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趙宗福説：“崑崙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崑崙神話是中國古典神話的主體部分。”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位於西部的崑崙山高大巍峨，“其光熊熊，其氣魄魄”，掌握“不死之藥”的西王母居於其上。2025年，一處發現于青海省的石刻，讓崑崙文化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9月15日，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將發現于青海扎陵湖畔的一處刻石定名“尕日塘秦刻石”，從而給圍繞該石刻（此前媒體多稱之為“採藥崑崙石刻”）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據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介紹，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刻鑿壁面總長82釐米，最寬處33釐米，刻字區面積約0.16平方米，距地面約19釐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風格屬秦篆，保存較完整的文字資訊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採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裏”。用現代漢語解讀，刻石的文字內容為：秦始皇派五大夫去崑崙採藥，乘坐己卯日的車到這裡，計算來程約“二百五十”裏。
秦朝刻石，真耶？假耶？
尕日塘秦刻石位於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扎陵湖鄉卓讓村，地處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號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約200米。
扎陵湖，這個遠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湖泊，海拔約4300米，除了當地牧民，鮮有外人到來。很多人對扎陵湖的認知僅僅限于歷史課本上的一段記述——唐朝文成公主和親遠嫁，吐蕃讚普松讚幹布在柏海相迎。課本上對“柏海”的註釋為“今扎陵湖、鄂陵湖地區”。
然而，自2025年6月以來，扎陵湖這個地名不斷刷屏，為人所津津樂道。
事情的起源是，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仝濤研究員在《光明日報》刊發文章《實證古代“崑崙”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石刻》，認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一塊古代摩崖石刻題記，記載了秦始皇派遣官員及方士，到青海崑崙山深處採摘長生不老藥之事。
仝濤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於“崑崙”“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遣使向崑崙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當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內地使團之行，也實證了隋唐時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的環節。
崑崙、黃河源、秦始皇，每一個詞彙都有千鈞之重，更何況是它們的組合？於是，這個消息通過網路迅速傳播，一“石”激起千層浪。
很快，有學者在自媒體上宣稱：“採藥崑崙”石刻“一眼假”，一時間附和者眾，形成了“石刻為今人假造”的聲潮，即便如此，也有學者從各自的專業知識角度出發，認為“採藥崑崙”石刻確為秦人所刻。首次刊出石刻消息的《光明日報》則持續推出專版，刊發不同領域專家的爭鳴文章。
五年前青海學者已發現刻石
實際上，這一刻石早在5年前就已被發現，青海學者侯光良還將發現過程寫進了2023年4月出版的學術著作《崑崙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
侯光良是青海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2020年7月5日，他帶領的青海師範大學高原科學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團隊，在三江源國家公園黃河源區扎陵湖畔野外考察時，發現一塊自然岩石上刻有秦小篆文字。因石刻中的第一個字為“皇”，故侯光良將其稱為“黃河源頭的‘皇’字石刻”。“在海拔這樣高的高原腹地，發現秦小篆石刻，大大超出了我們已有的認知。”侯光良此後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
在書中，侯光良認為，根據其風化程度與字體風格來看，這是一處古代字刻遺存。他梳理了歷史上中原王朝與扎陵湖有關的歷史事件，包括西元641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進藏，松讚幹布率部在柏海（扎陵湖和鄂陵湖）相迎；元世祖命榮祿公都實往求河源；以及清朝康熙、乾隆年間幾次對黃河源頭的考察活動。
對於年代，當時，侯光良教授偏向於元代或者清代。他認為，從石刻的字體可以看出，刻石的人員有較高文化素養；扎陵湖海拔在4300米左右，高寒缺氧，自然條件惡劣，在古代要想乘車到達遠離中原地區的河源，非國家行為不能完成。元代和清代是國家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河源地區成為管轄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繪製地圖，或者派官員祭祀河神，都有可能刻石河源。而且，元代、清代盛行倣古風，用篆體字較多。侯光良認為，清政府組織河源考察的可能性更大。
由於《崑崙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是一部學術著作，出版後，書中披露的這一資訊並未引起廣泛關注。直到仝濤研究員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後，一石激起千層浪，河源崑崙刻石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侯光良教授看到文章後，認為仝濤研究員的看法更為精準，表示完全認同。
定名“尕日塘秦刻石”
仝濤的文章見報後，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6月8日，國家文物局致電青海省文物局，要求加強刻石現場保護措施。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高度重視，採取保護措施。瑪多縣人民政府協調公安機關和文旅、文物部門幹部職工，克服刻石所在地低溫缺氧、無電無通訊信號等條件限制，自6月9日起24小時現場值守，設置臨時性保護設施，並全程保障其後展開的兩次現場調查。
國家文物局多次召開專題辦公會，系統部署刻石調查研究與原址保護措施，致函青海省人民政府明確提出保護意見，督促調整周邊交通路線，並從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經費中，撥付“尕日塘秦刻石”搶救性保護經費98.85萬元，支援瑪多縣設置保護圍欄，建立臨時性看護用房，解決一線值守用水用電難題。
國家文物局迅速安排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建工作專班，調集石質文物保護、秦漢考古、古文字學和書法篆刻等領域專業人員集中科研攻關，于6月13日、7月15日兩次實地勘察，獲取了石刻本體與賦存環境等科學數據。組織多學科專家兩次召開論證會，多角度論證形成專家意見。經審慎研究，該刻石被認定為秦代刻石，並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
“尕日塘”為藏語，意為“往來歇息之平地”。這裡地處扎陵湖北岸臺地，湖濱平坦開闊，正值扎陵湖北岸東西通途間，東西兩側各有一條小河由北向南流入扎陵湖，提供了良好的飲水水源，適合紮營停留，其地貌與“尕日塘”藏語意十分相符。
回應質疑
此前，在對石刻真實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這些方面。
——對石刻文本的質疑。石刻中提到“廿六年三月己卯”，如果按此推算，彼時嬴政尚未稱帝，何來石刻中的“皇帝”之稱？
——石刻上的字體筆畫生硬，是否為利用現代設備所刻？
——刻石的石質為玄武岩，質地較軟，不適宜刻字的保存。
——扎陵湖地區海拔在4300米左右，平均溫度低，風化嚴重，但刻痕的風化程度與2200年的時間跨度不相符。
……
發佈會上，對這些問題一一予以了回應。
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司長鄧超説，刻石與湖濱坡地共同形成了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地質條件。經實驗室分析，刻石岩性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風化能力強。經高精度資訊增強技術，刻石文字可見明顯鑿刻痕跡，採用平口工具刻製，符合時代特徵。經礦物和金屬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現代合金工具鑿刻的可能。刻痕內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風化次生礦物，經歷了長期風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副院長李黎從專業記述的角度，給出了更為詳盡的解釋。例如，就廿六年秦始皇尚未稱帝，石刻上卻有“皇帝”字樣這一問題，李黎的回應是：經所採用的分析資訊增強處理後的筆畫，可見原釋讀為“廿”字的中間存在一豎，應釋為“卅”；原釋為“六”字左側豎向筆畫應為岩體剝落邊界，而非刻字筆畫，應釋為“七”。“廿六年”應為“卅七年”。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王進先介紹，刻石面向東南，受本地區主導風向（西北風）侵蝕較弱。刻石岩體與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觀，整體營造出山體擋風、水域調節微氣候的效果。
王進先説，專家們對刻石西南側湖濱灘地進行了高密度調查，發現有陶器殘片，證明該區域可能存在地下遺存。在刻石東北約2千米處，調查發現有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應存在石棺葬墓地。經梳理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在以刻石為中心的150千米（約合秦漢360里）範圍內，已發現舊石器時代、夏商周時期至近現代文物遺存共75處。以上已登記文物遺存與新發現文物遺存表明，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尕日塘刻石所處的扎陵湖區域應屬古代人類活動區域，並非人跡罕至。
王進先進一步説，現場考古調查結果顯示，從自然地貌、氣候環境條件、區域歷史文化背景等角度來看，扎陵湖地區具備出現秦代刻石遺存的條件。
矗立河源的秦刻石
鄧超説，“尕日塘秦刻石”是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刻石與扎陵湖關聯，形成文化景觀，整體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數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見於文獻記載，是我國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它矗立河源，補史之缺，意義重大，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鋻於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價值，國家文物局指導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門，已將刻石核定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視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保護管理，並將在第九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申報遴選中予以重點關注。文物部門將以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為基礎，圍繞扎陵湖、鄂陵湖區域，組織開展區域性考古調查，全面掌握周邊文物遺存分佈，努力取得更多新成果、新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