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耀眼的金銀文明

　　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出土的匈奴金冠

契丹金銀器

　　科左中旗出土的金瑞獸，具有濃郁的鮮卑民族特色

　　金銀器在古代社會多為皇家和上層貴族所擁有，常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凝聚著民族文化的精髓。內蒙古地區盛産黃金，自古就有用金銀打造飾品的傳統。但由於種種原因，人們慣以為遊牧民族的金銀多為與中原地區交換而得來，草原上金銀器發展較晚而且程度不高。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草原金銀文明的曙光——匈奴金銀器
　　“草原上的金銀器，是在青銅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自然出現的，我國有據可考最早的金器産生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後來在草原上大展宏圖的匈奴、東胡、鮮卑和契丹等幾個民族把草原金銀文明發揚光大。”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翟禹在與記者聊天時這樣説過。
　　據出土的文物考證，草原上的金銀器出現于春秋末期。1972年，當時的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出土了一件彈簧式金耳環，據推斷時間為春秋末到戰國早期。同年，杭錦旗阿魯柴登墓葬出土了218件金銀器，其中就有著名的鷹頂金冠飾，還有虎咬牛紋金帶扣、虎形金綴飾、鷹形金綴飾、金虎頭、虎頭形銀飾等，據考古推斷這些金銀器為戰國晚期的作品。這是有據可考的草原上最早出現的金銀器，然而還存在這樣一個合理的推斷:這些出土的金銀器可考時間雖約為戰國時期，但其工藝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按照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推斷，在此之前草原上的金銀器製作必然經歷了一段較長時間的發展。據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草原上的金銀器文明始於更久以前?是否與中原地區出現金銀器的時間相差無幾?我們期待著更多的證據。
　　據目前出土的金銀器推斷，戰國時期為匈奴金銀器的鼎盛時期，金銀器出土的數量及動物裝飾種類非常豐富。匈奴墓出土的金銀器，時代主要為戰國到東漢時期，這一階段金銀器的用途基本是裝飾品、兵器飾件、馬飾具和生活器皿四大類，其中裝飾品的數量、種類佔大多數。內蒙古博物院研究員趙愛軍介紹説:“匈奴金銀器以動物間咬鬥、爭鬥為題材的裝飾，代表著一種時尚。寫實性很強，用立雕、圓雕、浮雕來表現具體動物形象。複合動物圖案是匈奴民族金銀器裝飾的顯著特徵，常以動物間廝咬場面出現，充分反映了草原上動物間弱肉強食的生活情景。”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匈奴阿魯柴登墓葬出土的金銀飾品，與同時期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地區斯基泰人的金飾品造型、工藝相近，這説明戰國時期匈奴對外文化交流已很頻繁。”翟禹説。
　　到東漢時期，匈奴金銀器數量比戰國時期減少，仍以裝飾品為多，所表現的動物種類有虎、怪獸、馬、羊、鹿等。西漢以後，由於匈奴與漢和親，漢文化滲入比較多，金銀器出現了銀筒、銀匙等生活用具。裝飾品上的紋飾，也講求和祥氣氛，反映了匈奴金銀器的時代特徵。在工藝上，已由淺浮雕發展為高浮雕，透雕技法已開始使用，匈奴金銀器成熟發展起來。“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看，匈奴金銀器作為北方草原地區民族文化的精髓，以當時草原生活中常見的動物為裝飾題材，是匈奴民族生活的真實寫照。”翟禹認為。

　　多文化交融的鮮卑金銀器
　　草原上另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民族鮮卑出現于東漢時期，其金銀器受匈奴文化和漢文化的雙重影響，紋飾雖亦多為草原上常見的動物，佈局則講究規劃整齊。至兩晉南北朝時期，鮮卑金銀器除流行瑞獸紋外，在類別上也出現少量的生活器皿，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西方(波斯等)舶來品。
　　早期鮮卑與匈奴接壤雜處，金銀器用途和種類與匈奴遺物也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裝飾為主，有異於中原農耕文化金銀器。匈奴民族的金銀器依目前的研究狀況，大體可歸納出以下特徵:動物題材豐富，經常出現動物咬鬥的場面，內容繁雜，場面激烈;虎的形象備受重視;器物造型和動物形體經常結合，有些以動物的輪廓直接作為器物的造型;金銀裝飾製作非常精細，不僅用錘揲技術製造出浮雕效果的器物，還熟練地運用了鏨刻、掐絲及鑲嵌等工藝。匈奴人金銀器的特徵被鮮卑金銀器繼承和發揚。
　　鮮卑族金銀器最重要的是1956年在烏蘭察布盟(今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小壩子灘沙虎子溝出土的一批。其中“晉鮮卑歸義侯”金印、“晉烏丸歸義侯”金印和“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均為駝印，工藝精湛。墓內還發現多件具有鮮卑特點的金牌飾，有長9.5釐米的獸形金牌飾，高4.1釐米的鑲嵌雜寶石獸形金飾件，長9釐米的獸形金飾件，高3釐米的獸形飾金戒指，還有金耳墜。捶揲的金牌飾，顯示了鮮卑與匈奴文化的聯繫;以狼、狐和馬紋為主要題材的牌飾，反映了鮮卑的民族特色。
　　“拓跋部通常被當作鮮卑的代表，拓跋鮮卑的金器中牌飾雖然與匈奴文化有相似之處或受其影響，但製作上透雕鏤空的方法更突出，裝飾紋樣有區別，流行鹿紋，馬紋也多見。與此同時也發現不少鹿紋和馬紋的銅牌飾，同樣的裝飾在不同材質的器物上普遍出現，樣式又接近，顯然反映著同一種文化特徵。”翟禹説。
　　鮮卑金銀器部分還帶有中原文化特徵，扎賚諾爾及其他較早的拓跋鮮卑墓群就出土過東漢銅鏡及織物，應該是南方製造的器物，可見不僅是中原文化，遙遠的南方也直接或間接地與鮮卑人有往來聯繫。作為連接與西方、中原的紐帶，鮮卑民族不只被動地接受外來文化，也輸出和傳播自身文化，南北朝以後中原和南方錘揲技術普及，多少也與受鮮卑金銀器工藝技術的影響有關。搖葉裝飾無論發明于哪個民族和地區，在鮮卑系統的金銀器中得到發揚是事實，而且朝鮮半島和日本也有發現，反映了這一時期歐亞直到海東地區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互動。

　　古代草原金銀器的鼎盛時期——契丹金銀器
　　目前出土的契丹金銀器多為契丹貴族使用的冠帶佩飾、馬具、飲食器皿、首飾、符牌及葬具之類。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契丹金銀器主要發現于內蒙古、吉林、遼寧、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區，以其精緻的製作工藝和繁多的種類，標誌著古代北方草原地區金銀器發展達到鼎盛時期。契丹金銀器的種類從用途上分飲食器、粧洗器、裝飾品、鞍馬具、殯葬器、宗教用具和日雜器等七大類。飲食器中的碗、盤、杯、盞托、壺、箸、匙等是契丹金銀器最常見的器型;粧洗器有盆、盒、荷包等，造型、紋飾豐富多樣。裝飾品包括冠、簪、鐲、耳墜、戒指、帶飾、佩飾等，數量較多，姿彩紛呈。鞍馬具是契丹金銀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紋飾繁縟，工藝精湛，時稱天下第一。
　　契丹金銀器以1986年出自通遼市奈曼旗遼開泰七年(西元1018年)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者為最精緻豐富，有金面具、鎏金銀冠、金花銀靴等組成的殯葬服飾及鏨花金戒指、纏枝花紋金鐲、鎏金銀勺與馬具等。其次是1954年出土于赤峰市的遼駙馬贈衛國王墓的大批金銀馬具、帶飾和鎏金龍紋銀碗、銀高足杯、金絲織物等。出土于巴林右旗遼代窖藏的柳鬥形銀盃、海棠形鏨花銀盤、二十五瓣蓮花口銀盃、荷葉敞口銀盃等，均為具有代表性的契丹金銀器。
　　契丹金銀器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馬具、帶飾居多，金銀器皿較少。用大量馬具、帶飾殉葬，標誌著契丹族善於騎射的強悍性格。遼代帝王凡授大臣爵秩，也“皆賜錦袍、金帶、白馬、金飾鞍勒”。再如馬上攜帶的雞冠壺等，也是契丹族特有之物。但其中明顯受到宋式金銀器影響者也不乏其例，如出自巴林右旗泡子營遼代窖藏的復瓣仰蓮紋銀盃、二十五瓣蓮花口銀盃等，均具有宋式金銀器的風格特徵。
　　契丹金銀器製作工藝繼承了唐和五代傳統技法，吸收了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鄰民族的文化，並與本民族的傳統風格融合一體，形成了新的特色。製作工藝多采用鈑金、澆鑄、焊接、捶揲、鏨花、鎏金、鑲嵌等盛行於唐和五代的傳統技法，根據契丹族的遊牧生活習俗，設計和製作所需要的各種器形，裝飾圖案多模倣唐代流行的團花格式，以龍、鳳、鹿、魚、寶相、牡丹、忍冬、聯珠與纏枝花卉等紋飾為主。如赤峰市郊窖藏的遼代鎏金鏨花銀雞冠壺，腹部鏨刻的鹿紋形像，姿態即與唐代的金花鹿紋銀盤的表現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則倣照遊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壺形製作。
　　“契丹金銀器是中國古代金銀器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契丹貴族的奢華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間的交融。契丹金銀器工藝美術特色，是與悠遠的草原民族傳統和生活習俗緊密相關的。契丹金銀工藝繼承了唐代傳統，又受到了來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響，並根據本民族的生活習性而創造了極富民族特徵的金銀工藝，是我國北方大草原上古代金銀器文明的鼎盛時期。”翟禹説。
　　自元代以後，北方金銀製品繼續得到發展，但無論造型紋飾或藝術風格，均已經深深烙上漢族文化的印記。