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醫大師、著名中醫學家、《內經》及中醫基礎理論專家：王玉川
王玉川，男，漢族，1923年9月出生，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主任醫師、教授，1943年3月起從事中醫臨床工作，為“首都國醫名師”。2009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屆國醫大師。
王玉川是國醫大師、著名中醫學家、《內經》及中醫基礎理論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王玉川教授因病醫治無效，于2016年4月1日淩晨4時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個人簡介】
王玉川教授(1923-2016)，著名中醫學家，《內經》和中醫基礎理論專家。是中醫界最早研究《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曾任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歷任原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院高級專業技術職務審評委員會主任，北京中醫藥大學顧問。兼任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兼中醫學科組組長，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名譽理事。多年從事中醫基礎理論與《內經》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陰陽學説的演變、氣血迴圈理論、五行學説、運氣學説以及河圖洛書等方面的研究。主編有《黃帝內經素問譯釋》、《內經講義》、《中醫養生學》等專著，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
【個人履歷】
1923年，生於江蘇省奉賢縣。
1941-1943年，從醫于中醫名家戴雲龍先生、陸淵雷先生，學成後在當地行醫。
1943年-1955年，在奉賢縣開設門診從事中醫臨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蘇省中醫進修學校，深入學習中醫相關知識。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醫學校從事中醫藥教學與臨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衛生部調令來北京中醫學院從事教學工作，潛心於《黃帝內經》的教學和研究。主持主編全國中醫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內經講義》。
1978-1984年，在北京中醫學院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長。
【生活態度】
王玉川作為內經研究領軍人，他學術臨床造詣深厚，親自編撰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二版《內經》教材；他的文章振聾發聵，觀點新穎大膽，生活中卻極為低調，從不與他人相爭；他的研究獨闢蹊徑，冷靜客觀，欽佩者很多，口碑極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車上，人們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綠帶係著乘車卡的老人，人們不會想到：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國醫大師王玉川。
來北京50多年，他曾表示常在夢中回到江南水鄉。做了20年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蘇奉賢鄉下，那十幾年自由自在的行醫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什麼名啊利啊，沒意思的。”在老家當過小學教員、中醫教師，但調北京以後講課不靈了——口音重，學生聽不懂。那就埋頭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黃帝內經》翻爛了，用膠布粘好；書上批註寫得密密麻麻，鉛筆、鋼筆小楷，遍佈頁眉頁腳；自學生物、物理，畫圖製表，清苦寂寞，卻樂在其中。
辛苦耕耘終結碩果，他成為中醫界最早研究《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是《內經》重點學科的創建者和帶頭人，對陰陽學説的演變、氣血迴圈理論、五行學説、運氣學説、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高雅的風範、深邃的學識、嚴謹的精神和務實的態度，影響著全國同道，成為一個時代的旗幟。
【學術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論水準相當高。”
王玉川精研內經，醒世而作，對五行學説、氣血迴圈理論、運氣學説提出獨到見解，破譯河圖洛書之謎，敢於對“辨證論治”、“有是證用是方”提出質疑。
沒有先進的實驗設備，不用文獻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靠什麼來完成理論研究？王玉川笑答：“自己看書，想的嘛。”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伴著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勵他一路堅持。
早在1938年，當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黃帝內經》，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而這本傳閱千年時空的經典之作，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著被解開奧秘。
此後，江南水鄉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裏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後來在江蘇省中醫學校進修，老師們發現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擔內經的教學任務。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學院，創建內經教研室。
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力爭通俗易懂又採擷全部精華，終於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內經講義》，後來升級為全國統一內經教材，也為《中醫學基礎》和《中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中，王玉川發現，《內經》同一篇中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令人困惑。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讚譽。他倡導五行學説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氣血迴圈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説，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創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説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家為適應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王玉川常説，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説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於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産，應採取審慎的態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了他“創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説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説引入中醫學後，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説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説，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説、蘇聯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説，都更為細緻和全面。
【教育臨床】
“倘若傾心而倒，一輩子經驗説不了3天。”
雖然反對師帶徒的方式，但受王玉川恩惠的年輕中醫成百上千，至今很多畢業生都珍藏著他逐字逐句精心審閱過的論文。理論臨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論功底令其臨床療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學生並不多，不過四五人，和師帶徒相比，他更提倡現代學院教育。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病人，好中醫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倘若傾心而倒，一個老師的經驗，用不了3天就能説完；相反，也可能臨床跟師3年，還摸不到門。”
雖然如此，王玉川對所有的年輕中醫都毫無保留，傾其所有，他甘為人梯、無私傳授的風範使很多人受益終生。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屆中醫專業畢業生劉燕池教授，談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當時王玉川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尚未出版的《內經講義》交給他，用作參考。劉燕池拿到這份原稿，心情澎湃，現在回想起來還常説“師恩難忘”。
他時時要求年輕學子做到言之有理，強調文以載道，每年審閱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工作，他從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閱，一本論文要修改幾天。寫滿他整齊字跡的論文，經常被畢業生們珍藏。
王玉川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長年堅持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症，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等，臨證時一絲不茍，療效卓著，深受患者歡迎。
在臨床傳承教學中，王玉川常從古典醫籍中總結用藥知識以示後人。他認為臨床不應為方證相對束縛，要勇於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劑。以《千金方》中能治療30多種病證的“芫花散”為例，孫思邈對此方讚賞有加，但也無法解釋原理，只能在書中寄望于後人。王玉川指出，有些醫家沉湎于辨證論治，對古書中許多同方治異病的例子不屑一顧。研究同方治異證的機制，對實現中醫現代化也有很大意義。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級碩士研究生陶廣正教授，得知恩師被評為“國醫大師”，欣然提筆：“為人淡泊，不慕虛名。師出名門，有真才實學；學富五車，而無頭角誇誕。雖非博導，而眾多博導皆曾受教；未登講堂，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卻不乏真知灼見；臨床雖少，卻每能一絲不茍。審查論文，從不敷衍；撰寫書評，必中肯綮。尊為國醫大師，誰敢謂曰不然！”
責任編輯：李月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