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變遷，70年城鎮化。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8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新中國成立70週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報告顯示，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8.94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71個百分點。

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以來，城鎮化儘管成果著實喜人，但如硬幣的正反面，城鎮化發展依面臨著不小的問題：比如城鄉資源環境壓力空前加重、社會公共服務品供給呈現不足、城鎮發展深層次矛盾及風險亟待化解。

而在這其中，鄉村振興和區域協調發展，更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突破點。在接受中國網地産採訪時，國務院參事忽培元認為，必須深刻把握新時代城鎮化行穩致遠規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準差距為目標，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紮實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鄉村振興是補短板

如何解決城鄉要素流動不順暢、公共資源不合理等問題？“讓生活更美好”、追求“品質”、“品牌”、“智慧”的主基調之下，著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共生共榮，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歷史必然。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在推動城鄉高品質發展上不斷實踐與探索。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城鄉一體”；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城鄉融合的指導思想；2018年“一號文件”提出建立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

按照頂層設計路線，鄉村振興進展有三個時間段：2020年，是制度完善和政策體系形成的階段；2035年，是農業現代化形成的階段；2050年，真正實現鄉村振興，達到農村美、農民富、農業強三個標準。由此可見，城鄉融合發展的藍圖已繪出，剩下就等擼起袖子加油幹了。

業內觀點認為，讓為城市發展付出辛勤勞動的人們在城市安身立命，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道義。一直關注鄉村振興、也親身參與鄉村振興的忽培元則認為，貫徹城鄉融合發展，首當其衝的就是鄉村振興，他更將鄉村振興稱之為補短板。

他認為，不斷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按照尊重意願、自主選擇原則，充分保障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無門檻，遷入無障礙”，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要義。與此同時，通過制度設計促進全社會轉變視務農為“畏途”、視農業為“賤業”的陳舊觀念，真正消除城鄉人口身份差異，也成為鄉村振興的必經之路。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共用，給予全市人口市民化待遇，著力提升農業轉移人口生活品質”，忽培元説。

其次，構建城鄉高品質發展的空間形態，就意味著城市群需要合理佈局。那麼，何為城鄉高品質發展的空間形態？忽培元認為，城市群與城市群之間，城與城之間，要形成四個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共治共用、産業就業提質提效、城市群之間的協調機制加快。

農村土地制度是城鄉融合的老大難。眾所週知的是，鄉村的基礎是農民土地資産確權，然後集體資産身份的確認，如何盤活農民的閒置宅基地和農房，深化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讓農村的土地煥發活力，也正是舉國上下試圖攻克的難題。

土地制度最是關鍵

忽培元亦告訴中國網地産，當前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影響了中國實現城鄉融合發現，城鄉二元土地制度是牽動中國城鄉兩個地理空間和工業、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問題。不過，根深蒂固的制度和傳統，根本不是短時間之內可以撼動的。農村土地哪類可以盤活、如何盤活、以什麼形式盤活等等，成為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歲月蹉跎，直至今年，土地制度改革終於邁出了關鍵的一步。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的《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該意見中提出，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經營型建設用地入股制度，農村集體經營性的建設用地可以入市，目的是推動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

忽培元指出，允許中國集體經營性的建設用地入市，允許就地入市或者異地調整入市，允許村集體在農民自願的前提下，依法把有償收入的閒置宅基地，廢棄集體公益性的建設用地，轉變為集體經營型建設用地入市等內容，都是盤活農村存量建設用地的重要改革措施。

如太陽照射，冰山融化般，城鄉融合在寒冬之中，也邁開了腳步。儘管土地制度改革在一些地方正在試行，但忽培元認為，改革不能一哄而上。要確保待入市的土地符合空間規劃、用途管制和已發起的不得突破現有的規劃，不得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不得出現違法用地的行為。更重要的一點是，“要以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為底限，絕對不能代替農民作主，強迫農民選擇，真正的讓農民得到改革的紅利 ”，他説。

但問題來了，面對很多農村人往城市跑，不願意回去的現狀，忽培元又是如何回應中國網地産提出的“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呢？忽培元認為，中國人的文化根脈在農村，回老家過年的風俗永遠不會淡化。

他告訴中國網地産，有這麼幾種人願意回到農村。一種是上了年紀，如40、50後，在城市裏打工後，終究要葉落歸根。因為，他們在城市裏並沒有歸屬感，像無根蓬草一樣。

第二種復轉軍人。從農村招來的兵，真正有了事業後，他願意回去和父母妻兒在一起。第三種是大學生。很多大學生願意回到家鄉，他們在城市裏有房子，但在農村創業、辦廠，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進而吸引了更多人就業。

深圳這個小漁村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那是改革最前沿的陣地。在國家鼓勵和扶持鄉村振興的背景下，一系列比如人才、投資等政策的傾斜， 一些地區的人口已經出現了鄉村回流的現象，比如甘肅寧夏自治州的東鄉縣。

忽培元娓娓道來的，是東鄉縣的振興史。東鄉縣是東鄉族少數民族縣，曾經的東鄉縣需要翻幾座山才能到達，離城市很遠的村子。然而，自從這個只剩下十來戶人的小村莊，通路、通水、通産業之後，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東鄉縣不僅建起了扶貧車間，還有大學生做起了網際網路，通過網路將村子裏的特産，賣到各大城市。在國家和外來投資的支撐下，青年大學生將他的事業做大，他的連鎖店在這個縣上，覆蓋了幾十個這樣的村子。東鄉縣以及周邊的村子，也因此受益無窮。

這個案例給忽培元很大的觸動，他認為，儘管改革的步伐不能一蹴而就，但在“藍圖已繪”的情況下，“城鄉融合，未來可期 ”。

以下為忽培元先生的採訪節選：

中國網地産：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背景下，您認為鄉村振興到了哪個階段？

忽培元：《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制定了“三步走”計劃：到2022年，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初步健全；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規劃》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指南。鄉村振興戰略頂層設計更加具體，對於農村基建重點、民生領域欠賬、多元投入保障等諸多核心問題都作出了詳細部署，更有操作性。

同時，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程中，國家將會從制度、人才、資金和規劃方面進行強化，即以完善農村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強化制度性供給；暢通智力、技術、管理下鄉通道，造就更多鄉土人才，強化人才支撐；健全投入保障制度，開拓投融資渠道，強化投入保障；制定國家鄉村戰略規劃，強化規劃引領作用。

中國網地産：振興鄉村，如何留住已經流失的人才？

忽培元：人才被認為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要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暢通智力、技術、管理下鄉通道，造就更多鄉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當前物質文明如此發達的當下，還是要有實實在在的利益來引導。讓人有利可圖，或者有奔頭，才會有人願意去闖一闖，試一試！雖然俗，但或許是最有效的！關注創業者的難處，幫助解決；關注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滿足所需；關注青年群體的訴求，傾力支援……憂慮解決了，才能放心膽大地放開手腳去幹！

中國網地産：如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忽培元：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是兩個重要抓手。一是要把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城鄉高品質發展，最大的短板在鄉村。當前要認真學習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鄉村振興的指示要求，研究鄉村振興的目標、步驟，抓緊編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在具體工作中，要分級分類、分時分段推進鄉村振興。特別是根據鄉村不同發展水準與狀態，採取切實有效的振興舉措。要統籌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關係，依據統一規劃，合理調配各類資源。

二是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城鄉高品質發展要真正以人為本。要繼續落實外來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生活的農民工，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舉家落戶、安居樂業。對於生態脆弱、生存條件惡劣的連片貧困地區，要創造條件讓這些地方的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實現脫貧。要確保戶籍制度改革與居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央地各負其責，細化落實人地錢掛鉤政策。優化統計方法，準備反映人口落戶進程。

三是構建城鄉高品質發展的空間形態。城市群是城鎮化的主體形態。要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共治共用、産業就業提質提效為突破口，加快建立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機制。都市圈是城市群建設的突破口。要提升核心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創新發展水準，加強核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的交通網路聯結。

積極培育一批中小城市，尤其是創造條件將一批人口20萬人以上的特大鎮有序設市，提高這些小城市的基礎設施配置標準，增強公共服務能力，提升它們對人口的吸引力。數以萬計的小城鎮是城鄉要素交流、匯合之地，要發揮小城鎮在鄉村振興中的平臺作用。特色小鎮産業強、體制活、環境美，是城鄉高品質發展的重要載體。要加快建設美好鄉村，使之成為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幸福家園。

四是以重點領域的突破推動城鄉新一輪改革。産權制度改革與要素市場化配置是實現城鄉融合高品質發展的兩個“棋眼”。鄉村改革的基礎是農民土地資産確權、集體資産清産核資及集體成員身份確認。要進一步盤活農民閒置宅基地和閒置農房，深化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讓沉睡的土地煥發活力。加大政策配套，促進城市投資者、消費者下鄉，推動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

凡是人員、土地、資金、科技等各類要素流動遇到障礙的地方，就是改革重點所在、難點之在。要抓住資訊化對於城鎮化、鄉村振興的催化、融合作用，以資訊技術為支撐，推動城鄉市縣整合形成數字化管理平臺，提高城鄉治理的智慧化水準。

中國網地産：在新時代社會，城鄉融合發展意味著什麼？

忽培元：城鄉融合發展是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抓手。我國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關係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鄉村發展的不充分。我國最大的發展潛力和後勁在鄉村，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促進鄉村資源要素與全國大市場相對接，能夠釋放出可觀的改革紅利，也能夠帶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建立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鄉村振興不能就鄉村來談鄉村，必須走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路子，在城鄉融合發展中來破解難題。這對房地産行業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定要在符合國家大政策的前提下，做好各項工作。

中國網地産：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的意義何在？

忽培元：當前城鄉二元的土地制度影響中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是牽動中國城鄉兩個地理空間和工業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性問題。土地制度改革事關農民的切身利益，所以要以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為底線，絕不能代替農民作主，不能強迫農民選擇，要真正讓農民得到改革的紅利。改革也不能一哄而上，隨意改變用途，確保待入市的土地符合空間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不得突破現有規劃，不得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不得出現違法用地的行為。

改革完善農村承包地制度，主要是進一步讓農民吃上“定心丸”，讓承包地更有活力。《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政策；完善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在依法保護集體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前提下，平等保護並且進一步放活承包地經營權。

在此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承包地的農業用途不能改變，農民利益要得到充分保護，而且要堅持因地制宜，宜大則大，宜小則小，不搞“一刀切”式的土地規模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