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不是農民“一窩蜂”地進城，而是農民理性地有選擇進城的過程。在重慶，有近6成農民選擇轉戶進入小城鎮，很多人表示，大中城市的居住環境固然比小城鎮整潔、方便，但居住成本也比小城鎮高很多。在城裏吃飯貴、看病貴、住房貴，連喝口水都要花錢，如果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沒有足夠的錢買房，肯定不願搬到主城或區縣城。

重慶開縣中和鎮白果村農民譚愛平全家3口人今年4月都轉戶到鎮上，他給記者算了筆賬：“我在中和鎮上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花了不到10萬塊錢，這樣就把家安頓下來了。家裏的土地距鎮上不到1公里，我們雖然成了城裏人，平時仍然可以種糧、種菜，基本口糧不愁。如果轉戶到開縣縣城居住，單是買個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就要20多萬元，而且日常的生活開支更大，人生地不熟。這樣算下來，轉戶到縣城還是划不來。”

農民自主轉戶進城的分佈格局，給政府城鎮化政策以啟示：以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作為優先選擇，使中小城市、小城鎮成為吸納農民的主要載體，在財政投入、土地供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套方面給予傾斜。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要讓轉戶農民在城鎮“留得住，容得下、過得好”，就必須不斷加快小城鎮、中小城市産業發展，提高吸納就業能力;同時完善其交通、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增強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服務能力，使人們能過得方便、舒服。

巨大成本會不會帶來改革風險?

錢從哪來?這是困擾諸多民生改革的難題。在戶籍改革中，每年大量農民轉戶進城，要使他們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也需要巨大投入。而解決戶改成本難題，關鍵要巧妙設計，政策引導，讓政府、企業、“新市民”等社會各方共同分擔，讓鉅額改革成本“化整為零”。

對轉戶“新市民”而言，核心要義是讓“農民帶著財産進城”，使土地增值收益側重於解決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一方面通過改革徵地制度，調整現有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結構，大幅提高農地徵收的補償標準;另一方面是完善農民土地財産權，在農民自願前提下，探索制度創新，使農民耕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實現市場化變現。

對企業而言，應強化其依法承擔轉戶居民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險成本的意識。按照規定，在農民工轉戶後，養老、醫療保險企業繳費比例將提高，這些成本花費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而政府則應承擔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投入成本。農民工早已作為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市，其轉戶後，並不會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帶來大的衝擊，農民工轉戶後社會保障待遇的提高，由政府按照“缺什麼、補什麼”的原則，在就業培訓、保障性住房建設、學校配套等方面加大投入，這也是城市發展的應有之義。

同時，作為一種制度探索，政府也可以調整目前土地出讓金用途分配，將一定比例土地出讓收益專項用於農村轉移人口的保障性支出，以彌補“新市民”公共支出的短板。

專家認為，戶籍改革的成本投入，從時間上看，並非一次性投入，而是有著10年至20年的分攤期，相當部分成本不需要即期支付。例如，在城市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養老和醫療是支出大頭，但從目前來看，主要轉戶對像是新生代農民工，大規模資金需求會在20年以後發生，不會形成當期的資金壓力。如果制度設計完善，農民轉戶規模平穩，不會産生大的改革風險。（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