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跡!毛烏素沙地治理——世界上最大面積的生態逆轉在這裡鋪開

發佈時間:2024-11-01 14:10:00丨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丨作者:光明日報調研組丨責任編輯:

很難相信,這曾經是不毛之地的毛烏素沙地!儘管已是秋日,樹、草均含著秋意,但是樟子松、花棒、駱駝刺、芨芨草、檸條、沙棘仍織出滿目的生機。

數據顯示:毛烏素沙地已八成染綠。2020年,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達93.24%,陜西綠色版圖向北推進400公里。

毛烏素、科爾沁、渾善達克、呼倫貝爾,被稱作四大沙地,分佈于內蒙古、陜西、遼寧、寧夏等地。毛烏素沙地治理成效最為顯著,其過程體現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理念和技術途徑迭代升級、引領世界荒漠化防治的最新成果。

2018年,聯合國治理荒漠化組織總幹事在參觀後盛讚:“毛烏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是一件值得全世界向中國致敬的事情!”

世界上最大面積的生態逆轉在這裡鋪開。

毛烏素是我國較早開展風沙治理的區域。70多年來,這裡的人們為了生存,與風沙進行著不懈的鬥爭。陜西榆林、內蒙古鄂爾多斯、寧夏靈武等地,都涌現出眾多的治沙英雄。人們為了保家園、保生存,不得不與風沙爭搶空間,或沙進人退,或戰沙謀綠。“有的老太太為了種活家門口的一棵樹,每天端著茶杯去澆!”回想當年與風沙抗爭的情景,當地群眾無不動容。

治沙英雄令人景仰。但在浩瀚的沙地面前,一人一鍬一杯水的作用太過有限。乾旱多風的氣候,讓這裡的樹木種植成本高得嚇人,而樹木的成活率卻低得難以置信。

要讓自家門前一棵樹變成西北中國一片林,需要更大的格局、更寬廣的視野和更為宏闊的戰略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告訴我們,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事關我國生態安全、事關強國建設、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韆鞦的崇高事業’。這就説明,防沙治沙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事情。”北京林業大學水土保持學院院長張宇清説。

70多年來,圍繞毛烏素沙地,至少已建有十四五個科研站所,其中包括不少博士後工作站。近10多年來,這裡更是群英會聚。在榆林、鄂爾多斯、鹽池這些西北小城,你可以看見很多國內知名高校的博士生在這裡工作。在陜西省治沙研究所(前身為榆林治沙綜合試驗站),一個數據令人難忘:這個不大的研究所,高峰時竟集合了來自20多個省份的科研人員。來自全國各地的土壤、林草等諸多方面的專家學者聚集於此,眾多國內大型企業向這裡匯集。除了當地各級政府和群眾積極投入防沙治沙之外,每年都有難以計數的個人來到毛烏素植樹種草。

最好的專家、最多的資源、最強的力量向西北聚攏,向風沙挑戰。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們的優勢。

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巴彥淖爾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時強調,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

毛烏素沙地,就是“牛鼻子”。它是我們防沙治沙的主戰場之一,是最新理念、最新手段的實驗田。

“進入新發展階段,堅持科學綠化、科學治沙,保護生態多樣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全面提升生態系統功能,既是生態系統恢復高品質發展的要求,也是迭代升級我國荒漠化防治理念和技術的途徑。”張宇清認為。

張宇清是在毛烏素以往治沙實踐基礎上得出的這一認知。

面對沙的步步緊逼,固沙,傳統上使用的是草方格。可是,草方格2至3年就會被流沙掩埋失效;種植的樹木需要人工澆灌,後期管理成本高、難度極大;向黃沙要綠、要水、要收成,本質上還是索取,這種狀態能保持多久?

新時代以來,毛烏素治沙追求的目標是人沙和諧,沙不侵害人,人不破壞沙。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劉鴻雁至今記得,自己第一次來到鄂爾多斯烏審旗的烏審召鎮那天,差點沒吃上午飯。

才下午1點左右,一條主街已是行人稀少,飯店都關門休息了。

師生一行四處亂轉,最終是一位好心的老人重新劈柴生火,給他們煮了一鍋麵條。

“那是本世紀初的事。那時候的鄂爾多斯,比現在的小縣城還差很多。”劉鴻雁説。

鄂爾多斯給他的第一印像是人少、冷清、風沙大。“車牌上沒有顏色,一問當地的司機,都説是風沙打的。”20多年前的景象,他至今記憶如新。

他特別指出,固沙植物的選育、砒砂岩和沙混合成可耕種土壤等一系列沙地治理成效,都是長期科研攻關的成果。

從1959年起,我國組建沙漠科考隊。經過不斷摸索,一大批先進理論和技術,在成功改造我國大片沙地面貌的同時,也為世界提供了中國治沙方案。

比如飛播造林。“飛播造林,就是用飛機播撒種子,速度快、成本低,可以顧及人跡罕至的惡劣環境和地形複雜的地區。”和飛播打了一輩子交道,陜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級工程師楊偉如數家珍,“1958年,所裏就開始試驗。老一輩專家漆建忠,帶著團隊紮在沙窩窩裏,歷時24年,總算找到制約飛播成效的物候和氣候規律,推出了12項配套技術。此後,飛播一飛沖天。如今,飛播總面積已超過1000萬公頃!”

比如植物選育。位於榆林的紅石峽沙地植物園,陜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史社強手撫著一棵粗壯的松樹説:“這就是‘沙地之星’樟子松!毛烏素原本沒有常綠喬木。老一輩專家研究了上百種樹種,才發現樟子松。60多年前,它從大興安嶺紅花爾基,跨越了2000多公里來到毛烏素。”

“我們對風沙治理的規律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中國農業大學土地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肖波説,“過去,我們還用過物理方法、化學方法去固沙,往沙漠裏噴藥、鋪瀝青,等等。現在這些手段都淘汰掉了,它們對環境的破壞太大了。”

近10多年來,毛烏素沙地治理成果越來越好,新一代科研工作者信心更足,幹勁更大。

張宇清給記者拿出一張“退化生態系統恢復的生物和非生物過程”示意圖:要把沙地恢復為沙質草原,最佳方案是人為適度干預下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先在裸沙上鋪設傳統的草方格用以固定流沙,再在草方格內種植適應性極強的灌草植物,之後進行嚴格的封育保護,以充裕的時空孕育大地的演化。這些最早種植的灌草植物被稱作“先鋒植物”,它們的作用是改善裸沙的土壤和小氣候條件,産生肥島效應和保育效應,促進局部環境的正向演替。

“先鋒植物”最終是要被淘汰的,但它們為後續生長的地帶性植物遮擋炎熱的陽光、阻擋風沙的侵襲、涵養更多的水分、改造更完善的土壤環境和生物系統。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後續植物存活下來,整塊沙地的水土環境和生物系統得以改造,並自然形成地表植被的多樣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如果條件好,甚至可以積水成灣、草木成林,引來灰鶴、紅嘴鴨,林地裏還有狐狸、刺猬、紅腹錦雞等,形成跨營養級的生物多樣性……

治沙的先行者們,就像那些最早種在沙地上的“先鋒植物”。他們撲向風沙,卻不是為了張揚自己的冠蓋;他們竭力伸展,只為探索通向未知的道路;他們以成功提供經驗,用失敗揭示教訓;他們甚至沒有“事了拂衣去”的瀟灑,只堅守“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

“毛烏素沙地治理的成功,是多種元素綜合、積累、深化、提高的結果!”劉鴻雁説。經濟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幾代治沙人的堅守與奉獻,終於讓風沙緩下步子,讓毛烏素生機勃發。

1949年,榆林沙化以每年125米的速度南移,每年向黃河輸送泥沙5億噸。那時的毛烏素,以每年5到7米的速度向西走,往黃河擠壓,每年向黃河輸送1億噸黃沙,相當於每分鐘7輛載重20噸黃沙的卡車駛入黃河。

今天,這些只是歷史!

“你現在再去鄂爾多斯看看,現代化的程度讓人吃驚!我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但他們一到鄂爾多斯,都感到這個城市乾淨、繁榮、宜居、現代化!”劉鴻雁説。

他又補上一句:“如果治不好風沙,還是過去那個樣子,GDP再高又有什麼用呢?”

在榆林定邊十里沙,站在自家被綠色團團圍攏的院子,治沙英雄石光銀説起變化停不下來:“以前‘三翻五種九不收’,現在洋芋蛋畝産上萬斤;以前‘風吹沙子走,抬腳不見蹤’,如今山水林田湖草沙立起來了……”院門外,25萬畝荒沙鹼灘,5300萬株喬灌木,連亙成百多裏“綠色長城”。治沙,不僅治了自個兒的窮,還帶著1500戶農民脫貧致富。

在寧夏哈巴湖自然保護區,夕照、湖泊、綠樹、老藤,不時驚起的水鳥,將保護區裝點得美輪美奐。“以前這裡儘是浮沙。”鹽池縣委書記王海寧話鋒一轉,“現在有水、有樹、有鳥兒。水是沙裏溢出來的,樹是一行行種的,鳥兒百十多種,天上地上你來我往。夏天可以來露營觀星,秋日這裡的胡楊美不勝收。”

在榆林,神木市林草局局長高繼強指著黃河説:“變化最大的還是黃河!這些年榆林南治土北治沙,年入黃河泥沙量大幅度降低。先前無定河從神木入黃,攜泥帶沙,讓人好不煩憂。再看如今的黃河水,清淩淩!”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産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有力助推著經濟建設。

據統計,2023年,鄂爾多斯城市環境優良天數317天,全年重度污染天數為零。與之對應,鄂爾多斯全年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50765元,同比增長5.1%。

“經濟社會的高品質發展給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更好的發展條件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國人民大學生態環境學院教授石磊説,“當然也對生態文明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二者的相互促進作用非常明顯。”

劉鴻雁等專家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毛烏素沙地治理的成效越來越顯著,這是一個加速的過程。”

站在寧夏鹽池王樂井鄉高地上,眼前是寬闊草地,白色風車一眾排開。不遠處,排排蹲坐的光伏板,在夕陽下耀動著藍色波浪。

王樂井鄉黨委書記郭曉瀾拿著圖紙“規劃”未來,棋路清晰。“紅綠古”已規劃完,就等著大展拳腳了:“紅呢,紅色旅遊,鹽池曾是陜甘寧邊區的經濟中心,紅色資源深厚;綠呢,有哈巴湖、十里瓜廊,一年四季遊人如織,民宿、農家樂遍地開花;古呢,古長城,看像一幅畫,聽像一首歌,‘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必須承認,毛烏素沙地治理這10多年的效果呈現是全部70多年艱苦探索的成果,是幾代治沙人不懈努力的結晶。在與風沙對抗、認識、相處、通會的過程中,我們的付出與回報,都是超預期的。

“到我們研究站來看看吧!”張宇清一次次地邀請記者,“我抓一把沙子,能給你講好多故事!”這位生長在鹽池、半輩子研究水土環境的漢子,一提到土地就滔滔不絕,“去地裏的次數多了,就知道對土壤有多熱愛!”

他喜歡課堂,那麼多學生看著他,聽他講土的脾氣,沙的性格,種子的倔強,假根、菌絲的纏綿——他更喜歡野外,那裏風是硬的,沙是活的,太陽光直射到眼睛裏,一切都是亮的。你把汗珠子甩給樹,甩給草,它就長一片葉、開一朵花,那是多麼真誠的回報!

在荒漠上,他曾經看到一株梭梭,獨自在烈日砂礫間放肆地張開一簇濃重的綠色。天高地闊,遠山成線,日影蒸騰,熱風撲面。梭梭樹渾然不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張宇清在本子上寫下兩行字:“獨樹映孤山,亂石走平川。世事枉思量,浮生宜自寬!”

蒼老的毛烏素,因為有這群年輕人的到來變“年輕”了。而當年的那群年輕人,卻隨著毛烏素變“年輕”變老了。肖波、劉鴻雁他們剛到這裡時,都是20歲上下的大學生。老師帶著他們,看最藍的天,摸滾燙的沙,踩著曬得幹幹的啪啪作響的草,在本子上記像沙粒一樣永遠記不完的數據。如今他們帶著自己的學生,同樣走在一片起伏的好像在呼吸的沙丘之間,天高地迥,沙海無垠。年輕人在沙子上撒野、唱歌,也有人向著天際沉默。

70多年了,我們改變了毛烏素,毛烏素也改變著我們。儘管你還有那麼多我們不知道的秘密,但是,我們真的更親近了。

“我們防治的是沙害,不是沙子。”劉鴻雁説,“沒有對大自然由衷的熱愛,就不會研究風沙水土一輩子。”

“我們的老師們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在西北搞這方面的研究。”肖波説,“幹我們這一行,不怕吃苦,也不能著急——比如一棵樟子松能活七八十年,在東北,活上二三百年也沒問題,這就遠遠超過了一個人的職業壽命。它對沙地會有什麼影響?這不是一兩代人就能説得清的。”

在沙區邊的那些科研工作站裏,記者看到了很多老照片。風華正茂的科研人員來了,在沙丘裏的工作開展起來了,沙地上有樹有草了,人的頭髮也白了。他們為天荒地老作鮮活的注解。這是人與自然共同的書寫,是唯有愛與堅持不可辜負的最好解讀。大漠的形成至少要幾千年,風沙與治沙者的相遇,不就是千年等一回的約定嗎?

今年暑期上半段,西北無雨,坡上的草幹得透透的,讓人心焦。誰知近秋時節連日陰雨,賀蘭山半坡凝翠、半山雲浮。走在鹽池站的實驗地裏,張宇清聽著腳下泥水滋滋地響,心裏暢快無比。一根細小的草芽鉤住了他的鞋帶,他彎下腰去解。明天就要回北京給學生們上課了,這草芽,莫不是不讓我走不成?挑開草芽,一顆露珠落在手指尖上。

熱愛是熾烈的,但科學卻需要冷靜。

對毛烏素,沒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決戰,也沒有一勞永逸的靈丹妙藥。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考察時,將防沙治沙比喻成“滾石上山的過程”,“稍有放鬆就會出現反覆”。

儘管毛烏素沙地治理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我們在採訪中,那些治沙人卻表現出少有的冷靜。

“沙地在自然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沙地治理成什麼樣才算成功?是否有精確的指標?”

在劉鴻雁看來,地帶性的植被是氣候決定的,只要消除危害,沙地治理就是成功的,不必追求植被全覆蓋。“最好的草原也有30%左右的裸露土地。至於毛烏素,植被全覆蓋是不可能的。”他舉例説,一些地方加大投入,一段時間內似乎在局地獲得成功,但成本太高,同時又形成了整體的退化,從長遠看顯然得不償失。“比如楊樹是速生樹種,靠高耗水量,短時間內可能給人帶來一片很好的景觀,但在沙地中它40年左右就會大面積死亡,有些地方出現幾十萬畝同時枯死的現象,這就是為什麼本世紀以來,大家都不再用楊樹作為主要綠化樹種的原因。同樣,樟子松也存在退化的問題。”

肖波、張宇清等人也都認為,沙漠、沙地“不可能根治”。但治沙是必須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學的前提下,用“基於自然的”或“近自然的”手段,讓原生的沙漠、沙地不再擴張,環境不再不斷惡化,風沙不再危害我們。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科技資訊研究所研究員王登舉認為,毛烏素治理體現了目標取向上的轉變,這一點至關重要。新時代的生態系統治理,要從單純追求量的擴展轉向追求生態系統品質和服務功能的整體提升,最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我們倡導精準化治沙,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宜沙則沙。”鄂爾多斯林草局副局長李海光説。對於多年紮根一線的治沙人來説,從容地講出“宜沙則沙”四個字是很不容易的。這不是對風沙的縱容,也不是對之前努力付出的否定,而是站在新起點上更為科學的認知,也是“久久為功”“滾石上山”的篤定與自信。

7月27日,劉鴻雁在“林水關係與多功能管理”論壇上作《半乾旱區以水定綠的關鍵問題》的報告。他圍繞“以什麼水定綠”“以水定什麼綠”等問題,詳細講述了近兩個小時。

“毛烏素各地降雨不同,地下水條件不一,種什麼,怎麼種,都需要經過科學審慎合理地規劃。”烏審旗黨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邊良在林業系統待過多年,深知做好“水文章”的重要性。

一步步走來,毛烏素探索出喬灌草等“幾位一體”的綠化模式,經過一段時間的保護,裸沙可以自然生成苔蘚,甚至生出結皮,對地表形成有效覆蓋,不起沙、不流沙,基本達到人工固沙的目的。

“地表有了保護層,溫度上升的速度降低一些,土壤水分保持得好一些,再加上沙子被固定住不流動,生物多樣性就會慢慢提升。”肖波説。

“毛烏素確實變綠了,但是這個綠是不穩固的,僅僅是剛走過用灌草等拴住流沙的初級階段。”陜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級工程師付廣軍説,“下一步要研究總結新的更好的治理技術和模式,引進優良樹種,提高林分品質,提質增效,讓脆弱的生態系統穩定下來。只有沙地植被的物種多樣性和豐富度都足夠高,毛烏素的綠色才可以穩定地延續下去。因此,毛烏素治沙應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向著系統性、整體性、科學性和多樣性的方向努力。”

毛烏素不只有沙,治沙人的眼中也不能只有沙,面對一個複雜的、多變的系統,人的思維也必須更週密、更複雜。王登舉認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具有突出的生態系統性、全面性和綜合性。只有從針對單一生態系統、單一要素的治理,轉向統籌多個生態系統、全部要素的綜合治理,達到多系統、多要素間的高度協同,治理成效才能穩固、可持續。因此,各類生態治理工程必須相互協調,切實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

此外,“未來,還要推動生態保護和民生改善良性迴圈,讓人能夠在沙裏淘金,安居樂業。一句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陜西省治沙研究所高級工程師施智寶補充道。

晚上10點多鐘,宋春陽關上燈,走出研究站的大門。

周圍是湛藍的一片。頭上星光燦爛。

是的,荒漠的夜晚沒有黑暗。群星的光華讓大地呈現出藍幽幽的神秘色彩,置身其間,身輕似羽,側耳細聽,風搖草翕。宋春陽覺得,她面對的是一片藍海。

本科時,她是北京林業大學“梁希實驗班”的學生。

沙地治理,梁希先生是先驅。1949年9月,新中國初創在即,百廢待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他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設立林墾部,“替河山裝成錦繡,把國土繪成丹青”。周恩來總理採納了他的建議,並邀請他出任新中國第一任林墾部部長,梁先生以9字回復:“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他把自己生命中的最後10年獻給新中國林業建設。北京林業大學“梁希實驗班”即以梁希先生命名,躋身其間的學子皆品學兼優。

“看到現在的沙泉灣,梁希先生會滿意嗎?”宋春陽忍不住問自己。

她想,先生肯定會滿意現在的沙泉灣,因為它太美了。但先生是不會滿足的,沙泉灣太小了,不過3萬畝土地。那麼,毛烏素呢?毛烏素的綠色蝶變是否令人滿意?答案是一樣的。

偉大的事業,以艱苦作注,比漫長更長。

(調研組成員:蔡闖、周迅、吳曉傑、尚文超、肖人夫、高平、張哲浩、王建宏、楊雪丹、劉宇航、張文攀、王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