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常沙娜：敦煌少女的黃沙藍天之旅

林徽因先生（圖片來自網路）

梁林身邊，從繪畫走向工藝美術

“梁先生個子不高，

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頭兒’。

林徽因先生氣質高雅，

但已病得非常瘦弱，

爬臺階走兩步就得歇一歇。”

這是常沙娜初見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時的印象。從美國回到廣州後，此時正在故宮午門籌備“敦煌文物展覽”的常書鴻與女兒聯繫，要她馬上到北京協助。1951年4月，展覽籌備一切就緒。常沙娜又接到父親安排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接待梁林二人。

敦煌藝術同樣也是梁林夫婦二人的至愛，他們身體都不好，平時幾乎不出門，卻在那天呼哧呼哧地登上了高高的臺階，並堅持看完了整個展覽。二人一進展廳就驚呆了。常沙娜回憶，“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顫抖，林先生清秀蒼白的臉上竟泛起了紅暈，那種對敦煌藝術發自內心的癡情真是令人感動。”

第二天，常書鴻告訴女兒，二老希望她去清華大學做助教，在敦煌圖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常沙娜答應了。

對於這段經歷，她頗為感慨：在學歷都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忽然接到清華大學的聘任，非常意外，受寵若驚。直到現在，她還認為：如果不是在新中國剛成立那個百廢待興的特定年代，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二人破格推薦，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而這個意外機緣也改變了她的一生，她沒有繼續去中央美院學習、走繪畫的路，而是從此轉向工藝美術、藝術設計，並從事了藝術設計教育，而這條路一走就是一輩子。

那個年代，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原本主要依靠外銷的景泰藍，此時既不能出口，國內也沒有市場，整個行業一片愁雲慘霧。

林徽因雖身體不好，思維卻非常活躍敏捷。她想到：舊時景泰藍産品的圖案風格需要改造，像清末慈禧太后時代那種繁瑣雜亂的宮廷風格，不能代表中華民族傳統藝術的精華。我們要繼承的是本民族優良的傳統，而且不僅僅是傳承，還要發展出新時代的民族工藝，它們必須是民族的，也必須是今天的。作為北京的特種工藝，景泰藍要得到很好地發展，需利用傳統工藝技術，改進他們的功能、造型和裝飾設計，將陳設品轉化為日用品，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

1952年，在林徽因指導下，師生們為即將召開的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設計國禮。常沙娜設計了以敦煌隋代藻井圖案及和平鴿圖案為元素的頭巾、還有一款景泰藍盤子，同其他師生的作品一起，在各國代表間大受歡迎。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頂燈由常沙娜設計（圖片來自網路）

佛教藝術裝飾，運用到新中國工美事業當中去

“要借鑒民族傳統，

要探索創新中國建築藝術的新形式和新內容，

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

這是在設計人民大會堂期間周總理的指示，至今常沙娜都記憶猶新。

1953年，全國院係大調整，常沙娜被調離了清華大學，調入中央美術學院的實用美術系。1956年周總理親自批示，建立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正是以實用美術系的原本人馬為基礎。1958年，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獻禮，首都“十大建築”的設計任務就落在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頭上。

常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會堂組，而周總理更是親自指導了大會堂的設計，他説：“萬人大會堂是人民的會堂，臺上台下應該融為一體，要表現‘海天一色、渾然一體’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廂……”

常沙娜負責大會堂宴會廳的天頂裝飾設計，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非常完整實際的學習過程。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頂燈整體效果（圖片來自網路）

受敦煌藻井圖案啟發，她在天頂正中設計了一朵唐代風格的由花瓣構成的圓形浮雕大花。最初設計時，她只在裝飾性上下功夫，對於功能並未做太多考慮。建築設計院的工程師張镈提醒她，只設計花瓣不行，要把通風口及照明燈組合起來；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與燈光結合起來；光考慮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燈聯結起來……受到張镈的指導點撥，常沙娜最終的設計方案是將唐代的花飾圖案同通風、照明的功能以及不同的材質統一起來。它們既是天頂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十分巧妙地組合在富麗堂皇的敦煌風格圖案裏。

通過這一實踐，常沙娜真正體會到，藝術設計絕不是紙上談兵，必須將藝術形式同材料、工藝、功能相結合，必鬚髮揮集體的通力合作精神。

常沙娜設計了人民大會堂建築外立面的琉璃瓦門楣

除了宴會廳的天頂，她還設計了大會堂建築外立面的琉璃瓦門楣、臺階上花崗岩浮雕的須彌座圖案等。

在那個百廢待興的火紅年代，“十大建築”給了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個大展才華的空間，使他們迅速成長起來。

常沙娜回憶，“面對建築工程中諸多複雜的工藝和工程程式的制約，我在設計實踐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鍛鍊和學習，體會到自身掌握紮實基本功的重要性，領悟了集體力量的偉大，以及在整體合作中保持寬容和理節的必要性。‘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我們學習著，實踐著，體驗著，這一切都成為我後來成長中的重要信念和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