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屬共和黨溫和保守派，是打著“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口號競選總統的，可他任職100天內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同情心不足，保守有餘”，其內外政策主張顯示出濃厚的保守主義色彩。對外，布希政府奉行“美國利益至上”和“以實力求和平”的外交原則，實行不顧別國利益的“單邊主義”政策，採取全面出擊，咄咄逼人的態勢，到處惹事生非，與一些大國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其中反響最大的莫過於這樣幾件事：對伊拉克進行1998年底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公開宣稱為了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將不惜退出美蘇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拒絕執行1997年克林頓簽署的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對俄羅斯借漢森間諜案驅逐50名外交官，會見車臣非法武裝領導人等，致使美俄關係降到近年來最低點；對中國採取嚴重傷害中美關係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對臺軍售升級、會見達賴、給予李登輝簽證、同意陳水扁過境、在人權會上提反華提案，特別是美軍用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並侵犯中國領空等。美國的這些舉動不僅使俄羅斯和中國等美國的非盟友國家，以及美國的盟國與美國的分歧和矛盾明顯暴露，而且引起這些國家的疑慮和不安，使這些大國對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今後走向憂心忡忡。
對大國政策的初步調整
然而，自5月以來，布希政府轉而注意國際社會的反對立場，在全球變暖、國家導彈防禦，以及調解以巴衝突、恢復美朝會談等一些重大外交政策問題上軟化了強硬立場，並以相對“溫和”、“務實”的態度調整美與歐、俄、中、日等大國間關係。
對歐洲，加緊修補美歐日益加深的裂痕，以維護美歐關係的穩定。布希6月中旬首次訪歐，以及7月8國首腦會議期間，先後與北約領導人舉行非正式會議，與歐洲領導人舉行首腦會晤，試圖通過協調和溝通來緩和雙方在巴爾幹撤軍、全球變暖和NMD等問題上的尖銳矛盾。例如，在全球變暖問題上，布希承認全球變暖是一個“嚴重問題”，美國對此“也負有責任”，表示願與國際社會努力尋求一項“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共同致力於解決全球變暖問題；在NMD問題上，美國向歐洲派出遊説團，以尋求盟國支援；在巴爾幹撤軍問題上，改變先前打算從該地區撤軍的主張，決定繼續保持目前維和部隊的水準，表示將與歐洲盟國一起完成該地區的維和任務。
對俄羅斯，改變了布希上臺初期對普京政府極度不信任的強硬政策，強調對話和合作，並頻頻向俄伸出橄欖枝，如：提出購買俄的S-300地對空導彈；在未來幾年內舉行兩國的反導彈聯合軍事演習；向俄提供資金，改進其雷達系統，並同時分享早期預警數據等。特別是6月16日，布希同普京在斯洛維尼亞舉行首次首腦會晤，就NMD問題舉行會談。布希在會談後宣稱，“俄羅斯不是美國的敵人”，普京“誠信直率”，“是美國人民可以信任的傑出領導人”，俄能夠成為美“可靠的合作夥伴和朋友”；7月22日，布希同普京在義大利熱那亞的8國首腦會議之後再次舉行首腦會晤，雙方就新的雙邊裁軍談判形式達成一致：在今後的美俄軍備談判中將把削減進攻性武器與導彈防禦問題“捆綁”在一起討論。同時，兩人支援建立雙邊實業合作新機制－美俄實業對話機制，以擴大兩國實業界之間的交往，從而使兩國向“構築更牢固的關係邁進了一步”。7月底，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和總統普京和國防部長伊萬諾夫就導彈防禦談判時間表達成一致；期間，美國財政部長奧尼爾和商務部長埃文斯也率團訪俄，承諾支援俄加入世貿組織，幫助俄進行改革，加強雙邊經濟合作。這些都表明，美國“願意”加強兩國在安全、經濟和政治等方面“建設性合作”。
對中國，布希主動與江主席通話；派高官作外交溝通；與我達成“入世”全面協議，再次給我正常貿易關係；對北京申奧持“中立”態度等。同時，美一些高官開始強調美中“共同點”大於分歧，雙邊關係“至關重要，兩國應良好對話”，布希也説美中“可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合作”，其調子有明顯“回歸”克林頓之勢。特別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7月底訪華，雙方同意將就武器控制、人權、貿易合作恢復對話，併為布希總統今年10月訪華作準備，這象徵著美中兩國因撞機事件而引起的緊張關係恢復正常。這些動向突現了美對華政策重現兩面性特徵，表明布希不願對華一味持強硬立場，不是一條道走到黑，而想保持一定政策迴旋餘地。
對日本，布希為了“提升”日本的夥伴地位。在政治上，美國儘量平等對待日本，尊重日本作為合作夥伴的地位，在保持美國的領導作用同時又要減少摩擦。在外交上，美國在保持美日同盟的同時，適度容忍日本的獨立性，適當考慮日本的要求。在安全方面，將美日同盟作為其亞太安全政策的支柱，推動日解除對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的法規限制，希望日扮演更活躍的地區軍事角色，讓日本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做更多“貢獻”。在經濟方面，在推動日本放寬經濟管制、開放市場、刺激私人企業復蘇等結構改革措施時，尊重日本的自主性，儘量避免在經濟、貿易領域相日本施壓。
調整政策的原因
美國軟化一些外交政策上強硬立場，並出現與大國間關係的調整局面主要是美國面臨一系列內外政策壓力所致。
首先是國際力量的牽制。布希“單邊主義”外交碰壁，推進導彈防禦計劃、推出《京都議定書》、拒絕接受《禁止生物武器條約》等蠻橫做法遭到普遍反對。布希雖強調同盟關係，但“單邊主義”致使與盟國關係出現裂痕，美企圖從巴爾幹撤軍遭到歐洲盟國抵制；美潛艇撞沉日本民船及事後的傲慢態度引起日本憤怒；美對恢復朝美關係的冷淡態度也引起南韓不滿。美對中俄等國“強硬”政策遭到中俄有力抵制；中俄關係的新發展進一步制衡著美國霸權。對此，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與大國關係。
其次是國內因素的制約。在布希政府內部，有鷹派與鴿派之分，且兩派力量不相上下鬥爭激烈。布希上臺初期，以國防部長拉莫斯菲爾德和副總統切尼為首的鷹派勢力，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但“僵硬”的外交不斷碰壁，其影響在慢慢下降。與此同時，布希開始重視以國務卿鮑威爾為首的鴿派勢力，如把處理中美“撞機”事件交鮑威爾處理，並派他訪歐安撫盟國等。有人評論説，鮑威爾正將美國對外政策引向“中間路線”。特別是在美國會內部，由於參議員傑福茲退出共和黨，而使參院權力由共和黨轉向民主黨，在民主黨人的制約下，布希政府的強硬外交政策不僅難獲廣泛支援，而且受到嚴重制約。
政策調整的趨勢
布希政府對外政策這一輪調整，顯示美國今後在處理與其他大國關係時，將更具彈性和相對性，但決不會改變美國謀建21世紀霸權、仰制中俄發展的基本戰略，其目的在於如何確保實現美國的霸權戰略。
從大國戰略看，美國將更加強調美國與盟國的關係，以及盟國在維護地區和全球安全上的作用。在歐洲，將首先把強大的北約作為維護和平和美國利益的基礎，進一步加強與歐洲盟國的夥伴關係，推動北約繼續東擴。為此，美國今後在NMD、環境保護、巴爾乾等問題上，將較多地關注歐洲盟國的立場，以維護美歐關係的穩定，竭力拉歐為其全球戰略目標服務。儘管美歐之間的矛盾和分歧還會不斷出現，雙方在爭吵中仍將保持戰略合作關係。在亞太，將美日同盟置於亞太戰略核心，並強化與韓、澳等“盟友”的軍事同盟關係，加強與泰、菲的聯盟關係，使地區安全網路更“牢不可破”。
對中、俄兩國繼續採取“防範加接觸”政策，在加大對中國防範力度的同時，緩解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美俄之間仍然存在種種矛盾，分歧嚴重，鬥爭不會停止，但雙方又互有需求，互有顧忌，從本國利益出發，都認為重開新的冷戰對自己不利，因而都不希望矛盾激化，都竭力避免發生新的全面對抗，總是在矛盾和鬥爭中尋求妥協與合作。那種“既不是敵人，又不是夥伴”，“既有鬥爭，又有合作”的兩國關係的基本框架，仍將保持下去。
目前美中關係氣氛緩和，但兩國之間的“分歧和不可克服的障礙依然存在”，兩國間的摩擦還會不時發生，兩國關係發展還不會一帆風順。與克林頓相比，布希政府對華政策將更講求三方面平衡。(1)接觸與遏制平衡。一方面否定克林頓確立的致力於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目標，代之以“戰略競爭對手”關係；一方面又希望美中發展“建設性關係”，繼續發展對華經貿關係，力圖將政治安全關係與經貿關係“脫鉤”，既要防止中國在政治安全領域對美形成“威脅”，又要便於美繼續從中國大市場獲取更多實惠。(2)美中、美日關係平衡。有意將中美關係置於美與其盟國關係之後；將發展美日關係置於亞太戰略重點，稱中國“不是亞太戰略的中心”，試圖利用日本牽制中國。(3)在臺海兩岸間搞平衡。力圖實現向台灣方面的“有限傾斜”：刻意淡化克林頓對臺“三不”政策；有意提高美臺雙方官方往來層次和待遇；加大對臺軍售力度，提升雙方軍事交流級別；力圖變對臺“戰略模糊”為“戰略清晰”，揚言如我對臺動武，美將會“協防台灣”。另外，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將加大監督力度；在人權和西藏問題上，雖不象克林頓那樣將人權列為全球安全戰略的重要支柱，但在這個問題上對我仍會施加很大壓力。
（呂其昌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1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