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闊壯美的三江源頭、神秘莫測的熱帶雨林、歷史厚重的武夷山、生機勃發的大熊貓和東北虎豹等野生動物……伴隨著我國首批國家公園的穩步建設發展，社會公眾對走進、了解國家公園的渴望愈發強烈。
《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明確，我國以實現國家所有、全民共用、世代傳承為目標，構建統一規範高效的中國特色國家公園體制，建立分類科學、保護有力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如何理解國家公園的全民共用“屬性”？我國國家公園在全民共用領域取得了哪些進展？就相關問題，《中國綠色時報》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教授楊銳。
記者：您如何理解國家公園以“全民共用”為建設目標？
楊銳：“全民共用”是中國式現代化國家公園治理的必然要求，是“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在國家公園領域的具體體現，是人民群眾不斷提升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改革成果。因此，全民共用是中國國家公園的核心發展目標之一。
深入理解“全民共用”，必須辯證把握“保護與遊憩利用”“獲得與付出”之間的關係。“生態保護第一、國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是國家公園三大理念，是國家公園建設的三大基石。其中，“生態保護第一”和“全民公益性”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統一的關係，而不是對抗和割裂的關係。佔國土面積約10%的國家公園是一片片巨大的“凈土”，將源源不斷産生潔凈的空氣、乾淨的水源，並且是適宜氣候的穩定器。因此，“生態保護第一”本身就是最大的“全民公益性”。空氣、水和氣候相對來説是最公平的，因此實行“生態保護第一”的國家公園也是最公平的、為全民所共用的生態公共産品。
説到“共用”，我們經常把它簡單理解為“遊憩利用”，而忘記了“付出”本身也是一種“獲得”，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幸福”。共用不僅應被理解為“遊憩利用”，也意味著為國家公園、為社會、為生態環境的“志願付出”，而國家公園志願者制度將為這種“志願付出”提供條件。
需要強調的是，“全民共用”中的“共”字意味著國家公園是每一個人的國家公園，是每一代中國人的國家公園。不分民族、不論收入和社會地位，中國國家公園是14億多國人和中華民族子孫後代共同的生態、物質和精神“樂園”。
記者：首批國家公園設立近3年來，您認為，我國國家公園在實現“全民共用”方面有哪些進展，又有哪些問題？實現“全民共用”應注意什麼？
楊銳：如果説“全民共用”包括了“國民生態受益”與“國民遊憩/志願付出”兩個方面，那麼近3年來，在國民生態受益方面的進展和成績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隨著世界上最大國家公園體系的逐步建成，約佔10%國土面積的國家公園一定會在減緩氣候變化、提高生物多樣性、增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從而讓全體國民因國家公園的生態受益越來越大。
近3年來，國家公園在“國民遊憩/志願付出”方面的進展相對較為緩慢。其中原因主要是，既然“生態保護第一”作為“第一位”的目標，它便擁有最高等級的工作優先度，也是國家公園一切工作的基礎和基石。在“生態保護第一”已經能夠在認識和制度層面基本落實的情況下，下一步，需要大力推動國家公園高品質生態遊憩、環境教育和自然體驗方面的工作。需要強調的是，“全民共用”要求上述活動作為國民福利而非旅遊産業開展，是老百姓可承受的、普惠的，而不是價格昂貴的、只為少數人服務的高端旅遊産品。
記者：在國家公園全民共用方面，您有具體的經歷嗎？
楊銳：我個人之所以下決心從事國家公園的研究，和“全民共用”有著莫大的關係。本科階段我學的是建築設計，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的是城市規劃。從改革開放到新冠疫情前，中國正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快速和最大規模的城市化，因此這兩個專業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炙手可熱。從事這兩個行業，個人收入也相當可觀。
但如今我下決心放棄這兩個熱門專業，坐上自然保護和國家公園的“冷板凳”，源於2002年的一次難忘經歷。那年秋天，我受邀帶領團隊考察雲南梅裏雪山。我們和幾名藏族同胞一起，從海拔1900米的幹熱河谷，騎馬攀登到海拔大約4900米的説拉埡口。登山途中，陸續經過需要四五個人才能環抱樹榦的原始紅豆杉林，開滿黃色、紫色和白色野花的高山草甸，五彩斑斕的高山流石灘，荒涼、沉寂的高山荒漠，最後抵達白雪皚皚的埡口。這一路上的景色讓我這個城市蝸居者心曠神怡，驚嘆連連。
沒想到更精彩的體驗卻來自下山途中。我們帶著攀登雪山成功後的喜悅和疲憊下撤到宿營地時，漫天繁星，似乎觸手可及。搭完帳篷，倒頭就進入從未有過的沉睡當中。早上隨著清脆的鳥鳴醒來，我走出帳篷、走向自然。仿佛一剎那，我進入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狀態，似乎忘記了時間、空間甚至我自己，似乎完全被凜冽的空氣融化了。這種不期而遇的體驗是我從未經歷過的，從未體驗到的真、從未體驗到的善、從未體驗到的美，那一刻是如此的鮮活美妙和不可思議。
我希望更多人，希望所有國人、同胞都有機會體驗和感受真善美融為一體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我下定決心一輩子從事自然保護事業，下定決心研究中國國家公園，下決心為“每個人的國家公園”盡心盡力。
記者：在您對國外國家公園的考察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全民共用故事是什麼？
楊銳：説到國外國家公園的“全民共用”，我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了解到，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在歷年的政府機構公眾評價中幾乎總是排名第一。今年6月17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環境學院院長Divid Ackerly教授訪華時，提供了美國國家公園年訪客的最新數字，2023年竟然達到了3.12億人次，而2023年美國人口規模也僅為3.33億，由此可見美國國家公園廣受歡迎的程度。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去年我在紐西蘭訪問時，有一天傍晚約定與紐西蘭保護部高級官員Lou Sanson先生會面。他在紐西蘭保護部工作了幾乎一輩子，2013年至2021年擔任保護部總幹事。令我驚異的是，見面時他一身工裝，身上還沾了不少泥土。他先是對這身裝束表達了歉意，解釋説這一天是他到Aspiring國家公園做志願者的日子，具體工作是捕捉外來物種負鼠，而且很自豪地告訴我今天他捕捉了4隻負鼠。我問他一週會做幾天志願者，他説退休後，他就登記成為國家公園志願者，一週會做4天的志願者工作。我問他身邊的志願者多嗎，他説非常多，因為很多紐西蘭國民都認為，國家公園的美是大家共用的，責任也是需要共同承擔的。他還告訴我，做志願者，是一件很有成就感和滿足感的事情，也是很愉悅的一件事。雖然累，但一點都不覺得苦。
記者：國家公園是留給子孫後代珍貴的自然資産，那麼您認為，每一位國民尤其是我們的兒童、青少年能從國家公園中獲得什麼呢？
楊銳：馮友蘭先生曾將人生分為依次升高的四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是我們與動物所共用的五感境界，“功利”是“利己”境界，道德是超越“利己”的“利他”境界，“天地”是“忘我”的精神境界。
我希望，在中國國家公園中，每一位國民尤其是兒童、青少年能夠在他們人生的某一個時間點完整體驗這四種境界。（文：黃山、周語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