瀾滄江—湄公河奔涌向前，滋養著流域土地，承載著沿岸民眾對和平繁榮的共同追求。2015年，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簡稱“瀾湄合作”，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LMC)機制正式建立。
2025年，瀾湄合作邁入第十個年頭。十年來，瀾湄六國以包容性為根、平等協商為幹，在各領域生長出“多機制並存、功能互補”的繁茂枝葉，其超越單一議題的合作模式，成為全球區域合作的“金色標桿”。
從機制初創到多維協同的立體格局
十年來，瀾湄六國深化機制建設與政治互信，建立了包括領導人會議、外長會、高官會、聯合工作組會在內的多層次、寬領域合作架構，設立水資源、環境、執法安全等多個專業合作中心；中國與湄公河五國實現雙邊命運共同體全覆蓋，合作延伸至海洋、網路等領域。
經濟的互聯互通更是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國與湄公河五國貿易額從機制啟動初期的低位增至2024年的4370億美元，增長125%，中國對湄公河五國直接投資覆蓋能源、基建、製造業等領域；中老鐵路開通3年運貨超5000萬噸，覆蓋19個國家與地區，運輸商品種類從500余種擴展至3000余種；中越鐵路、金港高速穩步推進，雲南“智慧口岸”通過技術賦能與制度創新，成為瀾湄合作“硬聯通”與“軟聯通”並進的示範標桿。
瀾湄地區民間交往亦蓬勃發展，中國目前是越南、泰國等國的最大客源市場。2025年前兩個月，越南接待中國遊客95.6萬人次，同比增長77.8%。
此外，瀾湄六國聯合執法機製成功打造了“瀾湄樣板”，“平安瀾湄行動”重點打擊跨境網路賭博和電信詐騙，清除多個犯罪窩點，有力維護了瀾湄地區的社會安全。
從分散應對到系統治理的民生實效
瀾湄合作“因水而生”，針對跨流域水資源管理，六國共建多層級政策協調機制，成立水資源合作聯合工作組，制定《瀾湄水資源合作五年行動計劃》(2018-2022、2023-2027)並搭建資訊共用平臺，讓全流域治理有章可循。自2020年起，中國持續向湄公河國家提供瀾滄江全年水文數據，通過聯合防洪抗旱調度有效緩解下游旱澇災害。
同時，大量民生項目落地：“瀾湄甘泉行動”在寮國、柬埔寨等國建成60多處供水點，為超1萬人提供安全飲用水，入選全球減貧最佳案例；中國長江科學院聯合柬埔寨地方政府實施的俄勒塞村小流域綜合治理示範項目，解決40公頃果園旱季灌溉難題，並保障學校飲水，實現資源利用與民生改善雙贏。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瀾湄六國簽署《瀾滄江—湄公河環境合作戰略和行動框架(2023-2027)》，建立跨境生態合作平臺，聯合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並開展邊境巡邏；《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動計劃》設專章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開展邊境聯合巡邏。
具體實踐中，中國西雙版納與寮國北部劃定聯合保護區，開展種群追蹤和收容救護，2024年使亞洲象數量增至300余頭，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典範。中老兩國連續10年開展漁政聯合巡航，向瀾滄江—湄公河放流土著魚苗423.5萬尾以恢復流域水生資源。
從自發零散到系統協同的文明互鑒
在全球化背景下，瀾湄合作機制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通過制度賦能、資源整合和場景拓展，推動沿線國家文化交流從“自發零散”走向“系統協同”，從“精英互動”延伸至“民眾參與”，助力破解“文明衝突論”和“普世價值”的悖論。
長期互動中，各國增進理解，形成兼具區域共性與本土特色的文化融合，且已從“偶然互動”發展為“系統性共生”。比如，瀾湄六國僧侶通過瀾湄流域佛教交流會，推動“佛牙舍利赴緬泰供奉”等跨國宗教活動，形成“法乳同源、和合共生”的跨宗派共識；傣族—撣族—泰族等跨境民族共用相似文化元素，藏彝文化、高棉文化等在區域內交織，構建起獨特文化圖景。
藝術、宗教等文化領域的融合，既是瀾湄合作機製作用的體現，也強化了“瀾湄共同體”的文化認同，印證了不同文化能在互鑒中保個性、在融合中創價值，為區域合作築牢“民心基礎”。這種“和而不同”的模式，正是瀾湄合作最具生命力的所在。
從視覺敘事到情感共鳴的文化紐帶
瀾湄六國地理相近、文化同源，影像類文化交流(如電影、紀錄片、短視頻、攝影展等)憑藉“低政治敏感性、高情感滲透性”的特質，成為瀾湄合作的“潤滑劑”。它以“視覺敘事”打破語言和文字壁壘，打通“認知—情感—行動”通道，讓民眾從“看見彼此的生活”到“理解彼此的故事”，最終實現“攜手共創未來”。
短期來看，電影節展映、短視頻傳播等能拉近民心距離；長期則可依託合拍項目、技術共用與産業園建設，形成“創意—生産—傳播”全鏈條協同，為區域一體化注入可持續動能。
以瀾湄國際影像周為例，其通過來自六國的圖片、短視頻等作品，用鏡頭語言講述瀾湄流域的文明對話、生態故事與發展歷程，不僅拉近了民眾距離，也為深化六國在文化、環保、基建等領域的合作營造了良好氛圍，成為瀾湄合作中極具生命力的催化劑。
從遵循普遍規律到範式突破的治理方案
與多瑙河、尼羅河等跨國流域治理模式相比，瀾湄合作機制既有共通之處，更具獨特創新。
共性方面，三者均以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為核心，通過協議或機制協調用水與生態保護：多瑙河有《多瑙河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合作公約》，尼羅河有《尼羅河流域合作框架協議》，瀾湄則依靠全年數據共用與“瀾湄甘泉行動”應對旱澇；三者均將基建與經濟互補結合，如多瑙河借航運促進中歐貿易，尼羅河以農技助力糧食安全，瀾湄則靠中老鐵路、跨境電商構建産業鏈。
而瀾湄機制的獨特在於三重突破：一是“域內自主”，由六國自願發起，摒棄域外主導模式，各國平等共商規則，確保合作貼合自身需求；二是“超越單一”，突破多瑙河(側重航運環保)、尼羅河(聚焦水權爭端)局限，構建“三大支柱”框架並與東盟共同體建設深度對接；三是“包容共生”，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湄公河委員會(MRC)等機制“互補而非競爭”，填補空白，形成“多機制並存、功能互補”的合作生態。
可以説，瀾湄合作機制既遵循跨國流域治理的普遍規律，又將發展理念、文化認同與柔性治理熔于一爐，構建“經濟—社會—文化”三位一體治理體系，更注重以合作創造增量價值。這種範式創新不僅為跨國流域治理提供了新路徑，更為全球區域合作提供了可借鑒的“瀾湄方案”。(作者郭延軍，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簡介：
郭延軍，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中心研究員，外交學院國家安全學學科帶頭人，全球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學院“卓越領軍人才”。曾任東亞思想庫網路(10+3)、中國—東盟思想庫網路(10+1)和中日韓思想庫網路中方協調單位負責人。兼任中國亞太學會副秘書長兼常務理事、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家安全、東亞地區合作、中國-東盟關係、水外交、瀾湄水資源管理等。近年來主持相關領域國家和省部級課題30余項，在國內外核心或專業期刊發表論文多篇，出版專著和編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