麼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實、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文中“小路”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2001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